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2)
来源：同济医学院关工委编辑录入：oy 2012/9/30 21:12:57 1170
来源：文汇报 2012年09月26日第16版
创新，一个民族自强不息的灵魂，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动力，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一个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从一个幽灵，马克思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地上游荡；到超过世界总人口五分之一的人类，在超过世界总陆地面积十五分之一的土地上，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我们怎能不发自内心，执著坚信——
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来自于实践、实践、再实践。
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来自于创新、创新、再创新！
第三集：创立伟业
1980年8月21日，邓小平在他76岁生日的前一天，会见了意大利著名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这位难对付的女记者一落座就向邓小平尖锐提问：“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邓小平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永远要保留下去。”邓小平说：“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
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这栋乡村民居中。那时，赤县神州、长夜难明，正是近代中国的最黑暗年代。
1840年后，天朝落日在殖民主义的隆隆炮声中渐失余辉，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深深陷入丧权辱国的历史沼泽地。
中国向何处去？中华民族向何处去？
前行中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寻求真理，直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先进的科学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的面貌才为之一新。
1921年7月，一些先进知识分子，聚集在上海兴业路一栋石库门房子里(中共一大会址)，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就此成为中国革命的第一个圣地。
中共一大代表共13人，平均年龄28岁，正好是毛泽东当时的年岁。他们以改天换地的气概，把马克思主义写在了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上。然而，真正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新飞跃，却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既要时间又要代价。这正如毛泽东所言，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必然带有中国的特性、中国的特点。
在中央档案馆，我们摄制组找到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主办的《革命》杂志。1925年12月1日出版的《革命》第四期，全文发表了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龚育之（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这一篇东西，系统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各阶级，分析了他们在中国革命的地位和态度，确定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篇纲领性东西。所以我想，以这篇作为正式出版的“毛选”的开卷篇，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选择，非常符合历史实际的一个选择。
逄先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我认为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毛泽东在他早期，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一篇成熟的著作。当时我们就这么评价，毛泽东同志也这样认为，是一篇成熟的著作，也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起点。所以把这篇文章作为“毛选”开卷篇是再合适不过了。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但是，真要搞清楚这一问题，却不是那么简单容易，也不是只要有革命热情就可以。相反，只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中国国情的人，才能够真正认清这一点，并创造性地解决这一问题，毛泽东就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典型代表。
乔治·拉比卡（巴黎第十大学副校长、教授）：全世界众多的劳动者，亚洲的、欧洲的、非洲的、拉丁美洲的，都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但每一个又都是从自身的生存条件出发与之具体结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就和它在巴西、在阿根廷不一样。毛泽东年轻时的重大贡献是认识到了中国的革命阶级不单是工人，而且还有农民。这种认识使中国革命焕然一新。
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实地考察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历时32天，行程700多公里，最终写成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战士》、《向导》等杂志上发表后，受到广大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热烈欢迎。1927年5月2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机关刊物《共产国际》转载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布哈林读到后立刻称赞它“文字精炼，耐人寻味”。
其实，真正耐人寻味的是毛泽东的与众不同。他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教条和“本本”出发，他宁愿跑到乡村里去开调查会，身临其境，由衷地欢呼农民运动“好得很”，而不是躲在城里，闭眼瞎说什么农民运动“糟得很”。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在一个农民像汪洋大海一样的中国社会，要想了解革命的真谛，唯一的方法是眼睛向下，到农村去作调查。
1927年10月，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的部队，进驻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建立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第一块红色根据地，开始探索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
1965年，毛泽东回到阔别38年的井冈山，不禁心潮澎湃，挥毫写下诗句：“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
井冈山的斗争是艰苦的，针对革命队伍中出现“红旗到底打多久”的疑问，毛泽东一连写下《井冈山的斗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三篇重要著作，明确指出中国革命只能走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大卫·麦克莱伦（英国伦敦大学政治学教授、《马克思后的马克思主义》作者）：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是马克思完全不了解的，它的经济体系绝大部分是以农业为基础。这场革命发生在完全不同于西方文化的背景下，这使得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如果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获得成功，它就必须对从马克思主义那里继承来的一些概念加以很大的改进，毛泽东确实这样做了。
然而，王明等人以“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自居，对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解与毛泽东大相径庭。
