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教育和招考制度的种种误解，必须厘清。
来源：同济医学院关工委编辑录入：oy 2013/1/17 21:53:15 760
来源：文汇报 2013年1月17日第13版
关于异地高考的议论，近年来十分热烈。甚至有人呼吁，为方便异地高考推进并防止高考移民，最好回到全国统考时代，实行“全国一张卷”；也有人提出，针对“北上广”一些地区高考录取率偏高的现象，应该调整大学计划招生名额的分配方式，采取“按各地人口比例分配”，这样才能彰显招录公平；更有人建言，在一些“高考洼地”，国家重点投入的部属重点院校，本地化倾向已经十分严重，“本地考生占足便宜”，正酿成新的教育不公……
固然，解决随迁子女异地升学问题，需要人性化的政策和改革良方；但盘点这些在推进异地高考过程中出现的声音，不难发现，一些言之灼灼的意见背后，夹杂着不少对于教育和招考制度的误解和理解上的偏颇。
追求教育公平，不等于搞“平均主义”
——专访上海市社科联主席、复旦大学原党委书记秦绍德教授
本报记者 樊丽萍
【案例回放】
去年12月中旬，央视CCTV2《经济信息联播》的一则报道，曾在网络上引发热议。报道列举了近三年上海和浙江两地的文科一本分数线，指出上海高考分数线比浙江低100多分，节目未提及两地高考总分相差180分的事实。在这期名为《聚焦上海异地高考之辨》的节目中，主持人说，“即使考题相同，不能在上海高考的人也会感觉到非常不公平。”
文汇报：不少学者和专家都曾议论过高考“高地”和“洼地”及其背后折射的教育不公平现象。比如，山东、河南等省份因为人口众多、考分高而被列为高考“高地”，而北京、上海等地因高考人数少且分数线低被称为高考“洼地”。这个现象，您是怎么看的？
秦绍德：央视的报道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误会，原因在于它把两个不可比较的对象，放在一起比较。一是考试科目不可比，上海卷和浙江卷考试科目不同，上海实行“3+x”，浙江是“3+1+x”，考试科目不同决定总分也不同，上海卷满分630分（2012年改为满分600分），浙江卷满分为810分。二是试卷难易程度不可比。在考试科目和难易程度不可比的情况下，就不能简单以为，分数线高一定难录取（如浙江），分数线低一定易录取（如上海）。
但这个例子，却可以用来说明全国高考的格局：各省市分别命题，高考的科目和难易程度各不相同。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所以不能笼统地说哪个地方容易录取，哪个地方难录取。考生被录取的机会大小，主要决定于各地不同的招生录取率。
【案例回放】
去年暑假，一条微博公布的一组数据迅速引来了众人的围观---同样是考上北京大学，安徽的比率是7826：1，而北京只要190：1，北京人上北大的几率是广东考生的37.5倍，是贵州考生的35.4倍，而上海人更狠，上海考生进复旦大学的几率是全国平均的53倍，是山东考生的374倍。
文汇报：有人说，这背后牵涉的是利益，而这种利益，本身代表了一种教育不公平现象。比如，我国不同省市的一本录取率差异十分悬殊。有资料显示，北京一本率超过27%，上海超过20%，而四川低达3.99%。有人甚至说，这里面体现着高校的“招生歧视”。
秦绍德：要理解不同省市录取率之间的差异，首先要弄清楚，高考录取率的计算方式。简单地说，高考录取率就是用招生计划录取总人数（分子）去除以高考报名总人数（分母）而得出的（具体计算，还更复杂）。
决定一个省市高考录取率的是两个因素：第一，所在省市高考招生总人数，其中包括所在省市地方院校招生数以及部属、外地院校在所在省市的招生数。第二，中等教育在当地的发展水平，包括义务教育和此后的高中教育水平。
简单来说，一个省市所在的大学（包括办在当地的部属院校）越多，中等教育越发达，高考的录取率就越高。这是经济社会长期发展的结果，是历史形成的，并不是哪些利益集团可以主观造成的“招生歧视”。就部属院校，特别是“985”高校来说，他们首先姓“国”（现在不大用“国立大学”这个词），面向全国招生。全国省份多，因此在每个省市的招生数不会很多，但加起来一定比所在地多得多。但同时要看到，这些部属院校都落户在特定的城市，伴随着所在城市成长，享受这个城市的资源，与当地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所以一所大学在落户地招生数多于其它地方，是可以理解的。以复旦大学为例，在7-10年前，复旦在沪上的招生比例，最高时曾一度接近50%，其中伴随的是一个部市共建的过程，复旦在建设和发展中相当比例的经费、拓展的土地，以及其他资源来自上海的投入。但是近年来，根据教育部的要求，复旦在上海的招生比例已经连年走低，前两年的本地招生比例为30%，2013年，将进一步降到25%，也就是说，外地生将达到75%。因此说“复旦是地方性大学”未免太不公正了。
