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春秋-往事悠悠

陈佐洱:我亲历的中英谈判最后1208天(图)

来源:同济医学院关工委编辑录入:OY 2017/6/30 10:56:52 739

陈佐洱与英方代表包雅伦。
来源:解放日报 2017-06-29 03:31
本报首席记者 高  渊

陈佐洱:1942年12月生,祖籍上海。曾任中国新闻社福建分社社长、总社港澳台部主任。1987年底到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工作,1994年3月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1998年起,先后任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任(正部长级),全国人大香港特区筹委、澳门特区筹委,全国政协常委、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2013年,任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

那是陈佐洱人生的高光时刻。

23年前的3月11日,陈佐洱一家三口从北京登机,飞向正成为世界焦点的香港。当时,距离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还有3年零4个月。他的使命是,赴港出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负责磋商香港政权交接的具体事宜。

陈佐洱的伯父陈伯吹和父亲陈汝惠都是知名作家,堂兄陈佳洱曾任北京大学校长,三弟陈佐湟是新中国第一位交响乐指挥博士。

虽然已经过去20多年,但聊起亲历的中英谈判最后1208天,陈佐洱对往事仍历历在目。

突如其来的台湾访客:一句“等你们38年了!”,引来纷纷议论,也改变了陈佐洱的人生轨迹

高渊:你跟港台相关的工作经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陈佐洱:那是1987年9月,当时发生了一件很轰动的事,台湾《自立晚报》派出两个记者取道东京前往大陆采访。这是两岸隔绝38年后,第一次有台湾记者来公开采访。做梦也没想到,协助他们采访的任务会落在我肩上。当时,我刚从福州到中国新闻社总社工作。

高渊:为什么会派你出面接待?

陈佐洱:记得那天是中新社王士谷社长找我谈,有两位台湾记者要来大陆公开采访,中央对此很重视。考虑到台湾《自立晚报》是民间媒体,而中新社也是大陆民间性质的媒体,实行对等接待。《自立晚报》派出的是李永得和徐璐两位记者,李永得是一位部门主任,而我正好是负责对台新闻的部门主任,所以由我作为中新社的代表。

高渊:当时接待有什么必须遵守的原则吗?

陈佐洱:有两条。一是确保自由采访,李、徐想采访谁,到什么地方采访,都要尽量开放和满足;二是确保两人的人身安全。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邓小平同志定的。

他们是9月14日15时50分从日本东京登机出发的,途经上海再飞北京。因为机上有重要旅客,所以这个航班在上海多做了一次客货安检,一直到15日零时56分才抵达北京。

我和中新社的同事是当天傍晚就到首都机场等候了,还来了很多国内外媒体。子夜时分,机舱门一打开,李永得和徐璐与我握手,歉意地说:“让你们久等了。”我迎上前说:“欢迎,欢迎,等你们38年了!”

高渊:这句“等你们38年了”,是事先想好的,还是当时脱口而出?

陈佐洱:是脱口而出的,我根本没有细想。因为已经等了4个多小时,加深了焦虑和期待,的确是久等的感觉,飞机晚点嘛。但这话一出口,立刻被世界多家通讯社援引,很多报刊以显著版位报道并加以评论,国内各大媒体在内部也炒得很热。

高渊:听说还引来不少批评?

陈佐洱:当时,中新社在宣武门新华社大楼里办公,中午去食堂吃饭时,就听到有人背后指指点点,“就是这个人说等台湾人等了38年,是什么阶级立场?”中新社里面也在议论,我内心忐忑不安,只想埋头工作,帮两位台湾记者联系好采访。

后来听说,邓小平同志肯定这句话说得好,我悬在半空的心才算放了下来。

高渊:那次台湾媒体的“破冰之旅”,是否客观上也改变了你的人生轨迹?

陈佐洱:台湾记者采访结束后,一下子北京有好几个单位要调我,中央台办要我去负责宣传,当新闻发言人。但我最想去国务院港澳办,因为香港还有10年就要回归了,我工作到退休年龄前还赶得上全过程。1987年底就去了,1988年1月正式上班。几个月后,任命我为副司长。

首次参与的谈判:中英就香港新机场建设问题达成协议,不仅解决了机场之争,更为以后的谈判定下了基调

高渊:第一次参加中英谈判是什么时候?

陈佐洱:是1990年下半年开始的香港新机场建设谈判,一直持续到1991年。

高渊:当时,为何中方反对港英当局的建设方案?

