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十八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本刊约请美术教育界的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视角，论述美术教育近十年的发展，并配发相关言论，评析美术教师群体在当前多元的文化格局下所肩负的历史责任。向美的使者致敬！为他们在课堂内外的耕耘和撒播。

　　——编  者  

　　设计、生活与启蒙

　　杭  间

　　自蔡元培提出“美育救国”以来，有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梁漱溟的“乡村教育”运动、陈之佛的“尚美图案馆”，后来又有庞薰琹、雷圭元等创建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这是一个中国生活艺术“启蒙”运动的前赴后继的过程。

　　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生活的变迁，也首先从设计教育中典型呈现。近十余年来，设计教育界产生了诸多有重要影响的事件，改变着历史进程中生活和文化的质量。比如，1998年在教育部颁布的学科目录中，没有了延用半个世纪的“工艺美术”专业，而将其改称为“艺术设计”；2009年10月，以中央美术学院为主导，中国承办了ICOGRADA（国际平面设计协会联合会）世界设计大会；2011年10月，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为主，教育部、文化部、中国文联、北京市政府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了“首届北京国际设计三年展”等等；而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有关视觉识别形象设计、服饰设计、空间设计、中国馆和主题馆的设计等，其主要力量，也来自国内主要的艺术学院。“设计是一种生产力”，成为专业教育界提出并被社会广泛接受的概念。

　　设计的重要性认识，催生了“设计学”成为热门专业，在高校扩招潮的推动下，中国的设计教育如雨后春笋般发展，有1300多所高校开设了设计专业，在读学生20余万，动漫设计、环境艺术设计、多媒体设计等专业在社会需求的推动下，迅速发展壮大，几年间为社会培养了数十万计的从业人员。但是设计教育的产业化也带来了许多批评，社会舆论认为教育产业化背离了教育投入的无功利原则，而大跃进式的设计教育扩张，则被质疑为并非是真正的设计教育，而是匆忙上马的变相美术教育。

　　随着全球化经济的发展进程和本土设计的日益重要，本世纪初开始，中国高等设计教育逐渐结束了规模化扩大的过程，开始了提高质量的努力。当代设计教育完成了“工艺美术教育”到“设计艺术教育”的历史转变。随着对“现代性”认识的加深，欧美现代设计的观念逐渐影响到中国设计教育观念的转型。但网络时代的到来，使得原来在大工业形态下没有完全解决的设计教育问题又面临新的难题。全球的、网状的、动态的、数字化的经济特征，需要更为灵活的合作与联盟。从物质设计到非物质设计，信息成为改进和完善教育的资源，交互可以使教育的观念和方法不断推陈出新。原有“专业化”的单向度的教育模式继续面临社会需要培养综合的创造型人才需求的考验。 

　　“中国制造”在近几年经历了复杂的变化。它从一个自豪的名词变成尴尬的和反思中国产品的代名词，产业界意识到要把“中国制造”改造成“中国创造”，必须要靠设计，而且要有创新品牌管理经营。这种要求与设计学院回应时代需求所展开的新型的社会服务模式相呼应，通过文化创意产业来整合设计与产业之间的关系，成为政府、企业和高校间的一种共识。文化创意产业不仅给产业结构、就业率、文化品质等带来改变，同时，也深刻影响了设计学院对设计人才目标培养的方法和维度，开放的、综合的、人文的设计教育不断获得越来越多的共识。

　　中国的设计教育体量庞大，相对于世界设计先进国家的教育来说，还有距离，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给学科研究和实践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这样的机遇将为中国设计教育的发展繁荣乃至国人生活的艺术化带来深远的影响。

　　（作者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  

　　造型、能力与创新

　　潘公凯

　　造型艺术及基础教学，20世纪后期在西方重要美术学院中解体并淡出，但在当下中国与可预见的将来仍然具有文化意义。近10年来，造型艺术对人的感性能力的提升、人的全面发展、人的精神生活、人的本质建构，继续发挥着作用。

　　在中国高等美术院校的教学中，造型基础的主要课程是素描与色彩，尤其是素描，占了大部分课时。素描教学是有各种不同方法的，在呈现上也有不同的风格，其深层是培养一种看不见的能力——造型能力。这是一种视觉地把握外在世界的形体的能力。从视觉心理学的角度看，这可以理解为一种视觉训练的游戏。在这种逐渐精进的游戏活动中，人类越来越精致、复杂、高超的视觉感受能力被开发出来、训练出来，所谓的“审美能力”就这样被建构起来，人由此而获得越来越精神性的自我肯定和自我愉悦。这就是文化积累。素描就是人类创造出来的一种直接的、手工的、视觉的自我训练、自我娱乐的单纯方法。当然，中国的白描是另一种视觉训练的单纯方法。

　　同样，色彩课程的目的，也是为了培养能力——另一种视觉地把握外部世界的能力。色彩，有古典主义的色彩、印象派的色彩、抽象主义的色彩、民间工艺的色彩、设计学科的色彩等等不同的系统区分，有不同的风格取向，但这些也只是看得见的途径与效果，其深层，也是对于视觉地把握外部世界的能力的培养。