在王明等人的影响下，党内盛行教条主义，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俄国革命的经验神圣化。后来，他们中的一些人自我反省道：为什么当时会犯错误？是因为，“凡是马恩列斯的话必须遵守，凡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必须执行”。
罗梅君（柏林自由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德国《中国社会与历史》主编）：莫斯科制订的政策有时相对偏离实际，有时是一种给中国的指导，在中国要具体落实。中国同志报告莫斯科说，你们的建议行不通，要做修改。有时中国请莫斯科给予答复，问城市、乡村的情况如此复杂，我们该如何介绍情况？莫斯科说，我们也不知道。
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极大损失，红军突出重围，被迫长征。从江西到贵州，从瑞金到遵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艰难曲折，峰回路转。
这栋位于遵义市老城的两层楼房（遵义会议会址），因为一次会议载入史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里举行，史称“遵义会议”。毛泽东重返全军领导岗位。从此，中国革命走上了新的道路。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抗日烽火燃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同年11月下旬，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半个月后，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史称“十二月会议”。在这次会上，王明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传达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全力加强与国民党合作的新方针。王明所要的，还是中国共产党的“更加布尔什维克化”。
是中国共产党的“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还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不仅仅是个理论问题，实质上关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命运，关乎将来共产党在中国的生存和发展。
罗梅君（柏林自由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德国《中国社会与历史》主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总体过程中，中国的实践当然是最重要的。毛泽东试图将中国的实践经验、革命斗争，当然还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予以理论化，将其转述并应用为一种战略、路线，一种共产党的政策。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作题为《论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强调，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
龚育之（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六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跟中国实际相结合，不相结合，就是抽象空洞的马克思主义。说得很漂亮，书本印了很多，大一二三四、小1234，说了一大堆，但是对中国实际，没有深入了解，所以叫空洞抽象的调头应该少唱，洋八股，从外面贩来的东西，照抄照搬的东西，必须废止，教条主义必须休息，靠“本本”必须休息。这个要少唱，要废止，要休息，这是很尖锐的话。这就是针对王明的所作所为。
逄先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当时提这个问题，应当说是很了不起的，很勇敢的，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怎么能够中国化呢？这个是很了不起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跟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个应该说是六届六中全会的一个很大的贡献。这个命题一直到今天，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武器、理论武器。
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讲演，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后来，这篇讲演在《解放》杂志上刊出，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
李君如（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这部著作对社会结构作了科学分析，新民主主义政治、新民主主义经济和新民主主义文化，构成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三要素，这样就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从结构上做了明确阐述，所以，新民主主义经济，包括经济政策，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包括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政治制度、政治结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都讲清楚了。
毛泽东运用经济、政治、文化三要素的分析方法，来论述中国社会，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创造性应用，具有重大的理论创新意义，其精髓就是“实事求是”。
今天，每一个来到中共中央党校的人，都会看到这四个深深镌刻在花岗岩上的大字。延安时期的1943年，毛泽东亲自兼任中央党校校长，亲笔写下这四个字作为校训。
“实事求是”典出班固《汉书》，后被人写上了匾额挂在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正门上方，它反映了中国古代学人的治学之道。1916年至1917年，毛泽东两次在这里居住、学习，想必受到“实事求是”的很大影响。
1942年，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对“实事求是”作了精辟解释，赋予它新的含义。毛泽东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事物，“是”就是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践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作风。
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前提。针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毛泽东果断指出，学风问题，是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我们必须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这是毛泽东等人在延安时期的珍贵历史镜头。1945年7月，美国战略情报局派到延安的约翰·高林制作了一部电影，片名为《延安使团》，这些彩色画面就是这部电影中的片段，曾经引起美国高层的重视。美方注意到了三个月前召开的中共七大，就是这次会议，正式提出了“毛泽东思想”。
1945年4月23日，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中央大礼堂召开。这次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第一次写入了这样的内容：“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龚育之（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毛泽东思想是什么？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统一的思想，这样一条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统一，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线，就是中国革命要靠中国人自己把马克思主义用来解决、用来调查研究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形成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路线，用这个理论路线统一全党的认识，指挥全党的斗争。
中共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内外交困、满目疮痍的烂摊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励精图治、艰苦奋斗，拉开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帷幕。
