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临终前为何要向周恩来秘密揭发江青的老底？；《毛泽东致江青的信》烧毁前后的复杂政治生态
来源：同济医学院关工委编辑录入：oy 2013/1/3 13:10:27 3743
康生的医生悄悄地将此情况告诉了我，并要我向周恩来如实报告，由周总理判断裁夺。平车推到客厅的
中心位置，康生仍然躺在担架上，护士帮助康生将头侧向右边，他看到了由护士搀扶着站在那里的周恩来。
1967年4月21日，出席北京革命委员会的会议。从左至右：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王力、杨成武、姚文元。
周恩来因患癌症所经受的痛苦是难以想象的；加之，当时政坛风云突变对他的冲击与伤害，使他心灵上深受折磨，更不是我辈能用语言能说得明白的。
时间还在1975年夏季，周恩来在三五医院已经住了一年多时间，他带病坚持工作，一批又一批地会见中外宾客。医疗组和陪同周恩来在医院的工作人员都想找机会同总理合影留念，可总找不到合适的时机。
机会终于来了，一次，周恩来总理接见泰国贵宾，由李先念和乔冠华陪同。这件事情，事先有人已“谋划”好了，由乔冠华出面请求周总理同大家合影留念。
事情说妥以后，大家按新华社派来专为中央领导人拍照的摄影师杜修贤的安排，将人们分成两排站好了队，李先念和乔冠华站在前排中间，他们两人当中留给周恩来一个空位置。周总理在值班护士的搀扶下，微笑着缓步走到大家面前。当摄影师正要举起相机拍照时，突然间，一个叫人听了心颤的声音响起来了：“我这是最后一次同你们合影，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我的脸上打叉叉！”
周恩来在说这一句话的时候，其实，他的声音是十分平缓的。但是，在场听到这句话的人不由得心中一震。一向儒雅的周恩来，平素很少听到他跟别人有过开玩笑的话。此时此刻，人们对他的这一句话颇费猜测，似乎预感到有一种不祥之兆将要来临。
重病缠身的周恩来早已将自己的生死问题置之度外。人们常说，言为心声。他，今天当众说出了令人如此震惊的话，恐怕是他将长久地压抑在心底的愤怒与痛苦，超过了物理学上所说的“弹性限度”，已经到了极点，他已是忍无可忍了。故而，他也要在这些常年跟随他的普通工作人员、老部下与老同志面前“宣泄”
一下，把蓄积在身体里过多的能量释放出来。不过，这不仅仅是“宣泄”，而是愤怒的声讨与抗争！
周恩来同这一场“史无前例”的动乱，苦苦地鏖战了十个年头。他所经历的一切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像刘少奇等的遭遇便是前车之鉴、后车之辙。因此，他的话肯定是有所指的，对待自己身后之事难以预料。诚然，对于那些无耻之徒、政治流氓来说，只要他们需要，党的历史是可以随心所欲地窜来改去的。不过，历史毕竟要还它的本来面貌。作为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的老革命家周恩来，对此是坚信不疑的，因为人类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容不得别有用心的人肆意篡改。
难解之谜：已是病危中的康生竟怀疑周恩来；他临死前又找周恩来密告张春桥、江青……
1972年初，康生作体格检查发现患了癌症，上面指示马上成立医疗组，在钓鱼台8号楼康生家里为他治疗。中央指定医疗组有事向张春桥与纪登奎请示汇报。
康生患病后，精神面貌渐渐地萎靡，身体日益衰弱。康生平素性情孤僻、古怪，生性多疑，说话阴阳怪气，医护人员很难同他接近与相处。医疗组的工作常常遇到麻烦而不好处理，他们常把问题捅到周恩来处，请总理指示或出面解决。周恩来便约请张春桥和纪登奎一起接见医疗组听取情况汇报。不过，周恩来单独接见医疗组全体人员的次数要更多一些。
周恩来到8号楼看望病重的康生，吩咐医生护士尽力做好工作，安慰和鼓励他们，对他们提出的一些难题表示理解，并尽量给予具体的指示。
康生的病情发展较快，精神状况越来越差，不肯接受任何治疗。他整天不服药、不吃饭，甚至连水都不肯喝。这便造成严重的全身营养不良性浮肿。周恩来多次劝康生进食，但效果不大，均被拒绝。由于康生多疑，对医疗组人员不完全信任，因此常常要通过周恩来做医生们的工作，或是更换人员。
1980年11月20日，被隔离审查四年后，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江青进行了公开审判，
