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电视理论文献纪录片 中共中央编译局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联合摄制
　　
       创新，一个民族自强不息的灵魂，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动力，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一个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从一个幽灵，马克思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地上游荡；到超过世界总人口五分之一的人类，在超过世界总陆地面积十五分之一的土地上，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我们怎能不发自内心，执著坚信--
　　
       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来自于实践、实践、再实践。
　　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来自于创新、创新、再创新！
　　
第一集 伟大奠基
　　红狮旅馆位于英国伦敦瓦伦街19号，1847年11月29日，世界上最早的工人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里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党纲，即《共产党宣言》。
　　蒂希·柯林斯（英国马克思纪念图书馆馆长）：在1847年底，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伦敦召开，他们让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一个行动纲领。自从欧洲处于革命形势之下，他们就想发动武装起义，于是需要发表一个宣言。1848年2月发表的这部宣言就是《共产党宣言》。
　　德文初版的《共产党宣言》只有23页，但它却像一道闪电，撕破了欧洲上空的浓重阴霾。一个幽灵，马克思主义的幽灵，从此在全球游荡。它是一种势力、一种思想、一种希望、一种力量，令世界震撼，使人类惊醒。古往今来，还没有一种思想像它那样，使人类社会发生如此巨大变化；也没有一种思想像它那样，第一次科学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顾锦屏（中共中央编译局原副局长）：《共产党宣言》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的文献，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出生证书。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部著作里面，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的基本原理，分析了人类社会的一般发展规律，着重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从这个《宣言》开始，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成了全世界劳动人民的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
　　这是一次寻根之旅，我们摄制组前往欧洲探寻马克思主义的源头。
　　摄制组在英国肯特郡的乡间，意外发现一座古老的火车站台。在工业革命蓬勃发展的时代，西方人把铁路、蒸汽火车、蒸汽机称之为“现代生活的典型形象”。
　　走进今天的伦敦科技博物馆，观众们会看到一台用蒸汽机带动的自动织布机。1851年，在英国举办的第一届世界博览会上，这台织布机可是最受瞩目的展品。当时的报纸都说它是“不列颠的财富之源”，甚至维多利亚女王也盛誉它“漂亮”。然而，“漂亮”的蒸汽织布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成为一架“发了疯的机器”。
　　161年后，这一台“发了疯的机器”重回伦敦，在第30届夏季奥运会的开幕式上再现喧嚣和骚动。“日不落帝国”
　　的鸳梦重温让互联网时代的人类重又看到了巨大烟囱拔地而起，葱绿草地被钢筋水泥覆盖。还有，就是皓月繁星下的钢水流淌、火花飞溅……
　　罗伯特·库尔茨（德国作家、《资本主义黑皮书》作者）：资本主义带来了生产的飞速发展，但这不是由人自身控制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揭示出，这是一架发了疯的机器。它以自身为目的，人们无法控制它。它自行独立化了。它不是为发展生产力而发展生产力，而是为了某种自身的抽象目的发展生产力。因此，这种生产力转变为一种毁灭性力量，它恰恰成为自身的反面。
　　这是德国萨尔斯堡的弗尔克林肯炼铁厂，1995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缩影。
　　蒸汽机的发明，纺织机的广泛使用，铁路的出现，使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飞速发展。这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描述的那样：“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厂手工业，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人类社会由此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然而，这个时代又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时代，以致狄更斯在1859年出版的《双城记》开头这样写道：“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睿智的年月，那是蒙昧的年月；那是信心百倍的时期，那是疑虑重重的时期；我们面前无所不有，我们面前一无所有；我们大家都在直升天堂，我们大家都在直下地狱……”
　　马克思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我们知道，要使社会的新生力量很好地发挥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它们，而这些新生的人就是工人……”