逄先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新中国成立以后，应该说毛泽东思想继续得到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毛泽东是第一个比较系统地科学地论述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关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毛泽东作出了许多有益的探索。
龚育之（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这个探索，比较好的探索，我想是从《论十大关系》（开始的），《论十大关系》就是以苏联的若干错误为戒，我们到底怎么搞好？我想那是一个非常光辉的探索，在中国怎么搞社会主义一个重新开始的起点。
逄先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他就是要摆脱苏联的模式，在中国独创一个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在这方面的贡献，第一个就是解决了一个在中国怎么建设社会主义的大思路。用他的话就叫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实际相结合。
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建设社会主义，就是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制定出适合中国实际的路线、方针、政策。早在抗战胜利前的七大讲坛上，毛泽东就明确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1956年1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又一次郑重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
事实上，从上海到江西，从江西到陕北，从陕北到北京，中国共产党总在面对一个又一个的新情况、新局面。所以，毛泽东的最著名诗句是“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所以，毛泽东的最动人演讲辞是“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
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
我们正在前进。
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
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来自于实践、实践、再实践。
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来自于创新、创新、再创新！
第三集：创立伟业
1980年8月21日，邓小平在他76岁生日的前一天，会见了意大利著名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这位难对付的女记者一落座就向邓小平尖锐提问：“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邓小平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永远要保留下去。”邓小平说：“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
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这栋乡村民居中。那时，赤县神州、长夜难明，正是近代中国的最黑暗年代。
1840年后，天朝落日在殖民主义的隆隆炮声中渐失余辉，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深深陷入丧权辱国的历史沼泽地。
中国向何处去？中华民族向何处去？
前行中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寻求真理，直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先进的科学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的面貌才为之一新。
1921年7月，一些先进知识分子，聚集在上海兴业路一栋石库门房子里(中共一大会址)，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就此成为中国革命的第一个圣地。
中共一大代表共13人，平均年龄28岁，正好是毛泽东当时的年岁。他们以改天换地的气概，把马克思主义写在了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上。然而，真正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新飞跃，却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既要时间又要代价。这正如毛泽东所言，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必然带有中国的特性、中国的特点。
在中央档案馆，我们摄制组找到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主办的《革命》杂志。1925年12月1日出版的《革命》第四期，全文发表了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龚育之（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这一篇东西，系统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各阶级，分析了他们在中国革命的地位和态度，确定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篇纲领性东西。所以我想，以这篇作为正式出版的“毛选”的开卷篇，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选择，非常符合历史实际的一个选择。
逄先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我认为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毛泽东在他早期，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一篇成熟的著作。当时我们就这么评价，毛泽东同志也这样认为，是一篇成熟的著作，也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起点。所以把这篇文章作为“毛选”开卷篇是再合适不过了。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但是，真要搞清楚这一问题，却不是那么简单容易，也不是只要有革命热情就可以。相反，只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中国国情的人，才能够真正认清这一点，并创造性地解决这一问题，毛泽东就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典型代表。
乔治·拉比卡（巴黎第十大学副校长、教授）：全世界众多的劳动者，亚洲的、欧洲的、非洲的、拉丁美洲的，都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但每一个又都是从自身的生存条件出发与之具体结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就和它在巴西、在阿根廷不一样。毛泽东年轻时的重大贡献是认识到了中国的革命阶级不单是工人，而且还有农民。这种认识使中国革命焕然一新。
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实地考察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历时32天，行程700多公里，最终写成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战士》、《向导》等杂志上发表后，受到广大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热烈欢迎。1927年5月2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机关刊物《共产国际》转载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布哈林读到后立刻称赞它“文字精炼，耐人寻味”。
其实，真正耐人寻味的是毛泽东的与众不同。他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教条和“本本”出发，他宁愿跑到乡村里去开调查会，身临其境，由衷地欢呼农民运动“好得很”，而不是躲在城里，闭眼瞎说什么农民运动“糟得很”。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在一个农民像汪洋大海一样的中国社会，要想了解革命的真谛，唯一的方法是眼睛向下，到农村去作调查。
1927年10月，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的部队，进驻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建立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第一块红色根据地，开始探索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
