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通过对北京18所高校的调查，分析当前高校的管理状况与高校教师状况。当前我国高校管理依然行政化严重，教师收入和地位偏低；人事管理企业化，高校教师生活压力加大。这些因素使高校教师偏离了教学和科研，背离了高等教育的目标。只有将高校教师真正纳入国家的治理体系和分配体系之内，去除高校过度行政化的倾向，提高高校教师待遇，改善高校教师的地位，按照高等教育自身的规律办事，才能改变目前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困境。

关键词：变革 高校管理 教师状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均提出高等院校建设的目标：建成“高水平高等学校”，“达成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对于高等学校发展的方向，则强调要“以提高质量为核心”，“培养高素质人才”，“促进科技创新”。建设创新性国家。这些文件也提出了改革和加强高校管理、调动教师高涨的教学与科研积极性的重要意义。

本文考察北京市高校当前的管理状况和高校教师的状况，分析管理状况和教师状况对国家目标实现的影响，针对相关问题提出社会建设的对策建议。

本次研究采用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实证性调研方法 。（1）个案深度访谈。在北京地区访谈主要教育主管部门、高校负责人、高校教师（教授、副教授、讲师）100人。（2）召开座谈会。在两所市属大学召开座谈会4场，其中教师座谈会2场，人事管理部门负责人座谈会2场。（3）问卷调查。根据北京地区高校的规模和人数数据，采用立意集中抽样方法，在11所市属高校 ，7所部属院校 计划问卷调查1583人，实际调查（有效问卷）1647人。（4）收集文献和文件资料。除此之外还使用了此前由课题组成员承担的“科技人员收入与积极性调查”的大规模问卷资料。

一 宏观管理行政化色彩较强，高校教师收入少、地位低

战国时期有一个关于知识分子管理的有名案例。秦国人冯驩听说孟尝君招贤纳士，就慕名而来。孟尝君把他安排到馆驿，好生招待。然而，他“弹其剑而歌曰：长铗归来兮，食无鱼！主人不顾兮，竟何如？贤士远游兮，徒奔趋。”孟尝君遂令迁之上舍，使人以鱼待之。吃过了鱼，他“仍弹铗而歌曰：长铗归来兮，出无车！主人不知兮，长嗟吁。贤士远游兮，闻名誉。”孟尝君遂与之车马。

这则案例表明的是，知识分子希望得到良好的待遇。是否有鱼吃、是否给车马坐，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不单单是物质上是否优厚，而是还被赋予地位和尊严。冯驩们想的是，用人者是否在人格上看得起自己，是否尊重自己？在地位上是否平等相待？相对于自己的要求是否积极和令人满意地回应？只有平等、尊重、回应，才有“士为知己者死”。到了近代和现代，平等、尊重与来自西方的平等、民主、人的尊严等融合到了一起，成为知识分子源远流长、根深蒂固、本性难移的价值导向。即所谓“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

本调查发现，高校管理近些年进行了很多改革，但是行政化色彩依然相当浓厚，在近期内甚或有所加强。这一倾向与高校教师所持有的价值观难以匹配，以至于影响了他们教学和科研的积极性。

所谓行政化，指的是由行政机构和行政领导直接决定与高校和教师相关的各项事务，分配与教师权利相关的各类资源。高校教师处于“被决定”、“被分配”、“给多少得多少”之行政附属地位。

行政化的形态和结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行政权力差距。行政人员掌握行政权力，支配和管理教师，教师少有民主和参与权。（2）资源分配差距。行政人员以行政权力分配资源，自身所得的资源多于教师，其中也包括工资水平和津贴福利。这两个层面的共同结果是高校教师与行政人员相比的低地位。

行政化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宏观层面，即政府及其主管部门对于高等院校的行政化管理；二是微观层面，即高校内部行政部门对于高校教师的行政化管理。调查发现，宏观管理的行政化对于高校管理和高校教师具有十分明显的影响。一位教授在座谈会中说，高校教师问题的来源“主要是社会，而不是学校。”

