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巍峙与妻子王昆及小儿子周八月（资料图） 

本文原载于《三联生活周刊》，原文标题为“‘革命家庭’的总理记忆”

即使在周恩来逝世30年后的今天，提起当年的总理，从延安一路相伴的夫妻（89岁的前文化部代部长周巍峙与80岁的歌唱家王昆）仍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他是一个那样亲切的人，自然会勾起中国文人‘士为知己者死’的相知。”而在“文革”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总理成了拯救个人前途和国家命运唯一的希望，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他的骤然离世，让几陷绝望的人们“觉得天一下子塌了！”

他们的大儿子周七月，因为对当时形势不满，带着“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和“叛国”的罪名坐牢九年半，两次被判死刑。1976年1月8日晚上19点多，当“新闻联播”里哀乐响起，正在河北衡水劳改队的周七月感觉当头棒喝，“完了，全完了，国家也完了，我也完了”。

隔了几十年的光阴望回去，这个典型的“红色家庭”，两代人，有着关于周总理的不同情感与记忆……

那种“士为知己者死”的相知

1976年1月9日，北京医院的小会议室里，接到通知的干部们排队来向周总理遗体告别。由于“四人帮”控制着不能扩大周总理逝世的影响，安静的队伍慢慢向前移动，从小会议室一直排到医院门口。周巍峙与王昆的小儿子周八月则在医院门口，哭着求警卫放他进去，最后看一眼自己的“周伯伯”。头一天，当街上哀乐开始盘旋的时候，正在家里的周巍峙和王昆夫妇抱头痛哭。总理病重的消息一直对老百姓严格保密，周巍峙夫妇通过朋友得知总理身体不好，“虽然有精神准备，但是一听到哀乐，那种悲伤的情感止不住啊”。

到了遗体前一看，总理“脸是黑的，满脸老人斑，那么瘦”，周巍峙说他双腿一下子软了，“总理他走得这样惨，过去他跟我们讲了那么多豪情壮志，现在都没了。我想，若不是‘文革’，总理不会走得这么快”。王昆则说她在总理逝世时哭了一个星期，“造反派也知道我哭得最伤心，天塌下来了，这一辈子也还不了清白了”。

看着形容枯槁的遗体，周巍峙不由得想起了第一次见到周恩来的样子，“两个对比太强烈了，那种儒雅和潇洒，让人不由得不亲近他”。

那是在1938年9～10月间，周恩来在太原商议抗战大计，曾做过李公朴秘书的周巍峙也从上海转移到太原。在上海参加救亡运动时，周巍峙听到过关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宣传，“不过都是毛、周被扭曲的形象”。李公朴与山西军阀阎锡山那时共同办了“全民通讯社”，一共只有两个工作人员，周巍峙就负责与八路军在太原的办事处联系。“一次我去‘八办’，看到一个干部模样的人，站在防空洞上指挥大家转移进洞，避免敌人炮弹袭击。别人告诉我，这就是周副主席。当时我还暗暗纳闷，这就是‘大胡子’周副主席，胡子还没有蓄起来啊。”

不久太原形势告急，周恩来给各界干部做“武装保卫山西”的动员，一开口，“同志们啊——”，身为苏北人的周巍峙就被乡音感染了，“一下子情感上靠得很近”，“讲话时的那种激昂全是真情实感，非常有吸引力”。

一直做文艺工作的周巍峙真正与周恩来有近距离接触，是在1944年。前几年，已经加入八路军的周巍峙带领西北战地服务团在前线演出宣传，人们熟悉的诗人田间、作曲家李劫夫、电影导演凌子风、电影演员陈强都是“西战团”成员。在重庆领导抗日斗争的周恩来偶尔回延安进行汇报。等到1944年“西战团”回延安，毛泽东、周恩来经常和大家一起聊天，偶尔也一起跳舞。周恩来对话剧很有兴趣，常和周巍峙他们一起讨论剧本。“他在窑洞前坐个小凳，戴上眼镜就翻剧本”，和大家面对面接触时，“感觉他对人很诚恳，有什么说什么，在他面前完全没有拘束”。

13岁时在家乡河北唐县参加妇救会的王昆，因为一副好嗓子，1939年被吸收进“西战团”。1944年在延安，活泼的小姑娘王昆到组织部去玩，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正和彭真一起散步。王昆的三叔王鹤寿之前已经参加革命，邓颖超看到王昆乐呵呵地说，“哎呀，侄女长得这么像叔叔”，周恩来就主动和王昆打招呼，自然而亲切。

1945年歌剧《白毛女》的演出，让王昆一下子成了名满延安的“喜儿”。王昆清晰记得当年4月28日在中央党校大礼堂首演，刚演完，打着赤脚的她正泡脚盆子洗脚，周恩来来了，“大家围着他说话，他说戏很好，但还要不断改进，变得更紧凑”。后来王昆从张瑞芳那里得知，周恩来在重庆提到这出戏时，说“延安最近演出了一台戏，感人至深，许多人看后都忘不了”。王昆一直牢牢地记着周恩来的这句评价，看作一辈子的荣耀。

“那时候见领导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人和人的关系非常近，也很自然。”到了联欢会上，毛泽东、周恩来总会和大家跳跳舞。年纪最小的王昆几乎总是第一个被周恩来邀请，“他喜欢和我们拉家常，比别人还要亲近些”，周到的周恩来总会把在场的每位女士都请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