　　曼彻斯特的郎—密尔盖特街下段，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既不干净，更无舒适。于是，1844年，恩格斯经过走访调查，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愤怒写道：“郎—密尔盖特街的下段是一个大杂院，四周充满了动物腐烂的臭气，到处是一堆堆的垃圾、脏东西和废弃物，死水洼代替了水沟。不管投宿的人有多少，都统统安插在这里，大家乱七八糟地睡在一起，就连大小便的地方也没有。”
　　生产力发展了，但穷人却越来越多。穷人和富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类人群的矛盾、这两大阶级的对立越来越突出。工人一贫如洗，资本家穷奢极欲，这是上帝的安排，还是命运使然？劳苦大众苦思冥想，不得其解。而思想家们又是怎样想的呢？
　　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家各抒己见，莫衷一是。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等德国古典哲学家也没有能够科学地解释这个问题。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虽然看到了社会矛盾之所在，却未能找到真正的出路。
　　衣俊卿（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他们停留在一个解释世界，而不能改变世界（的状态），为什么会是这样，其实马克思早就揭示这一点，也就是他们在最根本的一点上，他们不能突破，也就是在一个不平等的私有制这个前提上，所有这些思想家，尽管有的时候批判得很激烈，但到最终，他们并没有解答私有制本身的秘密，和我们怎么破解这个难题。
　　回答这样的时代难题，离不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离不开对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继承与扬弃，离不开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苦大众的立场和情感，更离不开“盗火者”一样的创新精神和理论勇气。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这样的勇士。
　　1818年5月5日，马克思出生在一个律师家庭。当时的人们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呱呱坠地的婴儿以后会成长为一个影响和改变世界的伟大思想家。
　　1836年10月，青年马克思从波恩大学转到柏林洪堡大学学习。
　　理查德·施佩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考证专家、教授）：马克思是在波恩开始读大学的。他遵从父亲的愿望学习法律，但他并不喜欢，就转学到柏林，因为那里确实有很著名的教授，有黑格尔的学生等。
　　18岁的马克思在柏林读书期间，结识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并参加了青年黑格尔派“博士俱乐部”的活动。
　　黑格尔，这位哲学史上的辩证法大师，对人类思想史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马克思本人就曾是最重要的左派黑格尔主义者。然而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位最忠实的学生最终还是跟自己的老师分道扬镳。
　　赫尔弗里德·明克勒（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董事会主席）：黑格尔左派是黑格尔哲学的一种转变，它以改变社会现实为思想核心。这使得马克思对黑格尔左派格外感兴趣。同时，这也是一种针对他本人的挑战，他是在同黑格尔哲学的斗争中形成自己的思想的。
　　比崔克斯·波维尔（马克思故居博物馆馆长）：他属于青年黑格尔派或者说黑格尔左派。这个派别的人物大多已为人们忘却，但布鲁诺·鲍威尔是人们还记得的一个重要人物。他是马克思的指导教师。若干年后，马克思也对他作了批判。但在马克思，这算不上什么，因为马克思后来几乎批判了所有的人。
　　马克思批判了许多人。他不但批判了黑格尔，批判了鲍威尔和他的伙伴，还批判了费尔巴哈。但他决不像青年黑格尔派所认为的那样，是“批判和批判者创造了历史”；相反，他却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在同那些热衷于抽象批判的青年黑格尔派分道扬镳的过程中走到了一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继承德国古典哲学合理内核的同时，创造性地形成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并开始运用唯物主义的观点考察社会历史现象，运用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来解剖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从而作出必须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的革命理论。
　　1843年10月以后的一段日子，马克思又在巴黎居住。我们在塞纳河左岸，找到了田凫路38号，那栋马克思住过的小楼。
　　1844年8月的一个傍晚，恩格斯来到田凫路38号会见马克思。在这次会见中，他们发现彼此都是莱茵省人，而且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观点一致，甚至连用语都不谋而合。正是这一次会见，导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了《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而这两部著作所阐发的新思想，则又标志着唯物史观的诞生。
　　陈先达（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唯物史观揭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规律，并以此为依据，揭示了人类社会形态发展由低级到高级的内在发展机制和内在动力。
　　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流亡伦敦，由于付不起房租，住所几经变动，不到一年就搬了三次家。他心爱的儿子也在这时夭折了。历尽颠沛流离的凄楚，强忍痛失爱子的伤痛，马克思投入了毕生最重要著作——《资本论》的写作。
　　在不少中国人的记忆里，这个有着漂亮圆顶的知识殿堂（大英博物馆图书馆），是同马克思和《资本论》的写作联系在一起的。在20多年时间里，马克思是这里的常客。