1965年，毛泽东回到阔别38年的井冈山，不禁心潮澎湃，挥毫写下诗句：“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
井冈山的斗争是艰苦的，针对革命队伍中出现“红旗到底打多久”的疑问，毛泽东一连写下《井冈山的斗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三篇重要著作，明确指出中国革命只能走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大卫·麦克莱伦（英国伦敦大学政治学教授、《马克思后的马克思主义》作者）：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是马克思完全不了解的，它的经济体系绝大部分是以农业为基础。这场革命发生在完全不同于西方文化的背景下，这使得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如果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获得成功，它就必须对从马克思主义那里继承来的一些概念加以很大的改进，毛泽东确实这样做了。
然而，王明等人以“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自居，对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解与毛泽东大相径庭。
在王明等人的影响下，党内盛行教条主义，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俄国革命的经验神圣化。后来，他们中的一些人自我反省道：为什么当时会犯错误？是因为，“凡是马恩列斯的话必须遵守，凡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必须执行”。
罗梅君（柏林自由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德国《中国社会与历史》主编）：莫斯科制订的政策有时相对偏离实际，有时是一种给中国的指导，在中国要具体落实。中国同志报告莫斯科说，你们的建议行不通，要做修改。有时中国请莫斯科给予答复，问城市、乡村的情况如此复杂，我们该如何介绍情况？莫斯科说，我们也不知道。
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极大损失，红军突出重围，被迫长征。从江西到贵州，从瑞金到遵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艰难曲折，峰回路转。
这栋位于遵义市老城的两层楼房（遵义会议会址），因为一次会议载入史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里举行，史称“遵义会议”。毛泽东重返全军领导岗位。从此，中国革命走上了新的道路。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抗日烽火燃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同年11月下旬，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半个月后，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史称“十二月会议”。在这次会上，王明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传达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全力加强与国民党合作的新方针。王明所要的，还是中国共产党的“更加布尔什维克化”。
是中国共产党的“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还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不仅仅是个理论问题，实质上关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命运，关乎将来共产党在中国的生存和发展。
罗梅君（柏林自由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德国《中国社会与历史》主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总体过程中，中国的实践当然是最重要的。毛泽东试图将中国的实践经验、革命斗争，当然还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予以理论化，将其转述并应用为一种战略、路线，一种共产党的政策。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作题为《论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强调，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
龚育之（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六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跟中国实际相结合，不相结合，就是抽象空洞的马克思主义。说得很漂亮，书本印了很多，大一二三四、小1234，说了一大堆，但是对中国实际，没有深入了解，所以叫空洞抽象的调头应该少唱，洋八股，从外面贩来的东西，照抄照搬的东西，必须废止，教条主义必须休息，靠“本本”必须休息。这个要少唱，要废止，要休息，这是很尖锐的话。这就是针对王明的所作所为。
逄先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当时提这个问题，应当说是很了不起的，很勇敢的，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怎么能够中国化呢？这个是很了不起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跟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个应该说是六届六中全会的一个很大的贡献。这个命题一直到今天，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武器、理论武器。
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讲演，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后来，这篇讲演在《解放》杂志上刊出，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
李君如（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这部著作对社会结构作了科学分析，新民主主义政治、新民主主义经济和新民主主义文化，构成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三要素，这样就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从结构上做了明确阐述，所以，新民主主义经济，包括经济政策，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包括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政治制度、政治结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都讲清楚了。
毛泽东运用经济、政治、文化三要素的分析方法，来论述中国社会，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创造性应用，具有重大的理论创新意义，其精髓就是“实事求是”。
今天，每一个来到中共中央党校的人，都会看到这四个深深镌刻在花岗岩上的大字。延安时期的1943年，毛泽东亲自兼任中央党校校长，亲笔写下这四个字作为校训。
“实事求是”典出班固《汉书》，后被人写上了匾额挂在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正门上方，它反映了中国古代学人的治学之道。1916年至1917年，毛泽东两次在这里居住、学习，想必受到“实事求是”的很大影响。
1942年，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对“实事求是”作了精辟解释，赋予它新的含义。毛泽东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事物，“是”就是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践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作风。
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前提。针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毛泽东果断指出，学风问题，是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我们必须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这是毛泽东等人在延安时期的珍贵历史镜头。1945年7月，美国战略情报局派到延安的约翰·高林制作了一部电影，片名为《延安使团》，这些彩色画面就是这部电影中的片段，曾经引起美国高层的重视。美方注意到了三个月前召开的中共七大，就是这次会议，正式提出了“毛泽东思想”。
