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余建斌

林俊德（右）在和年轻人探讨某基础试验装备设计改造问题。 　　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林俊德，福建永春人，中共党员，1938年3月出生，1960年9月入伍，总装备部某基地研究员、原总工程师，少将军衔，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爆炸力学与核试验工程领域著名专家，2012年5月31日20时15分病逝在工作岗位上。

　　入伍52年来，林俊德参加了我国全部核试验任务，为我国国防科技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3项、国家技术发明奖2项、军队和部委级科技进步奖20余项，1999年特邀出席“两弹一星”突出贡献科技专家表彰大会，荣立一等功、二等功各1次，三等功2次。

　　（一）

　　他叫林俊德，没有多少人知道他。

　　他是院士，也是将军，一辈子隐姓埋名，坚守在罗布泊。他参加过我国所有的核试验。

　　他个子不算高，微胖，笑的时候嘴唇略显厚，脸更是会圆起来。

　　这是他平常时候的模样。4个月前，他因为癌症晚期病情严重住进了西安唐都医院，瘦得厉害，脸颊凹陷，额头显得特别突，几乎让人认不出来。他戴着氧气面罩，身上插着输液管、导流管、减压管，有时还有从鼻腔直通到胃里的三米长导管……最多的时候他身上插着十多根管子。这个样子，他仍坐在临时搬进病房的办公桌前，对着笔记本电脑，一下一下挪动着鼠标，每挪一下，都能让旁边的人心颤一下。

　　电脑里有关系国家核心利益的技术文件，藏在几万个文件中，只有他自己才能整理，还有自己的科研思考，学生的培养方案，他都要系统整理，怕耽误学生的论文答辩和毕业。他知道自己的病情，时间太有限，要尽快。

　　他一开始就问医生，做手术和化疗以后能不能工作，医生回答不能，于是他放弃了治疗。住重症监护室不能工作，他难得用将军的威严下命令一定要搬去普通病房。在病房工作间歇，他休息也要坐着，怕躺下就起不来了。

　　他希望活得有质量，说不要勉强他，现在需要的是时间而不是手术。与其治疗后卧床不起，不如最后还能争点时间。他是闽南人，现在这个劲头，就像1960年大学毕业后西出阳关一头扎进戈壁大漠几十年，一样倔强。

　　同事、学生、朋友、亲人赶到医院看望他，他说，“我没有时间了，看望我一分钟就够了，其他事问我老伴吧。”他让老伴在医院附近找了一间房子，专门用做接待，即使从闽南山区远道而来的亲人也是如此，没有商量余地。他继续吸着氧气按着鼠标。插着管子工作没有效率，他两次让医生拔掉引流管和胃管。

　　他是癌症晚期，肚子里都是胀气和腹水，身上抽出过2800多毫升积水，心率、呼吸快得接近正常人的两倍，严重缺氧，平常的喘气比刚跑完百米赛还剧烈。他从没因疼痛在人前发出一声呻吟，只有当医生凑近问怎么样时，他才说有点儿不舒服。

　　那一天早上，他的病情急剧恶化。上午，他要求、请求甚至哀求，想尽各种办法下床工作，两个小时里，他求了9次。不忍心他最后一个愿望都不被满足，他终于被放下地。半小时过去，他的手颤得握不住鼠标，也渐渐看不清，几次问女儿眼镜在哪，女儿说，眼镜戴着呢。这时候，很多人已经忍不住跑出去痛哭起来，怕他听到，还要使劲捂着嘴巴呜呜地哭。

　　他又接着工作了1小时。最后的5个小时里，他陷入了昏迷，但不时又能听到他在嘴里念“ABCD”、“1234”，这些都是他在电脑里给文件夹排的次序。

　　老伴紧紧攥着他的手，贴着他的耳边，翻来覆去地说：“老林啊老林，这是我第一次把你的手握这么长时间。40多年了，你现在终于属于我了……”

　　5月31日20时15分，他的心脏跳动不起来了，也不会再哀求着起床。他没做完他的工作，这几天他在电脑上列了个提纲敲敲打打，5条提纲的内容没有完全填满，家人留言这一条完全是空白。