12月24日上上午江青为自己辩护时大喊：“我怕过谁，我就是无法无天。”
有一次，医疗组忽然电话报告周恩来：康生拒绝一切治疗措施，大发脾气！周恩来只得放下手头的工作赶往钓鱼台，同康生耐着性子讲道理，说服他接受治疗。这次，康生总算给周恩来面子吃了一次药。可是，周恩来不能每次都去陪他服药。所以，后来康生在治疗中输液与服药，几乎都是断断续续地进行，搞得医疗组的专家们担惊受怕，苦不堪言。
事情的进一步发展出乎周恩来的预料，康生居然怀疑到周恩来的头上来了。对于周恩来经常去看望他感到不安、不满及恼怒。
有一次，康生的一位保健医生向他报告：“总理要来看望您。”
 《毛泽东致江青的信》烧毁前后的复杂政治生态作者：一 清 这里所说的《毛泽东致江青同志的信》，是指毛泽东1966年7月8日那封“在西方的山洞里住了十几天”的信。就是这样一封几乎可以认定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重要信件，却在当时被周恩来烧掉了，而且是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烧掉”的。 那么，烧掉了的信，后来又是怎么发表的呢？有没有底稿？为什么要发表？当事人怎么不出来说话？这中间到底反映了中国当时什么样的政治生态？ 我们得从接读这封信的当事人说起。 最先接读这封信的当然是江青。毛泽东给江青的信，在此之前，不多。一则是因为夫妻俩经常在一起，没有多大的必要写信；二则是毛泽东不太愿意与江青讨论党内生活的一些问题。见之于公开发表的，在中央权威文献中，就是1950年1月4日毛泽东在苏联访问期间以电报的方式发给江青的“同意你去新区看一看”的信。还有1957、1961、1965年的几封短信。
在1966年7月那样的一个文革运动启动的时刻，江青收到毛泽东这样的一封信——一封几近“黑话”的信，江青一定是震住了。她不可能读不懂毛泽东信的内容。因为就在毛泽东离开韶山滴水洞刚到武汉的6月28日，她还给毛写过一封信，说的也就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事。毛泽东正是就着她的来信的一些话题，超长地回了这封信的。 江青读完信，感到兹事体大，不敢独专。又唯恐误了毛的大事，便找到周恩来，让周看了一遍。江青把这么重要的信给周恩来看，没有经毛泽东本人同意。也许江青自己也明白，这不是夫妻之间的家书，这里牵涉到的是中国最复杂的政治斗争，“所思、所虑、所阐发的感慨，无一不是严肃得可以听到枪炮声”（《毛泽东家书》语）的问题。 周恩来看了，以他对事物的理解，觉得毛泽东的这封信不应只给江青一个人看的。以周的为人和处事的小心谨慎，他知道看到这样的信不见得是好事。但既然看了，也就还要有第三者看到才安全，否则今后的政治斗争说不清楚。因而他提请，这封信一定要给当事人看。同时，周恩来也有借这封信给林彪提一个“醒”的想法：万事有个边界，“吹”人的话适可而止。经与江青协商，再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也同意将此信给林彪一看，但嘱咐：林彪看后，当面烧掉。 毛泽东的这个安排，起到了两个作用：既给林彪敲了警钟“提了醒”，又“给了政策”——当面烧掉。只要改正，后话好说。 当时林彪正在大连休养，他不知道毛泽东写了此信。所以，当他看到这封信时，一时手足无措。但周恩来立即当着林彪的面（一说当叶群的面），用火烧掉了这封长信。这个动作又让林彪大吃一惊，因为烧掉毛泽东的文字，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周恩来只是笑笑了事。 这封只有江、周、林三人看到过的信——毛泽东的手稿，就这样消失了。
（信中所涉的几位几乎全在这张照片上，有毛泽东、江青、周恩来、林彪、康生等。） 真的消失了吗？历史有时候真是太吊诡了。 1971年9月13日，林彪命丧蒙古大沙漠后，这封信被毛泽东翻捡了出来——是一份底稿抄件！ 毛泽东写给江青的这封信，居然让人抄了一份底稿，而且暗暗地收藏着。他当时对贴身秘书的嘱咐是，“原稿发出，抄件存档”。据后来看到过这一个“抄件”手稿的人徐景贤回忆，“抄件”是抄在“一种直条纸上的”，“抄信人的字迹很稚拙”。徐景贤的回忆录没有提到这位“贴身秘书”是谁，经查，1966年跟随毛泽东的所谓“贴身秘书”是徐业夫。这是一件很耐人寻味的事。因此，林彪出事后，毛泽东自知由他亲自选定，并在中共党章上铁定的“接班人”摔死他国，是不好交待的一件事。