1945年4月23日，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中央大礼堂召开。这次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第一次写入了这样的内容：“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龚育之（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毛泽东思想是什么？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统一的思想，这样一条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统一，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线，就是中国革命要靠中国人自己把马克思主义用来解决、用来调查研究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形成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路线，用这个理论路线统一全党的认识，指挥全党的斗争。
中共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内外交困、满目疮痍的烂摊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励精图治、艰苦奋斗，拉开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帷幕。
逄先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新中国成立以后，应该说毛泽东思想继续得到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毛泽东是第一个比较系统地科学地论述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关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毛泽东作出了许多有益的探索。
龚育之（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这个探索，比较好的探索，我想是从《论十大关系》（开始的），《论十大关系》就是以苏联的若干错误为戒，我们到底怎么搞好？我想那是一个非常光辉的探索，在中国怎么搞社会主义一个重新开始的起点。
逄先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他就是要摆脱苏联的模式，在中国独创一个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在这方面的贡献，第一个就是解决了一个在中国怎么建设社会主义的大思路。用他的话就叫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实际相结合。
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建设社会主义，就是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制定出适合中国实际的路线、方针、政策。早在抗战胜利前的七大讲坛上，毛泽东就明确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1956年1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又一次郑重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
事实上，从上海到江西，从江西到陕北，从陕北到北京，中国共产党总在面对一个又一个的新情况、新局面。所以，毛泽东的最著名诗句是“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所以，毛泽东的最动人演讲辞是“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
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
我们正在前进。
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
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邓小平同志手迹
第四集：关键抉择
2004年8月13日上午9时15分，邓小平铜像揭幕仪式在四川省广安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出席仪式，并为铜像揭幕。邓小平铜像矗立在广安市协兴镇牌坊村邓小平故里，三面环山，树木环抱。江泽民题写的“邓小平铜像”五个大字镌刻在大理石基座上。藤椅上的邓小平，短袖衫，军便裤，圆口布鞋，一脸从容，一脸微笑，一如他以往的亲切、质朴和睿智。
江泽民同志指出：“邓小平同志成功地找到了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个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新的重大贡献，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同志不愧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不愧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一直困扰着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的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但是受苏联模式的影响，中国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还是出现了挫折，走过了弯路。邓小平曾这样说道，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
20世纪70年代末，面对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的中国，邓小平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全会果断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全党工作的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中国就此开始“第二次革命”。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被称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是中国共产党新时期理论创新的宣言书，是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转折点。
邓小平强调，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标志的农村改革，就是一种带革命意义的改革。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人民公社体制被彻底废除，长期压抑的农村生产力得到了迅速解放。
如果说，中国农村的巨变始于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个鲜红指印，那么，年广久的“傻子瓜子”就是另一个象征，象征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商品经济。
年广久，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名字，中国第一商贩，因为经营“傻子瓜子”而上了《邓小平文选》。邓小平先后三次发话，不让人动他。邓小平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
年广久（傻子瓜子创始人）：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个是商品经济，一个是计划经济。
所有的变化，得益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邓小平称自己是“实事求是派”，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最尊重实践，善于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善于从新的实践和新的条件中总结新经验、提出新观点、拓展新视野、开辟新道路。
2004年8月13日上午9时15分，邓小平铜像揭幕仪式在四川省广安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出席仪式，并为铜像揭幕。邓小平铜像矗立在广安市协兴镇牌坊村邓小平故里，三面环山，树木环抱。江泽民题写的“邓小平铜像”五个大字镌刻在大理石基座上。藤椅上的邓小平，短袖衫，军便裤，圆口布鞋，一脸从容，一脸微笑，一如他以往的亲切、质朴和睿智。
