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前的中国是一个收入水平较为平均的社会。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不断加深，一部分的地区和个人先富了起来，结果城乡差距不断扩大，中国现在是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不仅城乡收入差距在扩大，城市内部也出现了一些待业、失业以及退休的低收入群体。此外，还出现了一系列如看病难、看病贵，上学难、上学贵等关系到民生的大问题。虽然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现在的生活条件与过去相比应该是改善了，即使在贫困地区基本的温饱问题也得到了解决，但由于出现了这些社会问题，社会上的不满情绪有所增加，甚至出现了一种怀旧思古的情绪，认为过去虽然穷，但穷得平均，现在虽然比过去富裕了，但与那些先富、快富起来的人相比，很多人反而显得更穷了。

总的来说，收入分配不均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中国宏观经济的治理，也关系到社会和谐的建立。社会上对于改善收入分配问题有很多呼吁，希望通过二次分配来解决这个问题。通过二次分配来解决初次分配没有解决的问题，这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不能在一次分配中达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而寄希望于二次分配，我个人认为，这很可能会事倍功半，甚至事与愿违。

因此，要在一次分配中达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而把二次分配作为补充手段，解决初次分配可能会遗留的一点问题。需要强调的是，这不是反对二次分配。当前的分配制度是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不照顾公平，然后由二次分配再来解决公平的问题，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既不能实现效率，也无法达到公平。

“初次分配达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至少应该有两层含义。第一，经济增长要快，整体收入水平要不断提高，这一点非常重要。第二，何谓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就是指在经济的快速增长过程中，穷人的收入增长速度要高于富人，这样才有望达到公平。而要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在保证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使得收入分配状况不断改善，关键就在于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按照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产品和技术。

中国目前的比较优势，总的来讲还是劳动力比较多，劳动力价格相对便宜。按照这个比较优势来发展，首先，就会形成很多劳动力密集的产业，包括制造业、服务业，以及资本密集型产业当中劳动力相对密集的区段，从而可以创造很多就业机会。众所周知，穷人和富人之间最大的差别就是，穷人除了劳动力之外没有多少可以获得收入的资产，而富人的收入增加主要靠资本，用资本雇用别人去赚钱。如果中国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创造出很多的就业机会，就可以让那些依靠自己的劳动力来获得收入的穷人得以充分就业，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其次，如果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中国就能提高竞争力，提高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从而获得最大的利润和剩余，资本就会快速积累，而劳动力的增加受人口增长的限制是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就会不断改变，从劳动力较多、资本较少，逐渐变为资本较多、劳动力较少，这个转变过程也体现在发达国家的发展进程中。如果出现资本较多、劳动力较少的局面，要素的稀缺程度反映在价格上，就是工资不断上升，资本回报不断下降，也就意味着穷人拥有的资产不断升值，而富人拥有的资产不断贬值，在此过程中收入分配状况不断得到改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地区之所以被称为“东亚奇迹”，就是因为它们一方面保持了经济的长期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还不断改善了收入分配状况，这是有实证经验支持的。

那么如何进行改革，才能实现一次分配达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