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魔斗士
来源：同济医学院关工委编辑录入：oy 2009/11/27 15:47:20 6637
——追记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教授孔宪涛
来源：解放日报 2009-10-24 0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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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档案：
孔宪涛，我国著名免疫学专家、国家一级教授。1932年11月出生，14岁参加八路军，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年毕业于第二军医大学并留校。历任实验诊断科主任、全军临床免疫中心主任、医院专家组成员。2002年离休。2009年10月27日因病逝世。
孔宪涛首次在国内发现了5种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检测标志物。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二等奖9项；荣膺“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全国优秀教师”、“全军优秀科技工作者”和“总后伯乐奖”等殊荣。
孔宪涛坐在沙发上，与长征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卢亦成聊起自己的病情：从肝硬化到肝癌，已经不可逆转。唯有疼痛，让他咬牙切齿。然而，不到几分钟，孔宪涛就从病人的自怨自艾中跳出来，开始讨论肝癌的神经疼痛为何发生，神经细胞发生了什么变化，其基因、蛋白如何表达，怎样才能抑制疼痛,“苗头很好的课题啊，我们可以一起研究”。
孔宪涛去世将近一个月，这镜头仍萦绕在卢亦成脑海里。他在想，那一刻，是什么动力让病人孔宪涛又变成专家孔宪涛？！
两次手术、药物副作用，孔宪涛没一句抱怨，他把自己真真切切的体验，描述给一线医生听。普外科主任王强说，“他是用自己的身体来教学啊！他说出来的情况比教科书更接近实际，好让我们想办法为其他患者减轻痛苦。”没人能说清，对自己生命每一步变化和时间表都了如指掌，算是好事还是坏事。
在最后的日子里，77岁的孔宪涛总结了人生的几大福气，有“疼爱他的妻子和子女，关心他的科室和学生，可依赖的组织与好友”，他“心满意足”。
“病痛日记”，留给世人的最后财富
孔宪涛心细。夫人赵虹影说，工作上的种种琐事，譬如哪天开了什么会，讲了什么课，老头子都记录在案。不过，关于自己身上的点点滴滴，他很少记录。
2001年，孔宪涛突然关注起自己。学生们发现，老人床头多了一本日记本。每天，他在上面记下自己的身体状况，今天这里疼，明天那里痛……
学生们很快明白老师用意。这显然不是老人顾影自怜。这个在肝病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免疫学专家，到了暮年却难逃肝病之劫；“病痛日记”，正是他有意为自己和后来人提供的研究案例。
此时，他的生命还剩下8年。距离查出患有肝硬化，过去了3年。
追根溯源，他与肝病“结缘”，则在1975年。
当时，免疫学在西方医学界已是“显学”，可在国内，临床免疫学还是空白一片。
“向临床免疫学进攻”，成了孔宪涛的冲动。他找来两个副手，白手起家，创建出一个实验研究基地，开始临床免疫学研究的“破冰之旅”。
说是研究基地，条件委实寒酸：一间小屋，一架显微镜，一个电泳槽加上一堆瓶瓶罐罐，是全部“家当”。