江泽民同志指出：“邓小平同志成功地找到了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个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新的重大贡献，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同志不愧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不愧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一直困扰着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的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但是受苏联模式的影响，中国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还是出现了挫折，走过了弯路。邓小平曾这样说道，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
20世纪70年代末，面对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的中国，邓小平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全会果断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全党工作的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中国就此开始“第二次革命”。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被称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是中国共产党新时期理论创新的宣言书，是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转折点。
邓小平强调，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标志的农村改革，就是一种带革命意义的改革。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人民公社体制被彻底废除，长期压抑的农村生产力得到了迅速解放。
如果说，中国农村的巨变始于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个鲜红指印，那么，年广久的“傻子瓜子”就是另一个象征，象征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商品经济。
年广久，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名字，中国第一商贩，因为经营“傻子瓜子”而上了《邓小平文选》。邓小平先后三次发话，不让人动他。邓小平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
年广久（傻子瓜子创始人）：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个是商品经济，一个是计划经济。
所有的变化，得益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邓小平称自己是“实事求是派”，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最尊重实践，善于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善于从新的实践和新的条件中总结新经验、提出新观点、拓展新视野、开辟新道路。
郑必坚（中共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小平同志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这个有名的论断，我们全党全国以至于全世界都了解，非常重要，这是我们的生命线。所以，我们要尽自己的责任，面对人民，面对时代，面对前景，我们奋斗，我们作出自己的结论。我们用自己新的思想来充实马克思主义。这是我们的一种立场，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方面，老祖宗我们不能丢。另外一方面，要讲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有科学根据的新话。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科学世界观最鲜明的特征。邓小平说，解放思想，当然不会由科学的社会主义退回到空想的社会主义，也不会让马克思主义停留在几十年或一百多年前的个别论断的水平上。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82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主持了开幕式并致词——
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郑必坚（中共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十二大开幕词，第一次明确提出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编（“邓选”）三卷的时候，我们向小平同志报告，是不是可以把它移过来作为开卷篇？小平同志完全同意。《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就是按照这样一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自己的路，这样一个大的纲领，把它开展到经济、政治、文化、国际各方面。
1982年9月12日，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一中全会闭幕，会议决定邓小平担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4天后，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金日成访问中国，邓小平同金日成单独举行了会谈。邓小平就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一口气提出了六个严峻的问题——
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怎么能战胜资本主义？不努力搞生产，经济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优越性如何体现？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止到1978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
这六个问题的答案在哪里？邓小平成竹在胸。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1984年10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时指出，过几天我们要开十二届三中全会，这将是一次很有特色的全会。前一次三中全会重点在农村改革。这一次三中全会则要转到城市改革。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改革，其内容和基本经验都是开放，对内把经济搞活，对外更加开放。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邓小平说，这个决定，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是“异端”。
邓小平说，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龚育之（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了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时不叫市场经济，而叫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那么他（邓小平）在中顾委会上作了一篇讲话，说这个决定好，好在讲了一些毛泽东没有讲过的新话，就指的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从小渔村到大都市，从“试验田”到“示范区”，深圳是一个缩影，一个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
引进技术，引进外资，搞特区，确实是“本本”上没有的，然而，“本本”上没有是不是就等于数典忘祖、背离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的回答是否定的。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
1984年1月22日，邓小平乘专列离开北京，前往深圳、珠海、厦门经济特区和上海视察。他对广东的同志说，办经济特区是我倡议的，中央定的，是不是能够成功，我要来看一看。
看了特区的建设成就，邓小平挥毫留下三幅题词。一是：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二是：珠海经济特区好。三是：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更好些。邓小平还说，现在看，开放政策不是收的问题，而是开放得还不够。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
一个月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联合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决定进一步开放北至大连、南至北海的14个沿海港口城市。一个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初具规模。
