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人民日报 》（ 2017年12月16日   04 版）

　　留在国外实验室，每月收入有两万元；学成回国，当时农科院的工资不过百余元。继续搞基础科研，在分子生物学领域已得风气之先，出成果指日可待；转向猪病临床诊断，实验室条件落后，还须长期与恶臭难忍的病死猪打交道。

　　面对这样差别悬殊的选项，浙江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王一成作出了出人意料的决定。了解王一成的事越多，越懂得他为何如此选择。

　　海外归来显赤诚

　　1988年，王一成到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兽医学院做访问学者，成绩出色。学院几次提出希望他留下，他回绝了。一年半后王一成如期回国。

　　1997年，王一成赴美国阿肯色医科大学学习分子生物学技术。他做的“冠状病毒RNA转录机理”课题研究，在病毒学领域国际顶尖杂志上发表了两篇高质量论文。当时学校为了挽留王一成，为他的妻子、儿子都办了三年签证。

　　妻子问他是否动心，王一成答道：“从个人的角度，美国这边实验室条件好、起点高，很容易出成果。但是，我们国家的生物科技与美国差距还很大，我该为国效力。”

　　带着满腔赤诚，王一成回国了。浙江大学教授、动物科学学院原副院长方维焕说，当时国内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王一成带回的技术对国内开展兽医生物技术研究具有引领作用。

　　为了改善科研条件、提高诊疗水平，王一成费尽心力。从试验场、公共实验室的规划设计、施工监督，到每台仪器的招标采购、日常维护，都倾注了他的智慧和汗水。为了能将国外先进的基因工程疫苗应用于防治猪常见病和多见病，他因陋就简，深入研究，终于在抗猪大肠杆菌基因工程疫苗、重组猪干扰素等方面获得突破性进展。

　　奔赴农科主战场

　　前些年，浙江省内连续暴发较大猪病疫情，养殖户损失惨重，养殖户迫切需要农业科技指导生产，农业科研压力倍增。而畜牧兽医研究却因缺乏实验基地与基础数据，无法提供有力保障。为了破解难题，做了近20年基础研究的王一成，决定向猪病临床诊断转型。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还真不敢相信，喝过洋墨水、平时手握试管的王老师，能干得了这样的粗活。”畜牧兽医研究所的李军星博士清晰记得，2009年夏天入职不久，头一回跟着王一成去猪场时的情形：他开了几小时车来到一家偏僻的猪场，径直跨进猪栏挑选病猪，现场屠宰、解剖取样，没有电风扇，只有让人眩晕的恶臭和高温。

　　王一成经常教导年轻科研人员：“农业科学就是要为生产服务、为基层服务、为那些不懂技术的农民服务。”

　　“王一成研究的所有问题都是从生产实际中发掘的，养殖场遇到什么问题，他就研究解决什么问题。”省农业厅兽医专家顾小根说，王一成是公认的“浙江猪病防控第一人”，率先运用分子生物学技术开展猪病临床诊断。他还乐于促进科研成果共享，让这项技术在家禽、兔、牛等疾病检测中得以广泛应用。

　　疫情就是冲锋号

　　养殖场一般都位于偏远农村、山区，王一成总是亲自驾车、解剖、取样，当地养殖户习惯称他为“亲差大夫”。

　　每当疫情警报响起，养殖农户有紧急求助，王一成从不拒绝。1999年的最后一个晚上，杭州下沙一家养殖场突发严重疫情，有病毒扩散的危险。那晚寒风刺骨，王一成在猪圈忙到凌晨两点。多年后，同事们才偶然知道，那个千禧之夜，也是王一成的42岁生日，父母妻儿早早备好了生日蛋糕等他回家团圆。

　　2012年春节前，温岭养殖户林金法的生猪出现连续死亡。每耽误一天就多损失几万元，林金法撑不住了，除夕夜硬着头皮给王一成打电话求救。大年初一清早，王一成如约出现在养殖场。

　　“隔天的病死猪，通体发黑、肚子胀得滚圆，大冬天都臭气熏天，我们养猪人也不敢动刀。”林金法记得清楚，王一成穿好防护服，一把拖出一头百来斤重的病死猪，戴上老花镜，一刀下去，埋头解剖。一连解剖十来头病死猪，终于准确锁定了病因。

　　2004年，上虞一位养殖户意外去世，20岁出头的阮张峰接手父亲留下的养殖场，也接下了600多万元欠款。偏偏此时疫病暴发，每天有大批生猪病死，养殖场眼看撑不下去。“天都要塌了的时候，是王老师拉了我一把。”知道阮张峰毫无养殖经验，王一成每周都来实地指导，直到猪场经营恢复正常。

　　这么多年来，养殖户送来的诊断费、土特产，王一成一概回绝。他开着私家车跑养殖场，近20年里总行程超过60万公里，过路费从没向单位报销过。浙江省农科院党委书记汤勇动情地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王一成为科研事业奉献，为浙江大地万千猪农服务，是真正的往实里走、往深里走、往心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