另外一个事实是，像北大、清华、复旦、上海交大这样的大学，近10年留学生人数激增，越来越像一所国际化大学了。
【案例回放】
北京大学教授张千帆曾与30名专家、学者一起，向国务院、教育部以及北、上、广的教育行政部门提交“异地高考”建议方案。在他看来，随迁子女高考问题完全是高考户籍限制和分省命题制度造成的，随迁子女在当地接受教育，却不能在当地高考，是对他们平等受教育权的严重限制，允许他们在学籍地高考是走向教育平等的第一步。
文汇报：张千帆教授的观点，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对异地高考的看法，即将解决“异地高考”的问题和教育公平联系在一起。您长期在高校工作，能否谈谈对这些意见的看法？
秦绍德：异地高考，反映的是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升学上遇到的困难。我们必须要直面这个问题，尽快解决这个问题。但对于异地高考，认识不能过于简单。
客观地讲，随迁子女升学难题，是大规模城镇化进程中逐渐涌现出来的问题。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高考制度是稳定的，没有这么大数量的进城务工人员，没有这么多随迁子女，升学难题也没有如此集中。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这个问题今天变得尖锐了，就说明我们的教育制度不公平。应该看到，社会在变迁，城镇化进程在加快，给我国的教育和招生制度带来了新的问题。
那么，什么是真正的教育公平？或者换一个角度思考：在推进教育事业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是要满足广大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还是仅仅盯着“公平”，把所谓的“教育公平”当作终极目标来追求？厘清“教育公平”这个概念，在当前显得十分必要。
教育公平的最终实现，取决于两个前提：公共教育资源的极大丰富和合理的资源配置制度。实现教育公平，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就和经济建设一样，我们现在是先忙着做大蛋糕呢，还是忙着分蛋糕？！如果蛋糕还没有做到足够大，就先忙着均分，那事业的发展必然会停滞不前。
从这个角度，不妨再回过头来审视大学招生上的“公平”。大学招生，必须体现公平的原则，具体表现为机会公平和过程公平。
据我所知，有的高校的负责人曾经也表达过一种意见：为了实现机会公平，就让大学按照各省市的人口基数来平均分配招生名额。
这样的分配看上去公平，其实呢，很不公平！为什么？因为大学和义务教育有区别，大学实施的是择优录取。到目前为止我国大学的毛入学率为27%左右，尚属于精英教育而非普及教育阶段。
大学的使命是为国家培养高质量、高层次的人才，大学的招生过程，是一个选拔、择优的过程。每个大学都有不同的定位和目标，在招生环节必然有各自的选拔要求。所以，大学在招生时必然会向优质生源集中的地区倾斜。而优质生源之所以在一些地区集中，和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对教育的投入有很大关系。当然，对于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对于老少边穷地区，大学在招生上要作适当的倾斜。事实上，目前包括清华、北大以及复旦等重点大学，都在招生时考虑到了这一点。
但招生公平，并不是搞平均主义分配招生名额。否则，达到水准的人进不了大学，而没有达到一定水平的人靠着分配的名额进入大学却跟不上学业。按照人口基数来分配名额看上去很“公平”，其实从根本上说是违背教育规律的，不仅很不公平，大学也不可能这么做。
过程公平，主要是体现在大学招生考试和选拔过程，对每一个考生都是公平的。没有针对某一部分人的特殊录取政策，坚决杜绝“关系户”、“条子生”，招考过程公开。对大学来说，要办出自己的特色和水平，需要的是招生自主权。大学必须拥有一套自己选拔可培养人才的标准和方法，但选拔的过程必须是公平公正的。