　　菲利普斯（大英博物馆图书馆管理员）：我们经常会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马克思的座位在哪里？我们不能确定哪个是他的固定座位，因为没有人有指定的座位，然而我们的确相信马克思当年就在我现在走过的这个地方工作。那时候，他常常会用到一楼靠近墙的那些书架，就是我身后的那些书架上的开架书。当然这些书已经是不一样的了，但是书架还是原来的书架。
　　1867年9月14日，《资本论》第一卷问世。49岁的马克思为之历经20多年的钻研、撰写和修改。恩格斯说：“自从世界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
　　乔治·拉比卡（巴黎第十大学副校长、教授）∶《资本论》一书，马克思把它称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说对社会的批判。但是，这种批判给社会的性质下了定义，其目的是要知道如何改变社会，使人们脱离被剥削和被统治的那种制度。所以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类解放的理论。
　　顾海良（国家教育行政学院院长、教授）：《资本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首先表现在它实现了劳动价值论的科学革命，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奠定了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也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和特点。
　　《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剩余价值学说的创立，揭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抗的经济根源。《资本论》至今仍是全世界用各民族文字出版传播最广的理论著作之一。
　　140多年过去了，我们在德国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里欣喜看到《资本论》的原稿。来自欧美、中国以及日本的学者、专家，正在根据这些原稿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历史考证版。
　　卡尔—埃里希·福尔格拉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编辑）：您在左边看到的是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手稿，可以看出字迹很小，而且凌乱，总是划来划去的。
　　马克思的手稿总是划来划去的，马克思的思想更不是一成不变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始终认为，他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滚瓜烂熟并机械加以重复的教条。他们是不断发展论者，他们从来也没有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
　　早在1848年革命后不久，马克思就对资本主义的生命力有了一些新认识。他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决不会”思想，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顾锦屏（中共中央编译局原副局长）：这“两个决不会”的思想同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两个必然”的思想是有机统一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分析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基本矛盾，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为人类社会发展指出了必然趋势，而“两个决不会”的思想指明了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必要条件。我们应当把“两个必然”的思想和“两个决不会”的思想有机统一起来，这样才能科学地认识当今的资本主义，才能坚定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
　　19世纪50年代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现代意义上的股份公司出现，法国贝拉列兄弟就是利用股份制创办了“动产信用公司”。
　　针对法国贝拉列兄弟的“动产信用公司”，马克思一连写了三篇文章，明确指出：“在工业上运用股份公司的形式，标志着现代各国经济生活的新时代；股份公司的出现，显示了过去难以料想的人们联合生产的能力。”
　　在马克思的时代，欧洲的铁路正随着财富和物资的流动，在城乡各地迅速蔓延伸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敏锐指出：“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末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毕生都在根据时代的发展，不断修正自己过时的或不正确的观点。他们对资本主义生命力的思考、对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可能性的研究、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探寻、对唯物史观的发展以及对未来社会的发展所产生的新认识、新思想，至今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指引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劈风斩浪、一往无前。
　　理查德·施佩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考证专家、教授）：马克思的许多观念、思想、认识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正确的。
　　大卫·麦克莱伦（英国伦敦大学政治学教授、《马克思后的马克思主义》作者）：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方法，作为我们看待世界的方法，作为我们解释世界的方法，作为我们理解世界的方法，我觉得它现在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为重要。
