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书屋》2000年第4期，原题为：“劫后承重任 因对主义诚”

粉碎“四人帮”，我们党得到了新生，社会主义制度有了复兴的希望。但是前途茫茫，人心惶惑，到处险象丛生，我们党每迈出一步都得进行艰巨的斗争。

行路难，首先是领路者难。仔细挖掘其原因，主要是我们这支浩浩荡荡大军的司令部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抗日战争胜利，打垮了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几年，曾以为自己水平很高。可是经过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特别是经过长达十年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大跌落，很多领导人连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都搞乱套了。几千年残留下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思想，同假马克思主义的极左思想结合在一起所形成的毛泽东后期的种种错误，既是我国以前混乱倒退的思想根源，也是今后开山辟路的思想阻力。

由于对毛泽东的后期思想信奉到十分荒唐的地步：“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信仰要信仰到迷信的程度，服从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因之它禁锢了人们的头脑，束缚了人们的手脚。可是，很多人不敢反对，不敢说不，甚至连想都不敢想。我们当时的主要领导人还把这作为领导党和国家的主要法宝。他们把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继承下来，把“对资产阶级进行全面专政”的专制制度继承下来，阻碍亿万人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放开手脚去开辟新天地。

所幸的，我们党内外并不是没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令人痛心的是在以往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对这些英才批的批，整的整，压制的压制，摧残的摧残，“长征式”和“三八式”的老同志中努力于理论研究的人，健存下来的不多了；好在还有若干后起之秀，在历次运动的反面教育中磨炼了他们，提高了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在这支老中青结合的马克思主义队伍中，耀邦同志是一位佼佼者，经过初期拨乱反正的斗争，他很快就被推崇到党的领袖集团中。

在这百业待兴、万难挡路的情况下，耀邦同志等第一批先驱者抓住重建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这条纲，开始逐渐破除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开始批判或怀疑一些打着马列主义旗帜的极左观点，开始敢于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头脑解放了，手脚放开了，主人翁的意识加强了，亿万人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了，人间的奇迹一件又一件的出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真的开始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常识，但长期受到压制和扭曲，耀邦紧紧抓住对真理标准的阐明与讨论，成为思想能够解放的关键，成为一切工作能够开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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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说，一切书上写的，文件上登的，领导人说的，都要经过实践的检验。任何理论观点、名言、指示、教导，总之，任何“本本”、“条条”，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就坚持，是错误的就否定，部分正确的就改进、就发展，一时无法检验的就留待实践继续检验。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人则认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是经典著作，是中央文件，是领袖的指示，甚至是最高领袖的只言片语。

几十年来，我们广泛流行、习以为常的是后一种主张，它是酿成十年内乱的一个重要思想根源。十年内乱以后，仍然是当时领导层的统治哲学。领袖的话是金科玉律，丝毫也不能违反。当时，人民普遍要求认真总结十年内乱的经验教训，可是，一些领导人认为毛泽东是神，他的话是经典，他决定的事神圣不可侵犯，根本无法进行总结。当时，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提出要“拨乱反正”，就是要把多年来搞乱了的是非加以澄清，把颠倒了的黑白颠倒过来，当然也是无法进行的。当时，人民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不行，因为是毛主席定的案！人民要求邓小平恢复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不行，因为是毛主席定的案！人民悼念周总理时要称他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行，也因为是毛主席定了的！人民要求批判张春桥姚文元的反动文章，也不行，因为这些文章是毛主席审定的！十年内乱时定的罪：全国各条战线的工作都是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黑线专政”。例如所谓的“教育黑线”就是这样定的罪。“四人帮”一伙对十七年的教育工作有两个估计：一是十七年的教育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二是十七年培养的学生，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后还说，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挖社会主义墙脚的。这就给全国教育战线的教职员和学生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人们要求推翻这些诬陷全国几千万工作人员的荒唐罪状，也不行，因为这也是毛主席审定的！总之，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粉碎了，而他们强加给全国人民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枷锁仍然紧紧地套在脖子上。

这个枷锁是十分坚固的。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按既定方针办”，换汤不换药地继承了毛泽东的衣钵。相当多的干部和群众虽然经过十年内乱的磨难，但还没有从对毛泽东的现代迷信中猛醒过来，仍然习惯于“按既定方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