伴随着异地高考的呼声，也有人开始呼吁“全国一张卷”，认为这样才能考试面前人人平等。但不能忘记，多年来我们高等教育领域推进的多项改革，其实根本的出发点就在于打破用一把尺子衡量人才的做法，打破“一卷定乾坤”而造成的实质上的不公平。
综上所说，保障人民群众平等享受教育资源的权利，让更多的人享受优质教育资源，其前提应该是推进教育的均衡化发展，缩小城市和农村、不同省市之间的差距。
被异地高考遮蔽的问题——高考本身何去何从
蔡达峰 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 复旦大学副校长
异地高考是相当复杂的问题。现在的高考制度是与户籍制度、社保制度、公共事业体系和福利制度配合的，具有明显的区域行政特征。随着公民就业和居住的开放流动，这些制度正经受严峻的挑战，高考制度只是其中一个环，它必须与其它制度协调推进，否则解决不了自身的问题。事实上，这次各地公布的异地高考政策，只能有条件地放开报考机会，大多设定了在当地居住、就业和高中经历等条件，以符合“当地人”的条件，因为地方政府不可能掌控资源和需求的关系。所以，解决异地高考真正的问题是：高考本身何去何从？它是要维持全国统一的计划行政管理性质的制度，还是真正成为开放和自主的社会活动，这个重大的选择必须由中央政府决策。
现行高考制度的全国性特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考试时间和纪律的统一。二是名额计划全国协调，即由各地各校提出招生名额分配计划，报中央政府协调统筹后，形成各地招收名额或录取总机会。但高考的命题、排名、录取乃至高中教育是属地管理的，中央政府即便想把名额安排得公平，也缺乏客观的依据。假设由中央政府恢复主持全国统一的选拔标准和考试制度，虽然可以避免名额分配问题，但会出现怎样的名额结果问题，同样令人担忧，更不要说高中教育将会遇到的调整难度。根本上说，高考制度把名额分配与能力选拔按行政权力分解，使升学的名额机会与能力机会分离，这对考生和高校都是不合理的，也不符合教育发展规律。
本质上说，异地高考或随迁子女升学属于公民权利的问题。这种权利与择业、择居的权利是密切相关的。保障这些权利，解决好它们之间的关系，需要建立合理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制度，这正是我国社会建设中最重要的任务。这些重大制度不仅要安排好财政投入和行政行为，更重要的是安排好公民实现权利的途径和方式，其中最重要的现实问题就是如何依法确定公民在全国的选择机会。这就必然涉及公共事业的投入和管理体制的重大调整，包括各类高校的平等地位与机会问题、重点建设和培养问题等，目的是要在公共资源建设上体现公正公平的原则。
就高考制度本身来说，它只是对学生和学校选择权的一种现行的规定。学生申报高校和高校选拔学生，是社会的基本需求关系，其主体是考生和高校。这种需求关系永远是复杂的，简单而统一的标准或行政管理程序不能解决问题，只有考生和高校充分发挥自主选择的能力，实现公正平等的相互选择关系，才能构成合理的秩序。高考制度如果不能适应这种权利的需要，即便有行政权力推行，也难以公平。高校对自身负责，自然就要对社会负责。社会和政府可以严格监督高校、评价高校，但不能代替它做主。高校在一定的名额中选拔最有潜力和能力的学生，必然要具备选拔能力，采取各种选拔方式，尽可能全面真实地考察学生，综合考虑生源结构，不受单一的指标限制。同样，考生也是多样的，他们选择高校也应该有充分的自主权，可以自由申请，可以充分表达各种能力、潜质和志向，不受他人干扰，不受身份和地区的限制，不受分数的单一判决。在高校数量和招生规模扩大以后，我们的选拔制度应该为高校和考生多样选择创造条件，应该体现自主和开放的特征，在这种制度改革的目标下，政府协调好各级的职责关系，把公共资源安排得更加公正公平，更加注重整体推进而不是重点投入。
恢复全国统考，可能吗？
本报记者 樊丽萍
不久前举行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教育部传出消息，今年各地要落实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办法。目前，由于各地实际情况不同，从公布的异地高考方案看，各地的标准和设置的“门槛”也不一。
当视线聚焦于随迁子女的升学考试办法，不少人发现，现行高考分省命题的格局，恰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于是，恢复全国统考的呼声，又起来了。