陈佐洱:香港原来的启德机场地处人口稠密的市区,中方在上世纪80年代就建议港英当局择址建设新机场,但对方并不积极,可能不想种了树让后人来乘凉。但到了1989年后,英方处心积虑“光荣撤退”,抛出了一个所谓“玫瑰园计划”,主要就是建设机场和港口。

这个计划最大的问题是,投入过于巨大,可以说是倾尽了香港的财力,留给未来中国特区政府的财政储备只有区区50亿港币。不仅如此,还要不封顶地大规模举债,让特区政府偿还。对此,中央高层的意见很明确,建设香港新机场不能“你请客,我会钞”。

高渊:谈了几轮?

陈佐洱:两轮。地点都在北京,但双方分歧严重,没有谈成。分歧的焦点是,英方坚持认为,就跨越回归的重大事项和中方磋商,会损害英国对香港的有效管治。所以,虽然双方谈判人员都夜以继日地工作,但大原则定不下来,协议依然遥不可及。

英方谈判组长是外交部负责亚洲事务的助理国务次官伯恩斯。他人高马大,一脸营养和修养都很好的样子。他有一次以近乎恳求的口吻跟我说:“后天是我太太的生日,孩子们都会回到伦敦,我们能不能互相让一点,让我回去和他们一起度过这一天。”我当即表示会尽力,但遗憾的是,没能缩小彼此的分歧。

高渊:怎么打破僵局呢?

陈佐洱:到了1991年6月,双方提升了谈判级别。英国派出首相外事顾问柯利达,中方是鲁平,他当时已经是国务院港澳办主任,我作为鲁平的助手参加会谈。

这次,柯利达带来了新方案,同意就跨越1997年的重大事项听取中方意见。这是谈判前提的重要转折,中方当即也作出让步,接受了英方提出的为特区政府留下250亿港币财政储备的建议。

我遵照指示,立即动笔起草协议草稿。值得一提的是,因为中方的坚持,协议名称定为《关于香港新机场建设及有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这“及有关问题”五个字是有深意的。就是说,从今往后,过渡期里但凡跨越1997年的事项,中英双方都要商量着办,不能一家说了算,这样就把英方制约住了。

其实,在中英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较量中,一共就达成两个协议。一是广为人知的《中英联合声明》,第二就是这个新机场备忘录。这个文件非常重要,不仅解决了新机场建设问题,更为后来的谈判定了基调。

最跌宕起伏的谈判:一句“车毁人亡”,引来港督彭定康隔空攻击,香港社会舆论哗然

高渊:中英谈判中,你经历的最跌宕起伏的谈判是哪一次?

陈佐洱:要说最跌宕起伏,还是财政预算案编制谈判。按香港的惯例,每个财政年度从当年的4月1日起,至次年的3月31日止。1997—1998财政年度将跨越香港回归,理应由中英双方共同编制。而且,由于财政政策有连续性,之前一个财政年度的预算案也应由双方合作完成。英方却想独自把握,以配合其“光荣撤退”方案的实施。所以阻挠中方参与预算案编制,还急功近利、不负责任地做大开支粉饰政绩。中方为了给未来特区留下一个好家底,坚持要在预算案编制中发挥应有影响力。

高渊:在谈判中,你那句“车毁人亡”曾在香港社会引起轩然大波?

陈佐洱:对。背景是这样的,从1995年3月起,中英启动专家小组会谈,首要议题是中方必须参与1995—1996和1996—1997财政年度预算案的编制。一开始,英方明确反对,表示要到1996年才会就预算案咨询中方。当时,曾荫权是英方组长,我是中方组长。

经过4轮艰苦谈判,英方终于作出让步,首次允许中方旁听高层资源会议,并就重要资源分配问题与中方讨论。但我们参与得越多,发现其中的问题越大。1995年11月,港英政府社会福利署署长冼德勤发表公开演讲,表示要大幅增加社会福利开支,当时已连续5年以27%的增幅增长了社会福利开支,居然声称还要按此增幅再干五年。

对此,中方认为,应该在财政稳健的基础上,根据社会发展实际需求不断提高社会福利。而英方的做法严重违反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规定,是给即将成立的特区政府埋钉子,哪个政府吃得消这么高速的刚性的福利增长?这时候,第五次专家小组会议在北京举行,我发表了这番谈话。

高渊:当时具体场景是怎样的?