（一）宏观政策的行政化色彩浓厚，高校教师收入偏低

高校教师在座谈会和访谈中认为，政府是社会财富的分配者，高等院校是政府分配的对象，近些年政府的分配导向存在偏差，造成了对高校和高校教师的收入过低。

行政机关对高等院校采取了与行政机构不同的财政政策。对行政机构实行全额拨款，对高等院校则实行“差额拨款”。国家只保正式教师的基本工资，尽管在收入结构中设计了绩效工资，但却依靠学校和教师去市场中赚取。另一方面，教育作为民生之本，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人才，所以国家又严格控制教育的市场价格。这决定了高等学校赚不到多少钱，绩效工资和福利津贴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对于公务员，政府财政则同时保证其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和福利津贴乃至高额奖金。这样政策的一个实际后果，就是一些教师只能得到基本工资，与公务员的收入形成明显的差距。

本次调查的数据显示，北京高校不兼任行政职务的正高级职称者2010年的年收入平均为11.2万元，副高级职称平均为7.5万元，中级职称为6.0万元，初级职称为4.7万元。而在京中央国家机关正厅局级干部2009年的年收入平均为12.7万元，副厅局级10.4万元，正处级9.2万元，副处级7.4万元，正科级7.2万元，副科级7.0万元，办事员6.6万元。相比较而言，2010年北京市正教授的收入处于2009年中央国家机关正厅局级和副厅局级之间，副教授的收入处于正处级和副处级之间但基本与副处级相同，讲师的收入既低于正科级也低于副科级，助教的收入则明显低于办事员。总体上说，北京市教师的收入总体上低于中央机关的公务员，而且职称越低与公务员的差距越大。还应该注意到，北京市公务员的工资水平要高于中央国家机关，所调查的北京市高校教师的收入时间段是2010年，而中央国家机关的时间段是2009年。如果考虑到这些因素，高校教师与公务员之间的工资差距更大。

行政化管理造成的另一个政策后果是“教育倒挂”。高校教师反映，大学老师属于社会上的高学历群体，中青年教师基本上都是博士。可是与公务员相比，教育的投入和产出不成比例，高智力劳动的价值得不到应有体现。2009年，北京市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是58140元，教育部门作为高学历集中的群体，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只有58009元，还略低于北京市的平均水平。

（二）宏观制度的行政性意志明显，高校教师的综合待遇偏低

北京某大学的教师们在座谈会上说，政策是政府制定的，政府部门不允许自己的收入比教授低，只能比教授高。北京市政府部门早就实行了“三、五、八、一”的工资制度，处级干部月薪五六千元，局级干部月薪八九千元。可是，制度规定的高校副教授的工资只有三、四千元，一般教授的工资只有五千元左右。根据传统的职级对等，同等的专业技术职务比行政职务每月少几千元。

当前北京市的普教教师的收入在向公务员靠近，普教教师比高校教师的收入高，而普教教师的收入水平目前又比公务员低。一些教师提出，为什么教育水平和工作复杂性更高的高校教师，却不能得到公务员的待遇呢？有的教师举出日本、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的例子，那里高校教师的工资等值于或高于公务员，为什么我们却做不到呢？

教师们说，《教师法》规定，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并逐步提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重申了这一条文。但是，这样的规定并未能切实落实，目前也没有相应的举措。据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吴江的报告，中国的公务员平均年薪比事业单位人员平均年薪高出一万元 。

另外，北京市政府部门还在分房子，有些是福利性的，有的是廉价的。高校却不能自己建房子。政府部门的科员分到一个两居室，目前市场价即有二三百万元。学校的一个名教授无论收入还是住房都不如政府的一个处长。政府部门的一个小官员就能对大学校长指指点点，校长却显得低三下四。

（三）宏观分配的行政化区隔明显，高校教师缺乏尊严

因为宏观管理的行政化和分配的差别化，高校教师地位偏低，身份寒酸，缺乏尊严感。

一位教授在座谈时说，如今的大学教师“斯文扫地了”。高校教师的收入水平低于公务员，也低于主流的社会群体，享受不到师道尊严，失去了传道授业解惑的体面。一个博士毕业到高校工作，一个月的工资也就是3000多元，在北京的三环之内租个一居室都不够。消费窘迫、吃住简单，比不上所教的学生，身份寒酸，在学生面前抬不起头。教师们说，“教授要是一个月只拿四千来块钱，还说他社会地位高，有体面有尊严，那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