“上世纪50年代，我国高考曾经历过短暂的全国统考，但很快发现其中有问题。”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胡瑞文说，实行“全国一张卷”，直接带来的难题是阅卷。全国1000万考生，1000万套试卷拿到北京统一批阅，即便放在今日，也很不现实。所以当时采取的是分省阅卷。“试卷全国统一的，可阅卷交给地方来做，结果每个省都考虑着要保证当地的升学率，所以不少老师改卷子就手软了，能少扣分的少扣，像语文作文这种本来就有评分弹性空间，标准更难把控。”评分尺度不一，直接影响后来的院校招生录取。
胡瑞文认为，之所以无法走“回头路”，恢复“全国统考”，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作为指挥棒的高考，直接影响着中学教育的改革，对推动中学教改有积极意义。1985年，上海最早开始实行高考自主命题，到2004年，分省命题开始大面积推开，目前，有16个省市实行分省命题。
根据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海峰的一项研究，2004年全国开始大范围实行分省教育，这个大改革和此前一年发生的一次意外事件有关。2003年6月5日下午，四川省南充市招生委员会考前督查组到南部县教育局检查高考试卷保密工作时，发现存放试卷的保密柜被撬开，高考试卷被盗走了一份。而2003年，我国已进入互联网时代，招考部门最担心的就是试卷被传到互联网上，否则这一年高考的600多万考生都要受影响。不仅全国考生要延考，试卷的重新命题，再到印刷、运输，一系列问题都让招考部门承受巨大压力。考虑到事态严重，公安部门调集精干力量破案，并在试卷被盗后掐断了南部县的网络，试卷内容没有被散布到互联网上。6月7日，包括四川考生在内，全国高考如期进行。一段时间后，这个案件才侦破。偷试卷的是南部县一中高三学生杨博，因年初摸底考试成绩不好，想到了偷试卷。杨博出于恐惧，将试卷烧毁，未造成试题扩散。
这则看似意外的事件，直接导致了分省高考的推广。
高考试题泄露，影响全国的几百万考生，与其每年这样草木皆兵，不如分散风险。但评价分省命题制度时，刘海峰认为，这一制度利弊互现。高考分省命题造成各省之间成绩缺乏可比性，命题质量不一。更重要的是，美国有SAT这样的统一学业考试，日本有统一的大学入学考试中心考试，韩国有全国统一的大学修学能力考试。“名义上中国高考是大一统，实际上现在中国高考成绩的可比性，已经不如美国、日本等原来认为招考方式很多样的国家。”
固然，解决随迁子女异地升学问题，需要人性化的政策和改革良方；但盘点这些在推进异地高考过程中出现的声音，不难发现，一些言之灼灼的意见背后，夹杂着不少对于教育和招考制度的误解和理解上的偏颇。
追求教育公平，不等于搞“平均主义”
——专访上海市社科联主席、复旦大学原党委书记秦绍德教授
本报记者 樊丽萍
【案例回放】
去年12月中旬，央视CCTV2《经济信息联播》的一则报道，曾在网络上引发热议。报道列举了近三年上海和浙江两地的文科一本分数线，指出上海高考分数线比浙江低100多分，节目未提及两地高考总分相差180分的事实。在这期名为《聚焦上海异地高考之辨》的节目中，主持人说，“即使考题相同，不能在上海高考的人也会感觉到非常不公平。”
文汇报：不少学者和专家都曾议论过高考“高地”和“洼地”及其背后折射的教育不公平现象。比如，山东、河南等省份因为人口众多、考分高而被列为高考“高地”，而北京、上海等地因高考人数少且分数线低被称为高考“洼地”。这个现象，您是怎么看的？
秦绍德：央视的报道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误会，原因在于它把两个不可比较的对象，放在一起比较。一是考试科目不可比，上海卷和浙江卷考试科目不同，上海实行“3+x”，浙江是“3+1+x”，考试科目不同决定总分也不同，上海卷满分630分（2012年改为满分600分），浙江卷满分为810分。二是试卷难易程度不可比。在考试科目和难易程度不可比的情况下，就不能简单以为，分数线高一定难录取（如浙江），分数线低一定易录取（如上海）。
但这个例子，却可以用来说明全国高考的格局：各省市分别命题，高考的科目和难易程度各不相同。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所以不能笼统地说哪个地方容易录取，哪个地方难录取。考生被录取的机会大小，主要决定于各地不同的招生录取率。
【案例回放】