陈佐洱:那天,中外记者照例围在钓鱼台国宾馆7号楼门口,然后尾随双方代表进入谈判大厅。等双方坐定后,我用手指轻轻弹了弹话筒,开始发言,表示不赞成港英当局的赤字预算,更不赞成用这样高的速度持续提升香港社会福利。

我打了个比方,“港英的各项社会福利开支突然变成了一辆在崎岖道路上飞奔的高速赛车,如果继续这样往前开,不用多少年,将会车毁人亡,而车上坐的正是600多万香港老百姓啊!”

我的意思很明确,这种只顾眼前、不顾将来,企图在一日内把所有好事都完成的哗众取宠做法,要么是居心不良,要么是政治上的不成熟。

我这番开场白暴露了英方临撤退前卖好又埋钉子的一个阴谋,英方专家组始料未及,现场气氛迅速凝固。当晚,香港总督彭定康亲自出马,率领一众高官隔空对我发起声势浩大的攻击。他把我形容他驾驶“高速赛车”,偷换概念成“港人是最好的司机”,称“香港的社会福利开支完全是香港事务,中国任何官员都无权理会!”甚至造谣称中方“把所有福利开支计划削减得体无完肤”,“港人对此决不受落(接受)!”

彭定康的这番言论虽然经不起推敲,但在当时具有很大蛊惑性,一下子将我推到漠视港人利益、干预香港内部事务的孤立境地,迅速成为香港“主流舆论”。短短一个多星期,上千篇五花八门的文章,通过文字、电波、视频铺天盖地地对我声讨谴责。其间,确实也有一些客观的、抱不平的声音见诸报端,但仅如沧海之一粟。

高渊:你的压力有多大?

陈佐洱:当时我身在北京,香港的信息来得晚。在翌日专家组会议结束后的吹风会上,有记者问我对彭定康那番谈话有何看法。我回答,港督是英国女王派来集大权于一身的英国人,跟未来由港人选举产生的特区行政长官相比,他是一个独裁者,他不仅没有资格跻身“港人”,更不会领到未来香港特区的“驾驶执照”。

我这话又被渲染为“大独裁者论”,英国外交部因此约见中国驻英使馆代办,指责我对香港社会福利开支的言论以及针对彭定康进行人身攻击是“不能接受的”。

我回到香港住处,见到小别一周的太太,她好像一下子憔悴了很多,因为遇到了从未有过的压力,甚至不愿上街、上班,害怕背脊后有人窃窃私语。

但我不管压力多大,仍必须一如既往地做好每天的工作,出席各种公开活动,从容面对传媒。为减轻舆论误解,最大限度争取支持,继续不卑不亢地进行一些针对性解释。这的确是段不容易的日子,我也为此付出了一定代价。

若干年后,是非对错终于被香港发生的许多大事验证。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董建华、曾荫权以及梁锦松、唐英年等要员都曾动情地当面感念我,表示中英共同编制跨九七的财政预算案为香港的未来把住了关,他们都还记得并赞赏当年“车毁人亡”那句警示。

我说,我真的希望那仅仅是一句警示,甚至是说错的话,就当作我敲了一回木鱼吧。

最惊险的谈判:中央给的底线是,500名先头部队携带武器提前入港,陈佐洱一咬牙对英方说,决不能少于509人

高渊:财政预算案是让你最着急上火的谈判吗?

陈佐洱:还不是,最紧迫、最惊险的是解放军先头部队提前进驻问题,因为启动这项谈判时,香港回归已经倒计时了。当时,我负责主谈的10多项议题都已陆续与英方达成了协议,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处里喜气洋洋,就等着迎接香港回归了。

就在1997年6月16日中午,我突然接到来自北京的重要电话。电话里传来外交部副部长王英凡的声音:“陈佐洱,我正在钱其琛副总理的办公室里给你打电话。”这句话,立刻让我感到了急迫与分量。

王英凡副部长指示我,立即带领中英联合联络小组防务与治安专家小组,与英方开谈驻港部队先头部队提前进入香港问题。他说,北京已组成专家组,傍晚就飞抵香港,配合你的工作,来人将会传达具体方案,只要是在底线范围内,授权你可以当场决定。

说到这儿,他加重了语气:“时间不多了,一定争取在一周时间内与英方达成协议。关键是快!”

高渊:为何临近回归前夕,突然要谈判先头部队提前入港?

陈佐洱:一般的理解是,解放军驻港部队应于7月1日零时开进香港。但在1997年5月,中央领导在听取有关汇报时发现,假如携带武器的驻港部队在7月1日零时才进港,从北到南抵达全部营地需要两到三个小时,这就意味着在驻港部队到位前,香港大部分地区将出现防务真空。

而此时,中英两国领导人正在进行庄严盛大的香港政权交接,刚刚回到祖国怀抱的香港绝不能有一分钟不设防。所以,驻港部队必须有一支先头部队,携带武器装备于7月1日零时以前进入香港,确保零时开始有效履行防务责任。

高渊:这项谈判有多难?