邓小平的果敢和睿智引起全球关注，从而两度入选美国《时代》周刊国际风云人物，理由是：邓小平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在中国深得人心，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生活因此得到改善。中国经济政策的彻底转变，意味着对苏联模式的共产主义提出了另一种选择。
1985年12月23日，邓小平会见《时代》周刊总编辑格隆瓦尔德一行。格隆瓦尔德向邓小平尖锐发问：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有没有矛盾？邓小平从容应答：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
龚育之（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79年就讲了。讲过多少次。1985年又讲，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没有根本矛盾，都是为了发展生产力，都是手段，都可以用。所以，小平同志有非常明确的思想。但是，有很多习惯的传统观念，在传统观念底下，社会主义主体经济，要摆在市场经济基础上，这个观念他们接受不了。
1987年2月6日，邓小平在住地同中央有关领导谈十三大的筹备和十三大报告的起草等问题。邓小平提出，不要再讲以计划经济为主了。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十三大报告要在理论上阐述什么是社会主义，讲清楚我们的改革是不是社会主义。
1987年10月25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党的十三大一共开了8天。8天的大会阐明了一点，那就是：当代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在这个阶段的基本路线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根据中国国情和邓小平的设计，大会又确定了20世纪后20年和21世纪前50年分“三步走”，第一步解决温饱，第二步达到小康，第三步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海潮拍岸，浊浪滔天。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此时，科学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比任何时刻都显得更为迫切。邓小平说：“中国坚持社会主义，不会改变。‘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布局，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永远不改变。”
郑必坚（中共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大的特点，就是非常强调“把握全局，把握机遇”。1990年，他是怎么讲的呢？他说现在形势，不要看成漆黑一团，好像天都要黑下来了。他就说，矛盾存在着，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可利用的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抓住机遇，要抓住什么机遇呢？要作一种宏观的分析，看看哪些地方可以开源，我们抓住，往前走。
上海，在这个重大的历史关头，成为了中国抓住机遇的一张王牌。邓小平说，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一个决策唤醒了一份希冀。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作为一项跨世纪的国家战略写入了党的文件。浦东就此后来居上，成为中国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成为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先试先行区。
1991年1月，邓小平连续第四次来到上海过春节。
在上海期间，邓小平指出：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他还说，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党还要讲几十年，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开放不坚决不行，现在还有好多障碍阻挡着我们。他强调：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龚育之（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有些人把市场经济当作自由化来批评，这样就进一步巩固了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认识）。所以包括邓小平到上海去讲话，一讲到市场经济，就变成许多人不理解。这实际上有一个反复。
1992年1月17日至2月20日，邓小平以88岁高龄，长驱行程5706公里，专列运行103小时，先后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邓小平说：中国只要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不逐步地改善人民生活，走任何一条路，都是死路。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震动了中国，震动了世界。
江泽民同志这样评价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的重要谈话，精辟地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鲜明地回答了这些年来经常困扰和束缚我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认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发展才是硬道理。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些惊世骇俗的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创新和发展。
江山如画，岁月如歌，邓小平的肺腑之言语重心长——
共产主义理想是伟大的，社会主义是可爱的，为社会主义奋斗是值得的！
总顾问 杨振武 衣俊卿
片头题字 杨振武
总策划 李琪 俞可平 杨金海 王建军
策划 刘世军 荣跃明
总编导 吴钧 褚嘉骅 朱贤亮
撰稿 李琪 刘世军 叶孝慎
总监制 裘新
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联合摄制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科学世界观最鲜明的特征。邓小平说，解放思想，当然不会由科学的社会主义退回到空想的社会主义，也不会让马克思主义停留在几十年或一百多年前的个别论断的水平上。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82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主持了开幕式并致词——
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郑必坚（中共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十二大开幕词，第一次明确提出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编（“邓选”）三卷的时候，我们向小平同志报告，是不是可以把它移过来作为开卷篇？小平同志完全同意。《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就是按照这样一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自己的路，这样一个大的纲领，把它开展到经济、政治、文化、国际各方面。
1982年9月12日，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一中全会闭幕，会议决定邓小平担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4天后，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金日成访问中国，邓小平同金日成单独举行了会谈。邓小平就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一口气提出了六个严峻的问题——
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怎么能战胜资本主义？不努力搞生产，经济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优越性如何体现？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止到1978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
这六个问题的答案在哪里？邓小平成竹在胸。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1984年10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时指出，过几天我们要开十二届三中全会，这将是一次很有特色的全会。前一次三中全会重点在农村改革。这一次三中全会则要转到城市改革。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改革，其内容和基本经验都是开放，对内把经济搞活，对外更加开放。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邓小平说，这个决定，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是“异端”。