　　医院科室主任张利华，54岁，扑通跪了下来，对着床头说，“林院士您安心地走，剩下的工作我们后人会接着完成。”张利华看了30多年的病人，像这样面对自己生死的，是第一次见到。 

　　得知他的离去，“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科院院士、94岁的程开甲写来一句话：“一片赤诚忠心，核试贡献卓越”。

　　他早早跟老伴安排了三个遗愿：一切从简，不收礼金；不向组织提任何要求；把他埋在马兰。最后一个，他也在病床上哑着声音和基地的司令员说过，算是他的一个要求。司令员听完转身，泪打湿了满脸。

　　罗布泊边缘的马兰，是他最惦念的地方，在那里，他和所有人一样，干着惊天动地的事，也做着隐姓埋名的人。人人都是戈壁里的一朵马兰花。

　　这个季节，马兰小院里的草长高了，杏也熟了，正等着他回去。他说过，院子里的草不要拔，让它们自由生长，戈壁滩长草不容易。

　　（二）

　　他这辈子有三个没想到：上大学，做将军，当院士。他最初也没想到，个人和国家命运绑得这样紧。

　　1964年10月16日15时，罗布泊一声巨响，蘑菇云腾空而起。现场总指挥张爱萍将军向周恩来总理报告，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周总理在电话里谨慎地问：“怎么证明是核爆成功？”现场指挥帐篷里顿时一片肃静。正好，程开甲带着26岁的他匆匆赶到，说：“冲击波的数据已拿到，从记录的波形和计算的数据证明，这次爆炸是核爆炸。”张爱萍看了看眼前不太面熟的年轻人，激动地拍了拍他满是尘土的肩膀说，你们立了大功。

　　他当时带头负责研制的钟表式压力自记仪，样子像一个罐头盒，用来测量核爆炸冲击波。这是他拿自行车轮胎和闹钟等，用土办法搞成的自主高科技，获得了当时证明核爆炸的重要数据之一，还拿到了国家发明奖。那时候，他从浙江大学毕业也才4年。

　　他的家乡在福建永春大山深处一个偏僻乡村，少年时家中一贫如洗，曾经辍学，靠着政府资助上完了中学、大学，在大学里曾打着赤脚上课。从浙大机械系毕业，他分配到单位，实际上他是专门被挑来的，到了单位给他交底，“国家正在西北建设一个核试验场，把你挑过来，就是去那里工作。”

　　虽然对核试验知道不多，但他一听能跟国家命运靠得这么紧，就非常激动了。他一辈子被人看作学习狂和工作狂。即使年纪上了七十，在他的日程表里，搞研究、做实验、带学生几乎占去所有时间。他一年只休息三天：大年初一、初二、初三。

　　他说，成功的关键，一个是机遇，一个就是发狂。他以自己为例：“成功不成功，的确有个机遇。一旦抓住机遇，就要发狂的工作，所以效率特别高，不可能的事就可能了。”

　　所以生命倒数第二天，他回首往事，看得出挺欣慰，断断续续说了两句话，“我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核试验，我很满意。”并且，“咱们花钱不多，做事不少。咱讲创造性，讲实效，为国家负责。”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后，1966年底的首次氢弹原理性试验是在高空，冲击波测量也在高空。仪器要在零下60摄氏度低温下工作，当时的实验条件还不具备。为了创造低温环境，他和同事们背着仪器，爬上海拔近3000米的山顶呆了一宿。

　　冬天漠风凛冽，山顶更是冰封雪冻。夜晚刺骨的寒风像针一样往身体里扎，又在每个人的鼻尖、胡子、眉毛上结上一层白霜。手冻僵了，脚麻木了，身子不停哆嗦……可一看温度表，才零下20多摄氏度。

　　他们还抱怨，“这鬼天气，就不能再冷一点吗？”

　　后来，他们采用高空气球放飞试验解决了问题，赶在试验前研制出高空压力自记仪，为飞机投放氢弹安全论证提供了科学依据。

　　核试验从大气层转入地下后，他又开始带着人解决地下核爆炸力学测量这个世界性难题。艰苦攻关20多年，先后建立10余种测量系统，为国家的地下核试验安全论证和工程设计提供了宝贵数据。