　　衣俊卿（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20世纪是人类最盛产理论和思想的时代。各种理论、各种流派纷纷出场。但回头，如果我们拉开一个历史间距来看的话，大概还没有一种理论能像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这么大的历史穿透力。
　　马克思主义并不只是书本上的理论，它更是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
　　160多年来，在社会发展的长河中，在人类思维的天地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巍然耸立。有人赞成他们，也有人反对他们，但谁也绕不过这两位巨人。因为，人类历史已经深深打上马克思主义的烙印。
　　
第二集历史突破
　　圣彼得堡，一座有着300多年历史的俄罗斯名城。1917年11月7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在这里发动了震惊世界的十月革命，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由此诞生。
　　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应该首先在欧洲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爆发，并在多国同时取得胜利；因此，有人把十月革命说成是“早产儿”，事实并非如此。十月革命不是“早产儿”，而是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光辉典范。列宁根据当时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国际工人运动的新发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俄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一国胜利论”，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列宁主义新阶段。
　　彼得·保罗要塞监狱建于1718年。19世纪末，这里关押过众多革命志士，其中就有列宁的哥哥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穿过阴森恐怖的长长走廊，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当年俄国革命的艰难。1887年，21岁的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因为策划暗杀沙皇被处以绞刑。
　　《怎么办？》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代表作，在当时的俄国青年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列宁曾说，在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之前，只有车尔尼雪夫斯基给了他主要的、决定性的影响，以至于后来他把一本论述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专著也命名为《怎么办？》。怎么办？是当时俄国社会的流行语。面对这个巨大问号，所有关心俄罗斯命运的人们都在追寻答案，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回答是什么呢？
　　普列汉诺夫第一个将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俄国。他翻译了第一部俄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组织了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被人们称为“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但真正把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实际相结合的却是列宁。
　　1870年4月22日，弗拉季米尔·伊利奇·乌利扬诺夫·列宁出生在辛比尔斯克。
　　1887年至1900年，列宁先后三次被流放。这一时期，他大量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总说自己是马克思的学生。后来，他夫人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列宁醉心于马克思的著作，并不是为了精神镇静……而是为了‘请教’马克思，以便从他那里找到对工人运动最迫切问题的回答。”
　　1900年12月，列宁与普列汉诺夫等人在德国的莱比锡创办全俄第一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报纸《火星报》。在此之前，俄国共产党的前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已经成立，《火星报》随即成为社会民主工党的机关报。1902年，《火星报》编辑部迁往伦敦。
　　蒂希·柯林斯（英国马克思纪念图书馆馆长）：100多年以前，《火星报》的编委会一半在日内瓦，另一半就在伦敦。他们从德国带了一版印刷版样来到伦敦，印刷完成后再偷偷回俄国。
　　列宁把办报比喻成为修建一座大厦而搭建的“脚手架”，这座大厦就是一个具有坚强的组织性、纪律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列宁借用阿基米德的一句名言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
　　1903年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在会上，由于组织问题上的分歧，党内出现了两派，一派是布尔什维克，一派是孟什维克，前者是多数派，后者是少数派。
　　索布列夫（圣彼得堡大学历史学教授）：表面上，两派分裂的原因是组织问题。布尔什维克的提议是党员必须服务于组织并为组织工作，而那些持另一种观点的人则坚持给党足够的帮助。但这纯粹是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划清界限的表面因素，事实上其分裂原因更深刻。原则上，我已经说了，主要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革命者的党，地下工作者的党，还是一个比较合法的党，这在俄国当时的条件下是相当困难的。
