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人民日报 》（ 2017年05月17日   07 版） 

　　老子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也太“玄”了，让人云里雾里，不知所云。其实，理论的“众妙之门”，包括“拨云见日”。能写“拨云见日”文章的人，就是妙手；推演“拨云见日”思想，就是妙思；“拨云见日”的理论，堪为妙品；能提升读者“拨云见日”思想境界的，斯是妙境。

　　马克思、恩格斯写的《共产党宣言》，通过阐释“资产者和无产者”“无产者和共产党人”“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一节一景观，一章一天地，层次递进揭示资本主义必亡、共产主义必胜的总方向，解答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这个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让全世界“拨云见日”。《共产党宣言》因此成为共产党人的“圣经”、举世公认的理论极品。

　　20世纪20年代末，革命高潮尚未到来，有人悲观对待红军前途。1930年1月，毛泽东同志写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给红军以希望。抗日战争爆发后，有人持亡国论，有人持速胜论。1938年5月，毛泽东同志发表《论持久战》，提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让人坚定信心、顽强奋斗。1956年4月，鉴于苏联出现的种种状况和教训，毛泽东同志发表《论十大关系》，彰显我们党治国理政战略，让人心明眼亮、脑洞大开。

　　“文革”结束，内乱方止，百业待兴。有人对还要不要搞社会主义心生疑虑，有人对如何搞社会主义“胸‘无’成竹”。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开放，确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号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繁荣发展之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思想界出现混乱，有人怀疑改革开放和基本路线。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就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明确回答，让人心领神会、意志弥坚。

　　进入新世纪，国内外环境变了，如何更好治国理政成为世界难题。习近平同志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围绕“五位一体”总布局，制定“四个全面”总方略，推行创新、协调、开放、绿色、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促进“中国之治”产生积极、健康和全面深刻变化。这两年，面对逆经济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他号召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为全球治理指明方向和路径。

　　理论之“妙”，有三个层次。老子提出“道”与“妙”的关系，以为“道”有“有”和“无”两个属性。观察“有”，就“观其徼”，看到边界、界限，或有限性、规定性；考察“无”，就“观其妙”，看到奥妙、玄妙，或无限性、无规定性。“道”是本体，“有”“无”属于“道”，“徼”“妙”也属于“道”。“道”与“妙”一体。理论作为识道、讲道、弘道之器，“观其徼”或“观其妙”，属认识层次，第二性的。理论妙不妙，归评价系统，属第三层次。

　　理论之妙，重在发现，或从“有”发现“无”，或从“无”发现“有”。发现对象的真伪、是非、善恶、美丑、走向、联系、趋势，从遮蔽看到真相，从固然看到本然，从已知看到未知，从已然看到未然，从现象看到本质，从偶然看到必然，从原因看到结果，从现在看到未来，从苗头看到趋势，从彷徨看到信心，从迷惘看到希望，理论自然让人茅塞顿开、豁然开朗。从马克思到习近平的系列系统理论，高明高妙，“拨云见日”，都兼具这些要素和品质，富于认识论方法论意义，为理论工作者探索时代进步的真谛、社会发展的规律树立了榜样。

　　发现力决定创新力，创新力决定影响力。多么希望，广大理论工作者从我国改革发展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炼新观点、形成新话语，发前人所未发、见前人所未见、思前人所未思、说前人所未说，“发窍之最精处”，提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建构有规律性的新学说，多一些发现创新、少一些“翻版再版”，多一些真知灼见、少一些照本宣科，多一些“一针见血”、少一些隔靴搔痒，让人增信释疑、去蔽除惑，点头跷指、呼喊“妙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