为了洗清自己，他让拿出了这封信的“抄件”，并决定在1972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公布出来。 毛泽东为了让参加会议的人相信这个抄件是出自他的手，特意在原文上改了两处。其中有一处是“他（指蒋介石）就逃到一个海岛上去了”改成“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 周恩来自然知道毛泽东的心思，他特别将这个有毛泽东改动手迹的“抄件”全文复印，并让每个参加会议的人可带回一份，存档到各自单位。 在做这一切时，江青没有忘记自己在里边的“利益”。她要求毛泽东将信的开头称谓“江青”改成“江青同志”。但毛泽东没有同意。周恩来和事，在印发这个材料作为“中共中央文件（绝密）”时，文件上加了“同志”，成为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毛泽东致江青同志的信”。 这样的一封信，由草成，抄写，存档并同时寄发，三人传阅，到烧毁；由重新翻捡出来，改写，复印并作为重要的中央文件高层公开，叮嘱带回并荐档——这中间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生态，是何其复杂。 毛泽东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他自己也不知道最终走向何方的“革命”，正像他在信中对江青所言：“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斯、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是要粉碎刘少奇一类“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及其集团。但是，林彪是否就是他所坚信的人？或者在此后“九大”将林彪选成接班人后，是否就能同道到底？毛泽东说林彪吹他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那么，这句话是否可以反过来问一问：选用林彪，是否也是“为了打刘，借助林彪这个钟馗呢”？但不管是什么情况，林彪出事后，毛泽东得有交待，对党内，对党外都得有个解释。正是在这样的一种心态下，毛泽东才翻捡出了这样的“私信”抄件的。毛泽东是不是由此就说清楚了他对林彪的重用是出于什么考虑呢？这一封显示早在四年前毛对林彪就有着相当警惕的“预言”，是不是也一如从前地表现了毛泽东的高瞻远嘱、明察秋毫呢？看来，回答不一定是乐观的。这一点，毛泽东作为一个高人，他自己心里比谁都清楚。 林彪事件，在毛泽东，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据他身边的人回忆，“9·13”后，毛常常摔东西、撕文件、骂人。而且经常失眠，睡梦中偶尔还惊叫“亲密战友”、“接班人”、“永远健康”等类的短语。可见毛连自己都无法交待。 而林彪事件于国人，是不得不交待的一件事。因此，有此抄件,也聊胜于无。 既然有这么一个信的抄件，又是出于毛泽东早几年对林彪的观察与判断，作为中央文件，高层里是要学习和讨论的。不仅要学习，其每一位的讨论发言，都是要记录整理并上报的。于是，毛泽东看到了每一位参加会议的人的发言记录。全部的表态都是—— 读了毛主席的信，受到了极大的教育。原来林彪是个反革命两面派，是个当面“万岁不离口，背后下毒手”的家伙，毛主席高瞻远嘱，对林彪的问题早就有觉察…… 这样的话，毛泽东信吗？不信又能怎么办？也是聊胜于无吧。 历史，经常在一种“作古正经的乱弹琴”中…… 附注： 当然，也有另外的说法，说这封信压根儿就不存在。是当时的中央为了应对林彪出逃所造成的被动局面，由康生提议，张春桥执笔，毛泽东首肯的一封彻头彻尾的造假产物。为了使这种造假更真切，毛泽东直接参与了过程，在“抄件”上特意修改了几个文字……支持这种论点的有张玉凤在香港发表的言论和姚文元的相关回忆（有关这个问题，如果博友们感兴趣，或者本博主还会涉及。）——先且不管这种质疑的理由以及当事人发言的真伪，由此亦可见出当时那种复杂的政治生态。这封信从1966年到今天，四十多年了，疑云丛丛，当事人有的三缄其口，不着一辞。我们期着历史真相早日揭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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