去年暑假，一条微博公布的一组数据迅速引来了众人的围观---同样是考上北京大学，安徽的比率是7826：1，而北京只要190：1，北京人上北大的几率是广东考生的37.5倍，是贵州考生的35.4倍，而上海人更狠，上海考生进复旦大学的几率是全国平均的53倍，是山东考生的374倍。
文汇报：有人说，这背后牵涉的是利益，而这种利益，本身代表了一种教育不公平现象。比如，我国不同省市的一本录取率差异十分悬殊。有资料显示，北京一本率超过27%，上海超过20%，而四川低达3.99%。有人甚至说，这里面体现着高校的“招生歧视”。
秦绍德：要理解不同省市录取率之间的差异，首先要弄清楚，高考录取率的计算方式。简单地说，高考录取率就是用招生计划录取总人数（分子）去除以高考报名总人数（分母）而得出的（具体计算，还更复杂）。
决定一个省市高考录取率的是两个因素：第一，所在省市高考招生总人数，其中包括所在省市地方院校招生数以及部属、外地院校在所在省市的招生数。第二，中等教育在当地的发展水平，包括义务教育和此后的高中教育水平。
简单来说，一个省市所在的大学（包括办在当地的部属院校）越多，中等教育越发达，高考的录取率就越高。这是经济社会长期发展的结果，是历史形成的，并不是哪些利益集团可以主观造成的“招生歧视”。就部属院校，特别是“985”高校来说，他们首先姓“国”（现在不大用“国立大学”这个词），面向全国招生。全国省份多，因此在每个省市的招生数不会很多，但加起来一定比所在地多得多。但同时要看到，这些部属院校都落户在特定的城市，伴随着所在城市成长，享受这个城市的资源，与当地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所以一所大学在落户地招生数多于其它地方，是可以理解的。以复旦大学为例，在7-10年前，复旦在沪上的招生比例，最高时曾一度接近50%，其中伴随的是一个部市共建的过程，复旦在建设和发展中相当比例的经费、拓展的土地，以及其他资源来自上海的投入。但是近年来，根据教育部的要求，复旦在上海的招生比例已经连年走低，前两年的本地招生比例为30%，2013年，将进一步降到25%，也就是说，外地生将达到75%。因此说“复旦是地方性大学”未免太不公正了。
另外一个事实是，像北大、清华、复旦、上海交大这样的大学，近10年留学生人数激增，越来越像一所国际化大学了。
【案例回放】
北京大学教授张千帆曾与30名专家、学者一起，向国务院、教育部以及北、上、广的教育行政部门提交“异地高考”建议方案。在他看来，随迁子女高考问题完全是高考户籍限制和分省命题制度造成的，随迁子女在当地接受教育，却不能在当地高考，是对他们平等受教育权的严重限制，允许他们在学籍地高考是走向教育平等的第一步。
文汇报：张千帆教授的观点，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对异地高考的看法，即将解决“异地高考”的问题和教育公平联系在一起。您长期在高校工作，能否谈谈对这些意见的看法？
秦绍德：异地高考，反映的是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升学上遇到的困难。我们必须要直面这个问题，尽快解决这个问题。但对于异地高考，认识不能过于简单。
客观地讲，随迁子女升学难题，是大规模城镇化进程中逐渐涌现出来的问题。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高考制度是稳定的，没有这么大数量的进城务工人员，没有这么多随迁子女，升学难题也没有如此集中。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这个问题今天变得尖锐了，就说明我们的教育制度不公平。应该看到，社会在变迁，城镇化进程在加快，给我国的教育和招生制度带来了新的问题。
那么，什么是真正的教育公平？或者换一个角度思考：在推进教育事业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是要满足广大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还是仅仅盯着“公平”，把所谓的“教育公平”当作终极目标来追求？厘清“教育公平”这个概念，在当前显得十分必要。
教育公平的最终实现，取决于两个前提：公共教育资源的极大丰富和合理的资源配置制度。实现教育公平，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就和经济建设一样，我们现在是先忙着做大蛋糕呢，还是忙着分蛋糕？！如果蛋糕还没有做到足够大，就先忙着均分，那事业的发展必然会停滞不前。
