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自1927年至1945年可谓是盛极一时。但随着1945年8月解放战争的开始，(1)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短短3年多时间里，号称拥有800万军队和500万党团员的国民党及其政府却一败涂地，最终走向败退台湾的穷途末路。

60多年过去了，“武装到牙齿”的国民党800万军队是什么原因输给“小米加步枪”的中国共产党一直成为国内外政界和史学界聚讼不已的话题：民国政府副总统李宗仁归咎于“蒋先生统兵、治政的本领极端低能”。（2）司徒雷登回国后的总结是“国军失败……其军队腐化，指挥不力”。（3）艾奇逊在致杜鲁门总统信中也坚称：“……我们派往现场的观察员报告说，在至关重要的1948年，国民党军队并未由于缺乏弹药吃过一次败仗……国民党军队不是被打败的，是自行瓦解的”。（4）《纽约时报》评论也支持艾奇逊的观点说：“白皮书向人们透漏的信息是，中国（台湾当局——笔者注）并不是被某个阴谋集团出卖的，而是国民党自己倒下去的” （5）……答案种种，论证不休。事实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背后，是蒋介石及其政府对国民党立党之基“三民主义”信仰进行逐步篡改，和对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政策的公然背叛，以至于整个党内信仰缺失，导致运作规则扭曲、价值观念坍塌，使党内乃至民众对“三民主义”产生怀疑和动摇，国民党最终被全体人民所抛弃不能说是一个根本的原因。

一

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随后又将三大主义简称为“三民主义”。

三民主义作为国民党治国理政的意识形态，其理论来源主要根据中国的儒家思想、美国的民主主义和俄国的革命专政思想演化而来，并赋予了一定的时代内容。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宣言对三民主义作出了新的解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共合作的开始。大会宣言确定，“孙先生所提倡之三民主义是已。本此主义以立政纲，吾人以为救国之道，舍此末由。国民革命之逐步进行，皆当循此原则”。（6）

20世纪的中国走向现代化，是一种强大的民心所向，也是“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宿命，（7）这种宿命既有来自外部的生存挑战，也有孙中山等精英人物长期旅居海外，日本等国现代化“眼见为实”的示范效应。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各种政治势力都将其“三民主义”作为政治斗争的一个工具，视为获得政治合法性的重要筹码和提升巩固自己政治地位的有力武器。1925年12月，蒋介石在《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同学录序》中公开宣称：“吾为三民主义而死，亦即为共产主义而死”、“三民主义之成功，与共产主义之发展，实相为用而不相悖”。（8）可见，蒋介石当时确严格遵循“总理遗训”，对三民主义膜拜有加。1927年，蒋介石取得了执政地位，公开宣传是孙中山最忠实的信徒，并独揽孙中山三民主义解释权，蒋介石因此逐步获得了统摄全党思想合法性的地位。面对冯玉祥、阎锡山等军事实力派，他当仁不让地打着正统的三民主义旗帜去“征讨”，大胆推行“以党治国”的国家模式，并强调“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建立自己的权力帝国大厦。1927年，蒋利用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1925年6、7月间先后发表了《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对三民主义进行新的解释。他将孙中山描述为中国儒家伦理道德的集大成者，进而在全国范围掀起思想文化上的尊孔复古。蒋介石据此牵强附会认为“仁爱“即民生哲学之基础，认为孔子“把古代文化，用科学的方法从理论上整理起来，成为一种学术的文化”，孔子“组织了一个民生的哲学”，“ 一部是《中庸》，是他的原理论。一部是《大学》，是他的方法论”，（9）总而言之，总理的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就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再加“礼义廉耻”。（10）这种阐释，在一定意义上摒弃了孙氏三民主义革命内容和精神实质，其原有的民族民主革命与现代化的精神也逐渐消解与湮没。

为向年轻一代输入他的意识形态，1938 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建立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作为全国青年组织。6月16日，蒋发表《为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告全国青年书》，向青年提出要求若干，其中要求之一就是“为求三民主义之具体实现，总理手创三民主义，原为吾革命建国之最高原则，在今日抗战期间，尤为举国一致之信仰。”（11）蒋此时所宣扬的三民主义，早已是他改造后的三民主义。