　　除了素描和色彩之外，各大美术院校10年来还拓展出许多新的课程，如形体之间的创意性转换，等等。其用意，也是在培养能力，变形、转换、生发、创构的能力。它所注重的，应该不是与专业系课程的直接接轨，而是使学生在进入各专业系之前，具备适用于更大范围的视觉感受和视觉把握、建构、转换、表达的能力。因此，重视基础教学、注重学生基础能力的培养，也是中央美术学院教学传统之一。

　　在高度科技化与信息化的今天，人类“视觉”地把握世界的能力有了空前的提高与延伸。先是照相术的发明，后是电影、电视和电脑的迅猛发展。科技已经将人的视觉把握世界的能力提高了千万倍。然而，我们想不想因为有了飞机而废弃跑步比赛呢？人类仍然不想废弃，因为用腿跑步的能力使我们变得健美和健全。

　　从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一直有人担心严格的技艺性的基础训练会限制和压抑学生的创造能力。其实，任何一种规范性的学习都有可能使学生被规范所囿而跳不出来，这在中国画传统中，被称之为窠臼与俗套。但是反过来，破除了所有规范与方法的学习，必将成为一种无法操作的空洞过程。在这种辩证的两难关系中，真正有意义的，就是对“度”的把握和教学方式地不断改进。高难度的创新能力恰恰是在诸多限制之下才能培养出来。当今艺坛最活跃最有创意的艺术家，绝大部分都认为在校期间的严格训练对自己的艺术创造是有好处的。

　　造型艺术的问题和造型基础的问题，与正在发生重大变革的人类文化的承载方式有关，与未来人们的精神生活需求有关，它是整个文化现代转型大问题的一个小局部。它的全部意义，在于不断地讨论和不断地实践的互动演进和新艺术人才的诞生之中。

　　（作者为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基础、素质与人文 

　　尹少淳  

　　20世纪末，教育部启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我有幸作为美术课程标准研制组的负责人，参与了这次重大的课程改革，也深刻地感受到美术课程在此后的十余年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首先是美术课程理念的变化。

　　以往美术课程在一般人的眼中，就是画画、做手工，但这次课程改革中美术课程被定性为人文课程，从而使得美术课程从单纯的“术科”，上升到带有明显价值取向和精神内涵的课程，并与文化发生着广泛的联系。

　　从“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个维度设置课程目标，是新美术课程的一个重要的特征。这一目标维度的设计，既重视了美术知识与技能，也强调了通过美术学习帮助学生形成积极的情感态度和健康的价值观。

　　基础教育美术课程针对的是公民的基本素养，与专业的美术课程虽有交集，但分属不同的领域，因此不能将专业的美术课程内容直接“下放”，而应该有所选择。新的美术课程特别强调根据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和美术学习规律精选课程内容。同时，尊重美术学科所具有的地域性、民族性和个性特征，在强调基本规定性的同时，给予各地教师以更大的自主性和选择性，以满足学生的不同需要。

　　其次是主体与中介的变化。

　　教学的主体是教师与学生，教材是中介。教师的变化表现在，能够从人的素质和发展的角度认识美术课程和教学的价值和意义，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道德感、审美趣味，发展观察力、智力、想象力和创造力；能够将美术课程放在文化的背景中思考和实施，帮助学生更深刻理解美术作品的文化内涵和形式特征；对美术教学方式和方法的选择更主动和自觉；对美术教材内容的选择、组织和拓展更有意识，甚至成为校本课程的编制者，并在实践中创造了一些具有美术特色的评价方法；由单纯的美术教学的实践者，变成思考者、研究者。

　　教材的变化表现在既注重美术知识与技能，又将对美术知识与技能的学习与人文、社会和学生个人的情感表达联系起来。内容更加活泼、开放，联系学生生活，体现时代精神。范例、模式也发生了变化，要素更加丰富和完整，增加了引导学生学习的栏目，并因此展示了丰富的“教育性”和“学习性”。

　　教师和教材变化的结果是，学生更亲近美术学习，参与性、互动性和积极性得以增强，并能在美术学习活动中找到快乐和成就感。

　　美术课程是需要良好的课程环境才能得以充分而有效实施的课程，最理想的莫过于素质教育的课程环境。目前，应试教育依然是中国教育的基本氛围，实施美术课程的环境尚未得到根本的改观。当然，美术课程自身也还有改进之处。譬如，还原和增加其实用性。美术作为课程进入学校最初是由科学和实业所推动的，在此方面中外皆然。在中国，近代美术（图画）甚至被称为“实学”，地位与格物（物理）并列。尤其是在视觉文化时代，强调美术在认知、设计、工艺等方面的作用，对改善美术课程的环境应该是个明智的选择。

　　（作者为教育部美术课程标准研制组组长、首都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