从这个角度，不妨再回过头来审视大学招生上的“公平”。大学招生，必须体现公平的原则，具体表现为机会公平和过程公平。
据我所知，有的高校的负责人曾经也表达过一种意见：为了实现机会公平，就让大学按照各省市的人口基数来平均分配招生名额。
这样的分配看上去公平，其实呢，很不公平！为什么？因为大学和义务教育有区别，大学实施的是择优录取。到目前为止我国大学的毛入学率为27%左右，尚属于精英教育而非普及教育阶段。
大学的使命是为国家培养高质量、高层次的人才，大学的招生过程，是一个选拔、择优的过程。每个大学都有不同的定位和目标，在招生环节必然有各自的选拔要求。所以，大学在招生时必然会向优质生源集中的地区倾斜。而优质生源之所以在一些地区集中，和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对教育的投入有很大关系。当然，对于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对于老少边穷地区，大学在招生上要作适当的倾斜。事实上，目前包括清华、北大以及复旦等重点大学，都在招生时考虑到了这一点。
但招生公平，并不是搞平均主义分配招生名额。否则，达到水准的人进不了大学，而没有达到一定水平的人靠着分配的名额进入大学却跟不上学业。按照人口基数来分配名额看上去很“公平”，其实从根本上说是违背教育规律的，不仅很不公平，大学也不可能这么做。
过程公平，主要是体现在大学招生考试和选拔过程，对每一个考生都是公平的。没有针对某一部分人的特殊录取政策，坚决杜绝“关系户”、“条子生”，招考过程公开。对大学来说，要办出自己的特色和水平，需要的是招生自主权。大学必须拥有一套自己选拔可培养人才的标准和方法，但选拔的过程必须是公平公正的。
伴随着异地高考的呼声，也有人开始呼吁“全国一张卷”，认为这样才能考试面前人人平等。但不能忘记，多年来我们高等教育领域推进的多项改革，其实根本的出发点就在于打破用一把尺子衡量人才的做法，打破“一卷定乾坤”而造成的实质上的不公平。
综上所说，保障人民群众平等享受教育资源的权利，让更多的人享受优质教育资源，其前提应该是推进教育的均衡化发展，缩小城市和农村、不同省市之间的差距。
被异地高考遮蔽的问题——高考本身何去何从
蔡达峰 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 复旦大学副校长
异地高考是相当复杂的问题。现在的高考制度是与户籍制度、社保制度、公共事业体系和福利制度配合的，具有明显的区域行政特征。随着公民就业和居住的开放流动，这些制度正经受严峻的挑战，高考制度只是其中一个环，它必须与其它制度协调推进，否则解决不了自身的问题。事实上，这次各地公布的异地高考政策，只能有条件地放开报考机会，大多设定了在当地居住、就业和高中经历等条件，以符合“当地人”的条件，因为地方政府不可能掌控资源和需求的关系。所以，解决异地高考真正的问题是：高考本身何去何从？它是要维持全国统一的计划行政管理性质的制度，还是真正成为开放和自主的社会活动，这个重大的选择必须由中央政府决策。
现行高考制度的全国性特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考试时间和纪律的统一。二是名额计划全国协调，即由各地各校提出招生名额分配计划，报中央政府协调统筹后，形成各地招收名额或录取总机会。但高考的命题、排名、录取乃至高中教育是属地管理的，中央政府即便想把名额安排得公平，也缺乏客观的依据。假设由中央政府恢复主持全国统一的选拔标准和考试制度，虽然可以避免名额分配问题，但会出现怎样的名额结果问题，同样令人担忧，更不要说高中教育将会遇到的调整难度。根本上说，高考制度把名额分配与能力选拔按行政权力分解，使升学的名额机会与能力机会分离，这对考生和高校都是不合理的，也不符合教育发展规律。
本质上说，异地高考或随迁子女升学属于公民权利的问题。这种权利与择业、择居的权利是密切相关的。保障这些权利，解决好它们之间的关系，需要建立合理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制度，这正是我国社会建设中最重要的任务。这些重大制度不仅要安排好财政投入和行政行为，更重要的是安排好公民实现权利的途径和方式，其中最重要的现实问题就是如何依法确定公民在全国的选择机会。这就必然涉及公共事业的投入和管理体制的重大调整，包括各类高校的平等地位与机会问题、重点建设和培养问题等，目的是要在公共资源建设上体现公正公平的原则。