　　他善于啃硬骨头，也常教自己的学生要敢于啃硬骨头。他的23个学生，个个都成为各自领域的专家。他走的那晚，学生们亲吻着他的手，长跪不起，希望昏迷中的他哪怕能抬抬手指，像父亲一样抚摸一下他们的头。

　　他军龄52年，他这一代人，一辈子自主的人生选择不多，做核试验也不是个人的选择。但在戈壁大漠像胡杨树一样，扎根半世纪，是他自己的抉择。

　　（三）

　　他是搞核试验的，说自己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现在，这两个都成了不折不扣的事实。

　　他研究爆炸力学，一辈子都和炸药打交道。为了拿到第一手资料，每次总是尽可能地离炸药近一点。

　　一次在野外，等了好久炸药都没响，他用对讲机冲其他人大声喊：“你们都不要动，我来弄。”说着就走上前，快到炸药放置点时，他再次回头对跟在后面的人说，趴下，不要抬头，自己上去排除了险情。

　　他经常要在核爆后第一时间去抢收数据。有一次，车坏在路上，他看到司机带着防护罩修车进度很慢，就先把自己的防护罩摘下来，证明没有危险才让司机也取下，提高修车效率。

　　他的学生说，为了拿到第一手资料，老师常年奔波在实验一线。凡是重要实验，他都亲临现场，拍摄实验现象，记录实验数据。这是他的专业需要，也是习惯。

　　去年，74岁的他由于拍摄实验现场太专注，被绊倒在地，膝盖和脸部都被蹭伤，让他包扎一下，他笑着说没事没事，拍了拍灰尘继续工作。

　　每做一次实验，他都建一个档案，就像病人的病历一样，几十年从没间断。谁需要资料、数据，都能在他那儿很方便地找到。

　　简便实用、讲求实效，也是他一贯倡导的。他常对学生说，科学就是用简单的办法达到理想的目的。

　　为解决实验用的铅皮，他发明了用钢棒手工擀制的办法，像擀饺子皮一样，把1毫米厚的铅皮擀成了0.2毫米。为了找到力学实验的理想材料，他出差途中买了一块特殊木材做成的菜板，锯开分析密度和硬度。就连戈壁上的沙子，也被他用来作为实验的一种特殊材料，解决了技术难题，也节约了大量经费。

　　病中留下的工作笔记上，他一笔一画绘下了保险柜开锁示意图，密码盘、固定手把、开门手把，以及三位密码刻度的标示，清晰明了。还有详细的文字，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

　　他一丝不苟的程度，有点像人们所说的极致。

　　（四）

　　2012年春节刚过，一封近5000字的长信，摆在了基地司令员的案头，是关于基地建设发展的想法，言辞激烈，语气率直。信是他写的，看得出很着急。直到司令员和他一起商定，安排人员和经费对他所提的发展路线进行研究，他绷紧的脸松了下来，笑了。

　　住院期间，他和来看望他的基地司令员闭门谈了一个多小时。他也感叹，一生最大的缺点是说话直率得罪人，不懂人情世故，不会“做人”……

　　他说话硬，直来直去，不绕弯子。乍一听，难以接受，时间长了，都知道他不玩虚的，一辈子有自己的做事和做人原则。就像他去世前说自己，“我不善于交往活动，实事求是搞科学。”

　　凡是和他有过接触的人，都知道他讲原则不是空的。他参加学术评审会，从来不收评审费，不让参评人员上门拜访。从没有接受过一个人的礼物，材料都是通过邮局或其他人捎带的，他只要材料，不要见人。科研成果报奖时，他总是把自己名字往后排，不是自己主持的项目坚决不挂名。平时专门的请客吃饭他概不参加，就喜欢自助餐。讨论会上该说就说，不管在座官大官小。

　　他有“三个不”：不是自己研究的领域不轻易发表意见、装点门面的学术活动坚决不参加、不利于学术研究的事情坚决不干。

　　2005年，东北某大学邀请他当名誉教授。他说：“我们研究领域虽然接近，可是距离太远，鞭长莫及的，我给不了什么指导，这挂名教授我还是别当了。”