今天实验室中必备的保护设备，那时不知为何物，甚至连防护手套都没有。一次清洗仪器时，孔宪涛手里的试管不慎破裂，割破了手指，肝炎病毒乘虚而入，在他体内一呆就是34年，并在日后发展成肝硬化、肝癌，最终吞噬了他的生命。
但在当年，孔宪涛并没有把病毒的入侵放在眼里。他一心想的，是啃掉眼前那一块块硬骨头，开出一片新天地。
几年努力后，“破实验室”出名了：首次发现我国第一例免疫球蛋白轻链病；发现了我国的第一例γ重链病；发现极为罕见的IgA半分子病；发现一个稀有病种———μ链病；帮助兄弟医院成功鉴定了α重链病……学界的眼睛，一次次向这个实验室注视。
孔宪涛说，成就来自“勤奋加机遇”。
机遇可遇而不可求，成功更多来自勤勉。勤勉背后，是这个14岁入伍老兵的韧劲和勇气。
在赵虹影的印象里，丈夫从来没有闲的时候，哪怕在家休息，手里也伴着书卷。而且，老头子特别倔，英文底子不行，可读英文文献时他偏不用中译本，宁愿抱着字典一字一词地啃，为的是“原汁原味”。
在学生眼里，老师取得的任何成果，无不出于扎实的实验和严谨的实证。
1981年，孔宪涛带着学生们开始了第二个主攻课题———肝硬化形成机制研究。为了挑战这个世界难题，孔宪涛带着40余名研究生，没日没夜扑在实验室里，每天十几小时，一干就是14年。14年后，他们完成了分子免疫学、基因调控等20余项课题的研究，建立了10种肝纤维化早期指标的检测方法，为慢性肝病、肝纤维化早期和无创伤诊断提供了重要依据，肝纤维化机制和临床研究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与此同时，孔宪涛的肝炎则开始加重。他的弟子、现长征医院实验诊断科主任仲人前，常常目睹这样的镜头：肝病发作，疼痛难忍的孔宪涛用实验台的桌角顶着腹部，以获得暂时的平复。
“我们在场的学生都感到非常心痛。”仲人前说。
每组数据，都被当作鲜活生命
孔宪涛不坐堂，患者却慕名而来。
一名瘦瘦小小的阿姨冲进孔宪涛办公室。带着一脸痛苦和期待，她前言不搭后语，猛地递给孔宪涛一份病情检查报告。孔宪涛接过报告看了一眼：多发性骨髓瘤，又抬头看了看这名“不速之客”，放下手头的活，认真研读起来。
与这种恶性肿瘤打了多年交道，孔宪涛清楚地知道，它带来的骨骼疼痛，绵绵不绝。因此，不管病人如何纠缠、情绪激动，他始终心平气和，耐心听她讲述，悉心替她解答———不管同一个问题，她到底问了几遍。
两个多小时过去，阿姨带着笑容离开了，她不知道此时的孔宪涛是一位刚做完手术的癌症病人。
此后，她每要分析检测报告，都找孔宪涛，且一坐就是一下午。但孔宪涛从未表现出不耐烦，他明白自己是她最后的希望。有次咨询过后，这名患者走出门，又回过头对孔宪涛说：“只有找您分析我才放心。”
孔宪涛的办公室从不缺病人的身影。
“教授人好，有求必应。”不仅病人愿意向他咨询，医生也愿意向他请教。实验诊断科主任技师王爱华遇到一名身患巨球蛋白血症的病人，前白蛋白始终测量不出，致使临床医生无法诊断。一筹莫展之际，王爱华找到孔宪涛，用了孔宪涛教的检测方法，难题迎刃而解。
实验诊断科，放在过去就是一个辅诊科室。常规检查无非是尿液、血液和大便，出一组数字就可以。但孔宪涛不这么认为。他说，“我们的产品是一组组枯燥的数字，但每个数字后面，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错一个数字就等于害一个人。”因此，他主张：好的检验医生，在实验室应该是一个医学科学家，出去应该是一个高水平的临床诊断医生。
一位72岁的病人来就诊，血检结果让人吓一跳。一种名曰CA199的肿瘤标志物，正常值应为40，他竟高达1400。按常规，结果交出去就完事了。但孔宪涛与临床医生会商，觉得此人不像癌症。再做一遍，结论依然。孔宪涛带着研究生一起查文献，找到了有关类风湿影响CA199的记载。把类风湿因子排除再做，仍然超过1000。是否还有未知原因？孔宪涛与患者交谈，得知他是个宠物迷，终于在他血液中找到了罪魁祸首———小鼠抗体。一个谜解开了，一个可能的误诊、漏诊避免了。