　　1905年，俄国爆发了一场资产阶级革命。革命失败后，针对孟什维主义背离俄国国情，片面地、畸形地、僵化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倾向，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指南。”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正如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流亡英国开始写作《资本论》一样，1905年革命失败后的列宁，在流亡慕尼黑、伦敦、日内瓦、巴黎期间，对俄国革命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刻的理论反思。
　　短短十多年，列宁的创新思想犹如熔岩，不断喷发。列宁对于帝国主义的本质和它产生、发展、灭亡的客观规律的揭示，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的论断，关于社会主义有可能在帝国主义阵营最薄弱的一个或几个国家首先胜利的预言，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为世界无产阶级指明了革命的方向和道路，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列宁主义的阶段。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是一场空前浩劫。30多个国家、6500多万人参战，足足打了4年，死亡上千万人。战争中，俄军屡遭挫败，国内经济严重恶化，反战情绪日益高涨，沙皇专制制度的全部弱点暴露无疑。
　　沙皇的行动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国内经济崩溃，这就让政府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
　　1917年俄历2月23日，公历3月8日，圣彼得堡各界举行游行示威，并很快演变成有工人和士兵参加的大规模罢工和起义，尼古拉二世被迫颁布退位诏书，沙皇统治随之分崩离析、灰飞烟灭。
　　皇冠落地，乾坤倒转，整个俄国为沙皇君主制在短短8天内就彻底终结而欢呼，列宁却在瑞士工人大会上用德语发表了长达2个多小时的演讲，明确指出，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国内战争的过程开始了，俄国正处在第二次革命、真正革命的前夜。列宁高呼：俄国革命万岁！已经开始的世界工人革命万岁！他的这篇演讲在《民权报》上公开发表后，遭到普列汉诺夫的无情嘲弄。普列汉诺夫讽刺列宁的演讲是“梦话”。
　　1917年俄历4月3日，公历4月16日，列宁回到圣彼得堡。第二天，他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上发表演说。列宁的这一演说提纲在《真理报》上发表时定名为《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即“四月提纲”。
　　在“四月提纲”中，列宁进一步指出，目前俄国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过渡到革命的第二阶段，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困农民手中。针对普列汉诺夫对他几天前在苏黎世演说的抨击，列宁尖锐地反问道：“假使我讲了两个钟点的‘梦话’，为什么几百个听众会听得下去呢？”
　　在列宁看来，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是墨守成规、不求进取和因循苟且。既然资本主义已经变成帝国主义，并在客观上产生了帝国主义战争，使得全人类临近深渊，使得全部文化濒于毁灭，使得千千万万的人粗野和死亡；那么，除了无产阶级革命，再也没有别的出路。
　　列宁以“和平、土地、面包”的响亮口号，向维堡区的工人、喀郎施塔得的水兵、外高加索的农民发出了呼吁，我们没有权力等待资产阶级绞杀革命。“阿芙乐尔”号巡洋舰随之打响十月革命第一炮。
　　“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纪念馆馆长：1917年10月25日，按照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包括“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在内的11艘波罗的海舰队的战舰驶进涅瓦河，停在尼古拉桥下。晚上9点40分，根据彼得堡要塞发出的信号，“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开始放空炮弹。炮声意味着进攻冬宫的战役开始了，“阿芙乐尔”号的炮声也随之载入革命史册。
　　十月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成功范例，但教条主义者们却坚持以俄国生产力落后为前提，固执作出俄国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结论。即使革命胜利已经唾手可得，他们也无动于衷。在他们看来，只要争取革命的胜利，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不禁使我们想起了列宁的谆谆教诲：“只有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单靠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否认社会主义革命需要一定的经济前提，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把这一定的经济前提凝固化、绝对化，并视为阻止革命的清规戒律。革命是不能按照订单或协约来进行的。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在革命狂飙突进时期，要比所谓的平安、宁静的历史进步时期强烈、丰富、有效。
　　1918年3月，列宁随苏维埃中央政府迁往莫斯科。
　　革命胜利了，人民憧憬的新社会到来了。如何在一个落后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列宁认为：“这就好比攀登一座还没有勘察过的险峻的高山。”
