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人民日报 》（ 2017年09月24日   05 版）

　　随着中华文明的复兴，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都在讨论中国学派诞生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究竟能否构建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学派？一种观点主张一元论，认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属于科学，均以发现规律为目的，二者本质上没有区别，所以不可能出现不同国别的科学。另一种观点主张二元论，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人类具有赋予世界以意义的特殊能力。例如，西方人结婚，新娘穿白色婚纱，中国人则喜欢穿红色礼服，这是因为人们对颜色意义的理解不同，是由各自的文化传统决定的。事实上，哲学社会科学与历史人文精神紧密相连，它以各个地域的不同语言为媒介，与本地流行的价值排序息息相关，而且研究对象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所以具有很强的相对性，容易出现众多学派。

　　中国学派应当包含不同理论流派，需要有思想观点的竞争，既包括中国人与外国人的竞争，也包括内部各种学派的竞争。学习借鉴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知识，是加快构建中国学派的需要。但我们更要坚定“自信”、破除“他信”，深刻把握中华文明不同于其他文明的独特品质，构建富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学派，彰显中国学派的独特精神。

　　比如，经济学的中国学派，只有从中华文明中汲取丰厚养分，才能茁壮成长。当代西方经济学强调，市场机制配置经济要素的效率高于政府干预。但中国自古就认为，经济是“经世济民”的道理和方法，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都是增进民众福祉的手段。干预还是不干预，关键要看民意。失去民众的信任和支持，怎么做都会导致灾难。如此看来，排除了社会和政治因素的经济学很难说还属于社会科学，排除了社会和政治因素的市场机制也不可能存在。较之资本利益至上的主义，社会利益至上的主义更符合中国民本主义思想传统。“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从2000多年前开始，中国的执政者就尊重市场机制但从不迷信市场机制，为了大众利益而积极调控市场。从“常平仓”到“盐铁官营”，再到土地“公有私用”，都是中华文明经济社会传统的体现。

　　又如，政治学的中国学派，只有把握中华文明的特点，才能提出自己的观点。中西历史文化大不相同，社会政治制度差异很大。从古希腊开始，西方学者将阶级区分与阶级斗争视为政治生活的核心，强调关于阶级斗争的制度解决方案，于是就有“一人之治”“多人之治”“众人之治”的区分。而中国人分家时是平分家产，几代之后大地主就消失了。另外，在中国，科举制度给普通民众以上升通道，很难形成稳固的阶级统治。明朝末年，耶稣会士利玛窦来华传教，发现中国政府既非一人之治，也非多人之治，还非众人之治，但又似乎每样都有一些，所以倍感困惑。同样，产生于欧洲的政党，本意是某一部分社会群体的政治代表。但中国的情况却不同，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为全体百姓福祉而努力奋斗的。

　　再如，法学的中国学派，只有扎根于中国土壤，才能突破桎梏、别开生面。一个时期以来，一些法理学研究者言必称西方。这在改革开放初期法治经验不足、法治理论欠缺的情况下可能难以避免，但在我国法治建设已取得重大进展的今天就很不应该了。“法”这个单词在欧洲有两层意思：一是神的权威，如上帝与摩西的“十诫”之约；二是自然规律，如物理学里面的定律等。因而遵守法律就是服从神圣、服从自然规律，就是道德的。与西方传统不同，中国古代实行礼法合治，主张德主刑辅。法主要是指刑法，所谓“德之所去，刑之所取”。中国的先哲认为，礼和法都是治国所必需的，因为礼是防患于未然的道德引导，让民众在生活中有所遵循；而法是在极少数人突破道德底线后，迫不得已而采用的强制手段。可见，中国的法治不能照西方的葫芦画瓢。

　　构建中国学派、彰显其独特精神，也面临一些不利因素。例如，在中外学术交流上就存在语言和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困难。我国学者大都习惯于通过译著理解国外学者的思想，直接阅读外文著作的偏少，这就导致学习和借鉴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存在一定障碍。反过来，我国学者的思想要让国外学界所知就更加困难，因为从中文翻译成外文不仅成本高，而且难以十分准确。如怎样翻译《红楼梦》中贾宝玉的名字，就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当然，困难是可以想办法克服的，如人工智能的发展将会消除大量语言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