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1896～1950)是什么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的风云人物，一个敢说敢骂的山东汉子。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人和终身所长，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等校教授，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代理校长(1945～1946)和台湾大学(1949～1950)校长。一个毛泽东和蒋介石都奉为上宾的社会名流，把蒋介石的两个行政院长(孔祥熙、宋子文)拉下马的“傅大炮”！

傅斯年的一生值得追忆的故事甚多，其中之一是他对学生运动的思考。

傅斯年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崭露头角的。他做了两件大事：

一是组织新潮社和办《新潮》杂志。胡适后来曾在《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一文中说：“《新潮》杂志，在内容和见解方面，都比他们的先生们办的《新青年》还成熟得多，内容也丰富得多，见解也成熟得多。”尽管公平地说，就社会影响而言，《新潮》仍是《新青年》之下的第二提琴手，但作为《新潮》杂志的主任编辑，傅斯年对这份杂志的贡献是巨大的。

第二件大事是领导了5月4日的爱国大游行。当天上午13间学校筹备游行示威的会议是傅斯年主持的。下午2点半左右开始的游行，总指挥是傅斯年。他扛着大旗走在队伍前列，后来也是他率领队伍冲到赵家楼。出人意料的是，第二天他就坚决退出学生运动。然后他就出国留学，一去7年，1926年秋才回国。

傅斯年第二次同学生运动遭遇是在1927年。1927年的广州，正是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的多事之秋：中山大学左右两派学生势同水火，4月政变以后执政当局横暴地捉拿学生。当时，傅斯年在中山大学任教授，兼文科主任(文学院院长)和中文、历史两系系主任。

第三次是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当时傅斯年是北大的兼职教授，是坚决支持抗日的。

傅斯年面对的第四次学生运动高潮是在1945年至1946年代理北大校长期间。

最具典型意义的是他对1945年学潮的处理。傅斯年在给夫人的一封信中写道：

“11月25日，学生有会，地方当局(关麟征、李宗黄、邱清泉)禁止，学生仍开，遂在校外大放枪炮，幸未伤人，次日罢课。学校当局一面向地方当局抗议，一面劝令学生复课。乃李宗黄(代理主席)所组成之‘联合行动委员会’竟于12月1日派大队人分五次打入联大，两次云大。其中一次……死者四人，锯去大腿者一人……此外重轻伤十余人，此等惨案有政治作用者岂有不充分利用之理？四个棺材一条腿，真奇货可居，全昆明闹得不亦乐乎……我对于李宗黄等之愤慨不减他人。同时也希望学校能恢复常轨。”“总括说：(1)地方当局荒谬绝伦，李宗黄该杀，邱清泉该杀，关麟征代人受过。(2)学校内部有好些不成话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