　　去年，在安徽黄山召开评审会，会议主办方请他当主审。他老老实实地说，第一个成果跟我研究方向有点关系，但也够不上当主审，第二个成果不是我的研究领域，我当不了评委，你们抓紧时间再找人吧。

　　他说，自己虽然是院士，只算得上某个领域专家，不可能样样都懂，样样都精。而且专业越深就越窄，别的懂的就越少。

　　他工资不低，所以掏钱时并不手软。老战友在外地聚会，他说战友们转业早，工资不高，他慷慨解囊。青海玉树地震，他悄悄捐了3万元。

　　但他自己，一块手表用了15年，一个游泳帽用了19年，一个公文包用了20多年，一个铝盆补了又补舍不得扔。他搞实验，动手能力强，家里的沙发和床是他用包装箱拆下的木板做成，沙发套是老伴亲手缝制。客厅里的小木椅是他用家里铺完地板后剩下的废料，花了半天时间敲打好的。屋里的灯也是他引了一根电线加一个灯管改造而成。

　　去世后，学生们收拾他的衣物，除了军装，没找到几件像样的便装，两件毛衣还打着补丁。

　　他偶尔也享受过一次，他和老伴去郊外一个农家乐吃饭，点了一个“大丰收”，就是玉米、南瓜、花生几个菜煮在一起，他从来没吃过，对这个组合菜赞不绝口，对老伴说咱们回去也做这个。

　　他的学生们说，老师是一个心里有爱的人，长时间接触，感受得更深。他戴了15年的手表，是大学母校百年校庆时送的纪念品，他一直戴着，旧了磨手，就用透明胶粘上。他去世后，护士想把手表摘下来，老伴理解他，说老林喜欢，就让他带着走吧。

　　他带过的每位学生，都在他的电脑里有个属于自己的文件夹，每一个文件夹都详细记录着每个人的技术专长、培养计划和施教方案。

　　住院期间，他让学生们将各自的文件夹拷贝走，这时学生们才发现，从跟他的第一天起，短的三四年，长的十几年，他都详细准确地记录下了每个人的成长足迹。 

　　去世前三天，他写下这辈子的最后338字，虽然手抖得厉害，但字迹工整，没有一丝潦草。这是他给学生写下的论文评阅意见。他在5月的最后一天去世，这个学生在6月通过了毕业论文答辩。

　　（五）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一年，南京大学的高材生黄建琴参军到了马兰，她也搞核试验，是后来马兰有名的“核大姐”之一。

　　与他长达近半个世纪的相伴，黄建琴总习惯一个人的生活。最后，她含着泪说，老林的最后几天，是她跟他呆在一起最长的一段时间。

　　他欠家里人太多，特别是对女儿一直有着愧疚。他带的23名学生都是科技精英，却没时间管女儿的教育，女儿没读过大学。他只好对女儿说，你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我们没有教育孩子的经验，你是我们的试验品，就多担待点吧。女儿出嫁，他在外执行任务。女儿办完结婚证，背着简单的行囊进了丈夫家。儿子结婚，他也一直没抽出时间和亲家见面，婚礼由对方一手操办。

　　他不是个完人，但他被家人理解。老伴说，“这一生我陪伴他，我觉得我值。因为，他为国家、为人民、为党，做好了他应该做的事情，良心上没有愧对党和人民对他的培养。”

　　他去世后，10万元慰问金交到老伴手上，她深深地鞠了一个躬表示谢意，说：“这些钱就当做他的最后一次党费吧，这也应该是他的心愿。老林一辈子干了他喜欢的事业，他对党和国家的爱刻骨铭心。”

　　女儿说，很多人说林院士一辈子没享过福，但我知道父亲不是这样的。他对幸福的理解不一样，他说过他这一辈子真的很愉快。

　　参加第一次核试验的人们回忆起，那个时候他一股朝气勃发的劲儿；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虽然年纪大了、人沧桑了，他蓬勃的朝气、工作的热情一点没变。人们在想，是什么支撑着他走出了比75年更长的生命跨度？

　　创造了马兰精神、见惯了英雄的马兰人送给他一副挽联，为他送行：“铿锵一生，苦干惊天动地事；淡泊一世，甘做隐姓埋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