邓小平说，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龚育之（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了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时不叫市场经济，而叫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那么他（邓小平）在中顾委会上作了一篇讲话，说这个决定好，好在讲了一些毛泽东没有讲过的新话，就指的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从小渔村到大都市，从“试验田”到“示范区”，深圳是一个缩影，一个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
引进技术，引进外资，搞特区，确实是“本本”上没有的，然而，“本本”上没有是不是就等于数典忘祖、背离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的回答是否定的。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
1984年1月22日，邓小平乘专列离开北京，前往深圳、珠海、厦门经济特区和上海视察。他对广东的同志说，办经济特区是我倡议的，中央定的，是不是能够成功，我要来看一看。
看了特区的建设成就，邓小平挥毫留下三幅题词。一是：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二是：珠海经济特区好。三是：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更好些。邓小平还说，现在看，开放政策不是收的问题，而是开放得还不够。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
一个月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联合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决定进一步开放北至大连、南至北海的14个沿海港口城市。一个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初具规模。
邓小平的果敢和睿智引起全球关注，从而两度入选美国《时代》周刊国际风云人物，理由是：邓小平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在中国深得人心，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生活因此得到改善。中国经济政策的彻底转变，意味着对苏联模式的共产主义提出了另一种选择。
1985年12月23日，邓小平会见《时代》周刊总编辑格隆瓦尔德一行。格隆瓦尔德向邓小平尖锐发问：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有没有矛盾？邓小平从容应答：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
龚育之（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79年就讲了。讲过多少次。1985年又讲，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没有根本矛盾，都是为了发展生产力，都是手段，都可以用。所以，小平同志有非常明确的思想。但是，有很多习惯的传统观念，在传统观念底下，社会主义主体经济，要摆在市场经济基础上，这个观念他们接受不了。
1987年2月6日，邓小平在住地同中央有关领导谈十三大的筹备和十三大报告的起草等问题。邓小平提出，不要再讲以计划经济为主了。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十三大报告要在理论上阐述什么是社会主义，讲清楚我们的改革是不是社会主义。
1987年10月25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党的十三大一共开了8天。8天的大会阐明了一点，那就是：当代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在这个阶段的基本路线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根据中国国情和邓小平的设计，大会又确定了20世纪后20年和21世纪前50年分“三步走”，第一步解决温饱，第二步达到小康，第三步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海潮拍岸，浊浪滔天。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此时，科学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比任何时刻都显得更为迫切。邓小平说：“中国坚持社会主义，不会改变。‘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布局，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永远不改变。”
郑必坚（中共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大的特点，就是非常强调“把握全局，把握机遇”。1990年，他是怎么讲的呢？他说现在形势，不要看成漆黑一团，好像天都要黑下来了。他就说，矛盾存在着，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可利用的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抓住机遇，要抓住什么机遇呢？要作一种宏观的分析，看看哪些地方可以开源，我们抓住，往前走。
上海，在这个重大的历史关头，成为了中国抓住机遇的一张王牌。邓小平说，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一个决策唤醒了一份希冀。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作为一项跨世纪的国家战略写入了党的文件。浦东就此后来居上，成为中国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成为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先试先行区。
1991年1月，邓小平连续第四次来到上海过春节。
在上海期间，邓小平指出：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他还说，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党还要讲几十年，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开放不坚决不行，现在还有好多障碍阻挡着我们。他强调：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龚育之（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有些人把市场经济当作自由化来批评，这样就进一步巩固了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认识）。所以包括邓小平到上海去讲话，一讲到市场经济，就变成许多人不理解。这实际上有一个反复。
1992年1月17日至2月20日，邓小平以88岁高龄，长驱行程5706公里，专列运行103小时，先后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邓小平说：中国只要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不逐步地改善人民生活，走任何一条路，都是死路。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震动了中国，震动了世界。
江泽民同志这样评价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的重要谈话，精辟地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鲜明地回答了这些年来经常困扰和束缚我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认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发展才是硬道理。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些惊世骇俗的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创新和发展。
江山如画，岁月如歌，邓小平的肺腑之言语重心长——
共产主义理想是伟大的，社会主义是可爱的，为社会主义奋斗是值得的！
总顾问 杨振武 衣俊卿
片头题字 杨振武
总策划 李琪 俞可平 杨金海 王建军
策划 刘世军 荣跃明
总编导 吴钧 褚嘉骅 朱贤亮
撰稿 李琪 刘世军 叶孝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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