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民的欢呼声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了。中央组织部接收专案工作的当天，我们的妈妈——王光美同志结束了12年的囚徒生活，回到了我们身边。

胜利的花，希望的花，终于盛开了！那是1979年的春节，我们簇拥着妈妈，随着欢庆的人群，走进了雄伟的人民大会堂。当人们看到妈妈就在他们身边时，都欢笑着走过来和妈妈握手，多少人和妈妈紧紧拥抱，又有多少人拉着妈妈的手失声痛哭……多少深情，多少悲喜交织在一起。妈妈说：“我又和同志们在一起了，……是人民解放了我！”说完，妈妈向人群深深鞠了一躬。更多的人跑了过来：

“他来了吗？”

“他在哪里？”

“我们怀念他！”

霎时，人群拥了过来，妈妈被挤到台上，又从台上被挤下来，她虽被挤得东倒西歪，但她泛红的脸上露着笑容，这是胜利的笑容。

妈妈是看到胜利的人，她看到人民心中的鲜花在向着他——我们的爸爸刘少奇同志开放了。胜利的花朵，在血和泪的浸润中含苞，在冰刀霜剑中吐蕊，在风和日暖的年代怒放。可惜，爸爸没有来。他的生命被夺走了，但无法把他从人民心里夺走。爸爸生生死死，都与人民同在，他以自己的生命滋润了这绚丽的春天。

一

多年来，爸爸在第一线主持党中央和国家日常工作，日夜为党和国家操劳着……

1966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席卷了全国，在960万平方公里的祖国大地上，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展开了激烈的搏斗。

6月1日，康生、陈伯达一伙背着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爸爸和小平叔叔，背着政治局，将他们一手炮制的聂元梓的大字报突然向全国广播。第二天，各报全文登载，立即在北京各学校引起了极大混乱。仅在两三天时间里，学校党委和支部都瘫痪了。这股风暴很快波及全国。我们几个孩子那时正在中学读书，对突然发生的一切都感到惊奇，不可理解。回到家里，就把所见所闻告诉爸爸、妈妈。他们总是仔细地听着，偶尔也提出一些问题启发我们思考。当时群众的热情虽高，但谁都不知道运动该往什么方向发展，对革命的对象和目的更感到不明白。6月3日，毛主席亲自批准派出北大等三个工作组。6月4日，由北京新市委派了少数试行工作组。许许多多学生听说后，围在党中央、国务院、北京市委的门口，都要求派工作组，希望党加强对运动的领导。我们回到家，也几次代表学校师生要求爸爸批准派工作组。爸爸很慎重，他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搞目前这样的运动，我没有经验。我们党用这种方式整风，过去也没有遇到过，要观察几天再说。”

这一时期，毛主席远在杭州。爸爸多次给毛主席打电话请示汇报，没曾得到明确的回复。运动的情况一天比一天恶化，几乎所有学校的支部书记、校长、老师都受到了冲击。斗争的对象越来越多，斗争的方式也越来越出格。有的学校打死了人，也有因不理解而自杀的。形势逼人，不能再举棋不定地等待下去了。那天，我们从学校回来，发现爸爸、妈妈不在家了，只留下了一封长信。后来我们才知道爸爸和小平叔叔乘飞机去杭州向毛主席汇报运动情况，并请毛主席回京主持工作。毛主席委托爸爸相机处理运动问题。

爸爸乘飞机赶回北京后，立即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决定向大中学校派工作组。

工作组都是临时组成的，匆忙上阵，没有经验。爸爸也在摸索对运动的领导。7月中旬，爸爸曾两次提出要见见平平所在的师大一附中的工作组成员和学生代表。爸爸在听取汇报后，热情地对大家说：“今天的文化大革命会提高我们全民族的社会主义觉悟。巴黎公社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列宁主义，我们也要把毛泽东思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尽管爸爸对突然兴起的这场运动，缺乏思想准备，但他还是尽力引导群众前进。爸爸说：“过去中央千方百计想寻找一条途径，以纠正、杜绝各级干部正在滋长起来的官僚主义作风和脱离群众的现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尝试，希望文化革命是一个更好的机会。”爸爸还向大家描述了他对运动的设想，他说：“文化革命要有斗、批、改三个阶段，7月底斗争结束。你们学生对学校领导有意见，可以提出，这就是斗争嘛，但不能动手打人。8月进入批判阶段。在这个阶段内，让群众把自己的意见全讲出来，看看我们以前犯了什么错误，通过批判要搞清错在哪里。我们领导了人民几十年，让人家批评我们几个月还不行吗？到9月，就转入扎扎实实地‘改’的阶段。12月底，我们就可以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革一切不合理的制度。”最后，他按照自己——一个共产党员的理解，向我们讲述这次运动的目的，说道：“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这个全人类当然包括地、富、反、坏。无产阶级毫无自私之心，所以胸怀最宽广。不解放别人，不把一切坏人改造成好人，不把一切消极因素改变为积极因素，无产阶级自己也得不到解放。”爸爸的一席话，对我们和同学们震动很大。那时，“打倒一切”的思潮对青年有很大的煽动性，似乎革命就是打倒某些人，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根本没想到要把“黑帮”地富反坏统统改造过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爸爸的话廓清了我们头脑中幼稚和糊涂的思想，使我们明确了革命的目的，绝不是乱冲乱斗，激化矛盾，而是教育改造所有的人。爸爸告诉了我们无产阶级应有什么样的伟大胸怀。他对文化大革命寄托的美好的希望，多么使我们神往啊。