没见过孔宪涛的年轻人，往往怵于大师声名。一经接触，敬畏立刻变成欢喜，年轻人可以开他玩笑，甚至摸他谢顶的“地中海”。但事关学术、原则，他绝不做好好先生。为了相差微小的两组实验数据，他不体谅学生半年的努力，要求重做。为了数据更可信，他要求扩大实验动物的范围，还自己贴经费给学生继续实验。
瓶瓶罐罐，洗出一支“孔家军”
孔宪涛与孔子有缘。
他是孔子的第七十二代孙；家乡山东泗水，紧挨曲阜孔林。他与他的老祖宗，还有着共同身份：师者。
孔夫子有教无类，孔宪涛亦然。100多个正副教授，30多个博导，2位院士，出自“孔家军”；上海数十家三甲医院的检验科主任，三分之一出自“孔家军”……
弟子们对孔宪涛直称“教授”。他们说，若是叫“孔老师”、“孔先生”，反倒生分。
老一辈的学生，多对早年在大场的经历印象深刻。研究多发性骨髓瘤时，为做实验，孔宪涛托大场的农民养了一群羊，隔三差五带一群学生从市中心骑自行车到宝山，给羊打抗体。
“大家追着羊跑，怎么捉也捉不住。教授一出场，两手直冲着羊角，一会儿便把羊控制住了。”与教授共事近30年的张玲珍陷入回忆，不禁笑出声来：“有时候他也没辙，甚至骑到羊身上，可爱得很呐！”
不过，一进实验室，可爱的教授又常让学生感到紧张。
几乎每一个高足，都会对孔宪涛的第一课印象深刻。教授给他们上的第一课，不是“导论”，不是“概说”，而是清洗实验室里的瓶子、试管。
“洗瓶瓶罐罐？技工做的事嘛！”中国工程院院士王红阳，当年是凤毛麟角的研究生，洗瓶子让自诩天之骄子的她和同学们直犯嘀咕。
但教授不客气：“连瓶子都洗不好，做什么研究？”在他的要求下，王红阳等学生每次双手各提一桶25公斤重的蒸馏水爬三楼，而后每个试管各刷20来遍，每一遍都有一套繁复的程序。
洗着洗着，学生们明白了教授的苦心。这样洗出的试管、瓶罐，不留水珠，不带水印，才能保证实验的精准。而洗刷过程，正是对一个科研人员细心、耐心、恒心的最好考验。
“教授在工作上对我们要求极严，他又太聪明，谁都别想蒙他。”王爱华说，每天上班，教授都会到各科室走走，笑眯眯地与技师们闲聊，随手摸摸桌上的滴管、玻片，“往往聊着聊着，他话锋一转‘谁洗的？’本想偷个懒的技师只能老老实实重新洗过。”
几十年来，就是靠这样严格要求和毫无保留，孔宪涛培养出一个又一个得意门生；他们中不少人，成就甚至超过了自己。不过，教授从来没有“危机感”，反倒由衷高兴。“我对你们的要求，就是超过我，”教授常对学生说，“我的主要任务就是把你们推出去。”
学生们做实验缺少试剂，他就天天坐在一旁，像勾兑酒一样，这种试剂加一点，那种酶放一点，创造性地调制出各种替代品。缺少仪器，他也用土办法自己制作。
王红阳的研究生课题是《α2巨球蛋白在肝病中的作用》，“当时已经发现它在肝炎、肝硬化、肝癌中有明显变化，但实验需要进口试剂来完成。”孔宪涛看出这个课题有价值，就亲自动手调试剂，实验得以继续。“没有教授的帮助，我的课题不会顺利完成，更不会有我的今天。”王红阳说。
师生合作论文，学生习惯性地把教授的名字署在前面，他却总是改到后面；但凡有国际交流机会，他却总把学生往前推，自己成了专职的“研究生保姆”。仲人前记得，当年教授陪刚毕业的他赴澳交流，对于自己的发言报告关照再三不算，连每天的早餐都是教授亲自打理的。
在王红阳看来，这正是教授的人格魅力。被这魅力浸染了的学生们，也总爱围绕在教授身边。只要他在，长征医院实验诊断科525室，那个门口贴着写有“孔宪涛教授办公室”大字的A4纸、不足5平方米的三角形小房间，总是挤满了人。
如今，相熟的学生依然会不时拿着钥匙，打开门去看一看。办公室里，物什依旧———桌上端端正正放着军帽，堆着资料和远方寄来的贺卡；墙上挂着照片，照片上教授托着单反相机得意地笑着；学生送来的小玩意挂在窗台上，随着风飘荡。
门背后挂着未洗的白大褂；桌角下还有换下的棉拖鞋。路过的学生照例走进来，摸摸这个，摸摸那个，坐一坐，想一想。
他们似乎忘了，房间的主人已经不在，再不会来。
他们说，他，似乎从未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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