　　从1918年到1920年，苏维埃共和国实施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一政策实行国家粮食垄断制和余粮征集制，全部企业国有化，取消消费品贸易和市场。总之，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生产和分配，“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列·德·希罗科拉德（圣彼得堡大学经济学教授）：“战时共产主义”有其思想根源。列宁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和共产主义有自己的设想。他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市场是不相容的，所以他决定利用战后和战争中自然而然形成的经济关系的实物化的现实、利用全国都已放弃了货币流通形式的局面，以尽快达到取消货币、转向共产主义经济组织形式的目的。当他经历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惨痛经验之后，他才明白这是不可能的，之后他果断地改变了经济方针。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对于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起到了关键作用。但随着战争的结束，它的弊端也日益显露出来。农民没有粮食，自由贸易被禁止，广大民众要求“取消强制性的征粮行动，允许自由贸易”。
　　当“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已经完成其历史使命并开始暴露出问题时，列宁不是教条主义者，他果断地作出转变。
　　1921年3月，大地还封冻着，播种的季节没有到来，喀郎施塔得却传来骚乱的枪声。列宁随即在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总结了“战时共产主义”的经验教训。他意识到，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绝大多数的国家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不能走直接向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过渡的道路，而必须走经过商品货币关系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迂回道路。从此，俄国开始实施著名的“新经济政策”。
　　列·德·希罗科拉德（圣彼得堡大学经济学教授）：“新经济政策”的目的与“战时共产主义”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社会主义，但采用的手段不一样。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新经济政策”使用了各种经济杠杆，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允许私营经济成分存在。
　　随着春天的到来，俄国出现了一个新词汇：耐普曼，指的是那些在集贸市场上忙忙碌碌做生意的人。市场开放了，平均主义的实物供给制取消了，租赁制、租让制等“国家资本主义”措施，成为吸引、利用外资和私人资本的有效手段。
　　1921年8月，年轻的美国商人哈默走进了克里姆林宫。列宁对哈默说：“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是美国的资金和技术援助，以便使我们的经济重新振兴起来。”不久，哈默成为拥有俄国矿山开采特许权的第一个外国人。
　　还是这位哈默，1984年4月29日访问中国，在北京见到邓小平。
　　访问期间，哈默目睹了方兴未艾的中国改革开放，这样说道：“中国政府今天新的现代化方针和‘新经济政策’具有非常明显的相似性。”
　　对列宁的探索，邓小平的评价更是发人深省：“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
　　“新经济政策”是列宁探索在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有益尝试。然而它出台之初，却遭到党内许多同志的责难。有人提出，社会主义是与资本主义截然不同的新社会，市场、贸易、经济杠杆、个人利益等等，都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是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的。还有人甚至激动地说道：“我们共产党人在坐监狱的时候，没有学过怎么做生意！”“实行租让制，不就意味着复辟资本主义吗？”
　　针对不满和指责，列宁坦率地回答：“是的，这是意味着发展资本主义，但是这并不危险，因为政权掌握在工农手里，地主和资本家的所有制不会恢复。”
　　李景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尊重实践、勇于创新的一个典范。他实现了社会主义的两个巨大的超越：一个是他超越了马克思、恩格斯对于社会主义的一些认识。第二个超越呢，他超越了自我，他超越了自己原来对社会主义的一些认识。
　　王东（北京大学教授）：列宁晚年有一句画龙点睛的话，就是说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整个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根本改变了。他说，第一是苏维埃政权，第二是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第三是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第四加上美国的教育等等的总和等于社会主义。
　　列宁的最后时日是在莫斯科郊外的哥尔克村度过的。他在这里与病魔反复抗争。
　　莫斯科哥尔克村列宁故居纪念馆管理员：这是列宁用过的东西，他夏天穿的衣服，他的鞋子，他打猎的靴子。列宁坐过的，他在中风的时候，不能动的时候，用的这个椅子。
　　就是坐在这把椅子上，以口授方式，列宁完成了自己最后的理论创新。他说：经济工作是我们最感兴趣的政治；开展文化革命，提高全民素质；反对官僚主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直到今天，列宁晚年对于社会主义的思索和设想，依旧富有现实意义。
　　高尔基记忆中的列宁是一个不轻易动感情的人，但在哥尔克村，一个晚霞烧红半天的黄昏，列宁却突然走近几个农家的小女孩，轻轻抚摸其中一个的头，动情说道：“他们的未来一定会比我们幸福得多。我们经历过的许多残酷，他们都不必经历。但我还是不羡慕他们。毕竟我们完成了我们的事业。就其历史意义而言，那事业极其伟大。我们的所有残酷都是迫不得已的。一切都会被理解，一切……”
　　总顾问 杨振武 衣俊卿
　　片头题字 杨振武
　　总策划 李琪 俞可平 杨金海 王建军
　　策划 刘世军 荣跃明
　　总编导 吴钧 褚嘉骅 朱贤亮
　　撰稿 李琪 刘世军 叶孝慎
　　总监制 裘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