爸爸总想按照自己善良的愿望和党的传统经验来引导。然而，他不知道，他正好踏进了林彪、江青一伙的圈套。运动中出现了许多不正常的情况。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抓住工作组在工作上的一些缺点错误，煽起一股反工作组的浪潮。学生中开始出现了对立的两派。形势错综复杂，难以驾驭。爸爸担心地对我们说：“这是全国大分裂的开始，不可忽视。后面可能有高级干部。”

二

7月16日，毛主席畅游长江。7月18日，毛主席回到了北京。7月24日，毛主席召开会议，批评爸爸和小平叔叔。7月29日，爸爸在人民大会堂万人大会上说：“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在新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进行革命，要重新学习。不仅你们要重新学习，而且我们也要重新学习，要在革命中学会革命。”“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中央同意的。现在工作组这个形式不适合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需要，中央决定撤出工作组。”还讲到对运动中的缺点、错误，可以提意见，不要揪住工作组不放，要保护少数。8月5日，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决定林彪为接班人，爸爸从第二位降到第八位。爸爸当即表示，他保证服从党的决议，努力去认识自己的错误，不做任何不利于党的事。作为正直的共产党人，他从来是按照党性原则来生活的。在之后三年多非人的折磨和极度痛苦中，爸爸始终都遵守着自己的保证，直到最后一息。

中央会议上的事情，我们几个孩子在当时是不知道的。记得在8月上旬，14岁的亭亭从学校回家，路上碰到蔡畅妈妈。蔡妈妈亲了亲亭亭问：“你妈妈好吗？”亭亭高兴地回答：“妈妈挺好，她正在清华大学为大家卖饭呢。”“傻孩子，你什么都不懂。”蔡妈妈忍不住眼中的泪水，摸摸亭亭的小脸蛋，扭过脸去，依依不舍地走了。

8月的一天，晚饭的时间到了，我们坐在桌边等候爸爸的到来。大一点的孩子，隐隐约约地听说爸爸犯了错误，心情忐忑不安。我们注视着爸爸健步而入。他的神态是那样地安详、坦然，像往常吃饭时的情景一样，一边吃饭，一边思考着国家大事。在饭桌上谁也没讲话。爸爸吃完了饭，就站了起来。我们所有眼睛都紧紧地盯着他。爸爸似乎明白了我们的心意，说：“你们的心情我知道，放心，爸爸会努力认识自己的错误的。”说罢微微笑了笑，回办公室去了。这时，大家极力忍住的眼泪一下涌了出来，工作人员也都潸然泪下……

过去，爸爸主持中央工作时，除了召集中央生活会征求领导同志对他的意见外，也曾多次召集身边工作的同志和孩子们开会，让大家给他提批评意见。在这以后的几个月时间里，爸爸几次召集孩子们和身边工作人员开批评会。他总是诚恳地请求大家给他提意见：“文化革命刚开始，我工作太忙，没有机会听大家的意见。现在，我希望大家坦率地谈出来，会有利于我将来更好地去工作。”一位老工作人员说：“少奇同志工作一直很忙，但一有空就参加我们支部的活动。我们在这里好多年了，你没白天没黑夜地工作，生活简朴，这些没什么可说的。我们也都努力工作，为了让你能为国家做更多的事。可你怎么就犯了错误呢？……”说着说着，声音也哽咽了，又加上了一句：“你可不能只顾拉车，不看道儿啊！”有的同志说：“派工作组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请示主席呢？”……爸爸只是耐心地倾听，从不辩解，有时一连几个小时，不停地抽着烟，边听边思索。有一次，爸爸坦率地说：“我不理解，但我要跟上形势。”

然而，爸爸是永远不会跟上的。刚正、善良的爸爸，怎么能知道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的险恶居心呢？他又怎么能理解这个被林彪、江青之流阴谋操纵的运动，跟上它的形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