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佩戴红卫兵袖章，在北京城楼首次检阅红卫兵（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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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摘自《芙蓉国》，柯云路 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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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文革”初期毛泽东给江青写的信，是指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韶山滴水洞写给江青的一封长信。毛泽东写好这封信后，先给周恩来、王任重二人看过，由周恩来转交给在上海的江青，江青看过后又由周恩来带此信到大连，交给在那里的林彪看过。毛泽东一生给私人写信，从没有这样长过。这封信本质上并不是一封私人信件，而是他表达政见的一种特殊方式，是他对中国政治形势估计的必然结果。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把他对别人不能说、也不好说的话，以及他内心的隐忧，都写了出来……毛泽东写这封信的根本目的，是把已经形成的“文化大革命”的思路告诉江青，鼓励她放手搞“文革”，同时也告诉江青等人，他不赞成某些“左派”（主要指林彪）的一些做法，与某些“左派”是有界限的。

毛泽东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抽着烟，一言不发地听着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汇报北京的运动情况。今天是1966年7月18日，他刚刚从武汉飞抵北京。当人们问他是否需要休息一下时，他摇了摇头，让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立刻来他在中南海的住处。此刻，看着一屋子团团围坐的部下们，他有着非常从容而又沉稳的心态。一个大政治家并不需要频频出击，需要的是抓住真正的时机做出有力的行为。

掌握政权到了这个年龄，他尤其显得深思熟虑游刃有余了。

康生眼镜后面那张瘦而多皱的脸，张春桥眼镜后面那张颧骨凸起两颊下陷的脸，江青黑眉眼镜后面那张目光闪烁的脸，陈伯达眼镜后面那张有点浮肿的短脸，姚文元那张惟一没戴眼镜的圆圆的胖脸，此刻都恭恭敬敬地向着他。他们在汇报北京大专院校及中等学校学生反工作组和工作组镇压学生的情况。江青的话最多，其次是张春桥和康生，陈伯达话不多，姚文元话最少。无论话多话少，这些围拢在他身边的人都像一个忠诚的战斗小组。

隔着缭绕的烟雾，他们的目光都在小心谨慎地观察他的表情，等待他的反应。这样略皱着眉沉默不语地听着这些如临大敌的汇报，他有一种特别从容的好心态。事情到了这一步反而好做文章了。偶尔他也会问一两个细节，譬如北京反工作组的学生中有多少人被打成反革命？江青看了看手中的材料，立刻回答道：“仅仅二十四所重点大专院校，就有一万多学生被打成反革命，有将近三万人遭到不同性质的批斗。”

毛泽东抽着烟背靠着沙发很舒展地坐着，继续听着汇报，

一位工作人员走到身边低声请示：“刘少奇同志来了，他想向您汇报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江青等人此时都停下汇报，目光一动不动地看着他。毛泽东抬起手用手背轻轻向外摆了摆。这位身材高挑的工作人员是他贴身的小护士，叫李秀芝，一个连江青也不敢轻视的年轻女性，她点点头轻声说道：“我就说您休息了。”毛泽东略抬眼看了看她，没有表示反对。李秀芝步履轻捷地走出客厅，去做安排了。

汇报还在进行，毛泽东却在心头浮现出一丝隐隐的冷蔑。眼前浮现出刘少奇那不阴不阳让他看着不顺眼的面孔，同时过眼云烟般掠过一些可以称之为历史性的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