就高考制度本身来说，它只是对学生和学校选择权的一种现行的规定。学生申报高校和高校选拔学生，是社会的基本需求关系，其主体是考生和高校。这种需求关系永远是复杂的，简单而统一的标准或行政管理程序不能解决问题，只有考生和高校充分发挥自主选择的能力，实现公正平等的相互选择关系，才能构成合理的秩序。高考制度如果不能适应这种权利的需要，即便有行政权力推行，也难以公平。高校对自身负责，自然就要对社会负责。社会和政府可以严格监督高校、评价高校，但不能代替它做主。高校在一定的名额中选拔最有潜力和能力的学生，必然要具备选拔能力，采取各种选拔方式，尽可能全面真实地考察学生，综合考虑生源结构，不受单一的指标限制。同样，考生也是多样的，他们选择高校也应该有充分的自主权，可以自由申请，可以充分表达各种能力、潜质和志向，不受他人干扰，不受身份和地区的限制，不受分数的单一判决。在高校数量和招生规模扩大以后，我们的选拔制度应该为高校和考生多样选择创造条件，应该体现自主和开放的特征，在这种制度改革的目标下，政府协调好各级的职责关系，把公共资源安排得更加公正公平，更加注重整体推进而不是重点投入。
恢复全国统考，可能吗？
本报记者 樊丽萍
不久前举行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教育部传出消息，今年各地要落实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办法。目前，由于各地实际情况不同，从公布的异地高考方案看，各地的标准和设置的“门槛”也不一。
当视线聚焦于随迁子女的升学考试办法，不少人发现，现行高考分省命题的格局，恰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于是，恢复全国统考的呼声，又起来了。
“上世纪50年代，我国高考曾经历过短暂的全国统考，但很快发现其中有问题。”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胡瑞文说，实行“全国一张卷”，直接带来的难题是阅卷。全国1000万考生，1000万套试卷拿到北京统一批阅，即便放在今日，也很不现实。所以当时采取的是分省阅卷。“试卷全国统一的，可阅卷交给地方来做，结果每个省都考虑着要保证当地的升学率，所以不少老师改卷子就手软了，能少扣分的少扣，像语文作文这种本来就有评分弹性空间，标准更难把控。”评分尺度不一，直接影响后来的院校招生录取。
胡瑞文认为，之所以无法走“回头路”，恢复“全国统考”，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作为指挥棒的高考，直接影响着中学教育的改革，对推动中学教改有积极意义。1985年，上海最早开始实行高考自主命题，到2004年，分省命题开始大面积推开，目前，有16个省市实行分省命题。
根据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海峰的一项研究，2004年全国开始大范围实行分省教育，这个大改革和此前一年发生的一次意外事件有关。2003年6月5日下午，四川省南充市招生委员会考前督查组到南部县教育局检查高考试卷保密工作时，发现存放试卷的保密柜被撬开，高考试卷被盗走了一份。而2003年，我国已进入互联网时代，招考部门最担心的就是试卷被传到互联网上，否则这一年高考的600多万考生都要受影响。不仅全国考生要延考，试卷的重新命题，再到印刷、运输，一系列问题都让招考部门承受巨大压力。考虑到事态严重，公安部门调集精干力量破案，并在试卷被盗后掐断了南部县的网络，试卷内容没有被散布到互联网上。6月7日，包括四川考生在内，全国高考如期进行。一段时间后，这个案件才侦破。偷试卷的是南部县一中高三学生杨博，因年初摸底考试成绩不好，想到了偷试卷。杨博出于恐惧，将试卷烧毁，未造成试题扩散。
这则看似意外的事件，直接导致了分省高考的推广。
高考试题泄露，影响全国的几百万考生，与其每年这样草木皆兵，不如分散风险。但评价分省命题制度时，刘海峰认为，这一制度利弊互现。高考分省命题造成各省之间成绩缺乏可比性，命题质量不一。更重要的是，美国有SAT这样的统一学业考试，日本有统一的大学入学考试中心考试，韩国有全国统一的大学修学能力考试。“名义上中国高考是大一统，实际上现在中国高考成绩的可比性，已经不如美国、日本等原来认为招考方式很多样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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