陈佐洱:英国人坚决不同意。他们认为在英方管辖的最后几个小时,中国军队就荷枪实弹开进来,这怎么行?

一开始是中国外交部在北京和英国大使馆谈,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在伦敦和英国外交部谈,但都是僵局。就在这时,英国政坛发生变动,工党取代保守党上台执政,钱其琛副总理亲自致函英国新任外相库克,希望推进谈判工作。双方最终决定,还是由中英联合联络小组负责谈判。

接到任务后,我当晚就和专家们关进屏蔽保密室里彻夜研究方案。第二天上午开谈,整个谈判持续了五天五夜。

高渊:你的任务是在一周内完成这项谈判,时间非常紧迫,当时得到中央多大授权?

陈佐洱:谈判一开始就僵持,第一天不欢而散,直到第三天依然缺乏实质性进展。那天会谈结束时,我和英方代表包雅伦不约而同地走在最后。走到楼梯口时,我们对视了一下,收住脚步。他说,我们两个人再谈谈吧?

我点点头。正好旁边有一个小房间,是堆放杂物的储藏室,三四平方米,有一张条凳。我俩把门虚掩,坐在条凳上,没有灯光,没有译员,谁也看不清谁的脸,但彼此能感知对方的气息。

包雅伦直截了当问我,中方还能作哪些松动?由于每天都和北京保持频繁联络,我说,中方可以再作两个重要让步:第一,可以放弃开进位于九龙闹市区的枪会山军营,但港岛的英军总部和港岛南的赤柱军营一定要进;第二,可以再调减些先头部队的人数,具体数字没透露。最后,我用诚恳、严肃的语气说:“前提是英方也必须持灵活态度!”我听见包雅伦吐了口气,拖长声调“嗯哼”了一声。我们都知道,谈判还有戏。

最后的焦点是驻港部队派多少人提前入港。中央给我的底线是不少于500人,我想到9是最大的数字,一咬牙说:“509人,这是中方所能作的最大让步了。”英方最终接受了这个方案。

高渊:你在香港谈了五天五夜,是怎么和北京保持沟通的?

陈佐洱:谈判桌上风云变幻,第一时间向北京汇报和请示是夺取胜利必不可少的要素。广州军区来的专家给我带来3部可以漫游的手机,在1997年手机还是很新奇的。那些天,这3部手机都放在我桌子上,哪部响了,我就抓起来跑到外面去接。我每次都到外面花园接电话,是担心楼里面有窃听装置。当时经常和我联系的外交部王英凡副部长和港澳台司司长等,都是上海人,我们就说上海话。这样即便被窃听,对方还要找懂上海话的人来破译,得多费不少力。而且,我们之间的通话还有暗号。谈判的进展通过他们报给钱其琛副总理,再报给江泽民主席,北京的指示也通过这个途径及时下达。

那五天五夜真的没怎么睡觉,白天谈得唇焦口燥,晚上回中代处还要开会、发电报、等批复,再根据北京指示商量明天如何对阵。即便是抽空眯一会儿,脑子里想的也全是先头部队提前进驻的事。

高渊:最终达成的结果在底线之上,当时是什么心情?

陈佐洱:应该说很高兴,完成了任务。如果谈判失败,英方不让驻港部队的先头部队提前进港,我们当然不能强行进去。但他们离开的时候,也不可能好好走了。最终,英方作了一定让步,中方也给了他们面子,实现了平稳过渡和政权的顺利交接。

高渊:香港回归后,一位英国外交国务大臣曾对中国驻英大使说,陈佐洱最难对付,但又是达成协议最多的对手。在你看来,外交谈判的关键是什么?

陈佐洱:在我去香港上任前,向老外长、港澳办老主任姬鹏飞辞行和请示,他对我说了一番鼓励的话,特别提到,外交是妥协的产物。在香港那几年,我还牢记两点,一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二是弱国无外交,我所有奉命谈判成功的背后,都是国力的支撑和人民的支持。

我始终认为,外交谈判的根本目的不是争出彼此高下,而是在不同利益的争执中搭桥,寻求在满足我方主要关注前提下的统筹兼顾之道。“一国两制”方针本身,就是和平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国际争端的举世无双的桥。我在谈判中坚持这个理念,不仅完成了多项任务,后来还与很多昔日的对手成了朋友。

提出三个“不能平起平坐”:“一国”与“两制”、“两制”之间、国家与香港都不能“平起平坐”

高渊:两三年前,你曾到香港发表讲话,说国家和香港不能“平起平坐”,又一次在香港社会引起了很大反响。是这样吗?

陈佐洱:是的,这句话后来成了香港人的口头禅。很多人吃饭请客让座位时,常会开玩笑说,那个陈某人说过了,你我不能平起平坐。

高渊:当时你具体是怎么阐述的?

陈佐洱:那是2014年6月,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了《“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我到香港组织一个论坛,对传媒说了三个不能“平起平坐”的看法。

第一:“一国”和“两制”不能平起平坐。“一国”是前提,如果没有“一国”的话,“两制”就没有意义了。

第二:在“一国”之下,社会主义国家主体和一小部分地方保留的原有资本主义不能平起平坐,那个资本主义是依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第三: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这两件都是大事情,但前者是国家大事,后者是地方大事,所以也不能平起平坐。

高渊:很多人注意到,香港和澳门特首进京述职时,座位摆放也不同了。

陈佐洱:这些都是十八大以后的新变化。中央理应处在重要的中心的位置,接见中央管辖和任命的特首不是会见外国元首啊!

“港独”就是毒瘤:必须依法去除,不能等闲视之,不能纵容,不能姑息养奸

高渊:大约5年前,你说过“港独”就是毒瘤,必须依法去除,这句话也流传很广。

陈佐洱:2012年7月1日,香港的反对派的游行队伍中第一次出现“港独”旗帜,喊了“港独”口号。9月份,我到香港开新书发布会,有媒体问我对此事的看法。我说,我看了很痛心,这些港英旗帜本来应该放进历史博物馆,不应该再招摇过市。10月份,在人民网和网友交流时,又被问到这个问题。我说,“港独”势力就像病毒一样蔓延,不能等闲视之,不能纵容,不能姑息养奸。

高渊:今年以来,情况是否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陈佐洱:最近几个月,“港独”分子管这叫“休渔期”。慑于中央的威望和广大市民的压力,他们不太敢在特区内闹腾了,但在国外境外并不消停,特别是“港独”“台独”势力加紧勾结,一起站台,互相取暖,“港独”活动越来越台湾化。

平息“占中”以后,我们占领了道德高地、民意高地、法制高地。但树欲静而风不止,香港爱国爱港力量与反对派和外部势力围绕管治权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是十分尖锐的,这不是要不要民主的问题,也不是民主多一点少一点快一点慢一点的问题。

高渊:你对当代香港年轻人怎么看?

陈佐洱:前几天,我出席了一个纪念香港回归20周年活动,参加者都是香港青年学生,有两三百人,都在北京上大学。我跟他们说,你们有一个非常幸运的称号,都是香港特区的同龄人,你们跟香港特区一同成长、共同发展,希望再过十年,在香港特区成立30周年的时候,我们再欢聚一堂。

香港的当代青年传承了狮子山下精神,一直是爱国爱港爱乡的,每到清明节都可以看到有许多青年人回到内地拜祖扫墓。而且他们聪明勤劳、团结奋斗,是财富的传承者,也是财富的创造者。当前其中有些人出现在街头反华乱港,各界市民十分痛心,这与很成问题的教育环境有很大关系,其实更加险恶的就是背后那些“长胡子的人”。

特区成立后,一些领域“不去殖民化”反而“去中国化”的问题,已经损害到香港的核心价值,使得社会的公平正义、信息的客观公正,还有千家万户的子孙后代成长都受到严重影响。

高渊:怎么看待中间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陈佐洱:“一国两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这就决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实践也必然是一个探索完善的过程。过去从来没有哪个国家的共产党,执政以后既要领导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还要领导一小部分地方保持资本主义的繁荣稳定。这正是我党治国理政重大、崭新的课题。

高渊:你觉得香港的未来会怎样?

陈佐洱: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12月30日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指出,“我们要按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支持香港、澳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动摇、不走样、不变形。”

要实现“发展”和“改善”,唯一正确的路向和最大的优势就是在“一国两制”方针下与祖国的发展战略紧密结合,融为一体。香港要以更宽广的视野和胸怀,充分把握“一带一路”重大机遇,凭借仍然具备的一些独特优势,将自身发展与“一带一路”有机结合起来,并且主动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战略规划,聚焦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扩大和深化与内地的合作,共同打造大湾区,共同开辟“一带一路”广阔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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