1943年，蒋介石故伎重演，以他的名义抛出颇具理论色彩的《中国之命运》。该书的基调是强调宣扬中华民族的所谓“固有的德性”、“中国人的思想、中国人的精神、中国人的情感、中国人的品性”，认为西方文化的入侵使中国原有的优越伦理和宗族社会组织被破坏。蒋甚至惊呼：近百年来中国人“因为学西洋的文化而在不知不觉中做了外国文学的奴隶”（12）……等等。总之，在蒋介石看来，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对立，“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只有三民主义才是挽救中国的灵丹妙药。国民党元老张治中表示：“《中国之命运》一书在发表以前，不仅外国友人，即干部中也多持不必发表之意见，乃今检查此书发表以后之影响，当了然当时认为期期不可者实非无见。”（13）可见国民党上层对《中国之命运》中的某些提法并非一致赞同。 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和蒋介石个人地位的巩固，蒋对三民主义的解释越来越有恃无恐。他在1939年5月7日在中央训练团演讲《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时公开宣称：“这民族、民权、民生三者构成了整个的三民主义，我们要全部信奉，但三者之中各有对象，各有其特别的置重点。”。（14）

三民主义作为维护或批判现实，调控社会和人的活动的意识形态，理应是国民党的行动纲领和政治奋斗目标。但是，经蒋介石逐步改造后的三民主义在具体表述上既缺乏深奥的理论体系，也没有化约为简、满足大众心理的口号纲领，蒋氏解释的三民主义始终不能绕开三民主义与民主主义乃至于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15）

蒋介石解释下的三民主义成了无所不包的“万能”理论良方，从传统到现实，从国外到国内无一例外地都能在三民主义中找到合理的解释。这种“灵丹妙药”的理论体系无疑是建立在沙盘上的，是对孙氏三民主义一种歪曲与利用。蒋介石曾公开表示，他理解的三民主义包括六个部分：一、三民主义之原理—民生哲学；二、三民主义本身；三、革命的原动力；四、革命的方略；五、革命程序；六、最后的目的。事实上，蒋介石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解释，只是竭力发挥了孙中山思想中的“利己”因素，与国民党“一大”所确立的三民主义原则相差甚远。（16）

民族主义方面。“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一具有广泛的动员意义的口号，目的在于避免中国被瓜分、共管的厄运，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是民族主义的另一主要内容。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把“外邦逼之”和“异种残之”并列为民族主义“殆不可须臾缓”的基本原因。“非革命无以救垂亡”。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为与共产党合作，从孙中山民族主义出发，高调宣扬“国家至上，民族至上”。 但除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民国政府宣布“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德或中意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收回一些权利外，（17）其它方面毫无作为，甚至还丧失了不少主权。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为了争取苏联出兵对日宣战，美英在未征得中国同意的情况下，便在外蒙古独立、大连商港国际化、租借旅顺及东北铁路等问题上，对苏联作了有损中国主权的许诺。8月14日，中苏基本按照雅尔塔协定的框架达成了《友好同盟条约》及有关协定。中方不得不同意：如战后外蒙古公民投票希望独立，中国政府当予承认；长春铁路归中苏共同所有，苏方人员担任铁路局局长；大连港为自由港，所有港口工事及设备之一半无偿租于苏方30年；中苏共同使用旅顺口为海军基地。（18）战后，中美于1946年11月签订的《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则从另一方面说明中国所处的地位，有人把它称为新不平等条约。美国此后在中国各个领域的大举渗透，明白地向人们展现了这一条约的结果。因此，蒋介石不仅没有秉承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而战后在一定意义上仍使中国人民处于不平等地位中。

民权主义方面。民权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核心。它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又一个主要矛盾，即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民权主义的基本内容是：揭露和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指出封建的社会政治制度剥夺了人权，因而，决非“平等的国民所堪受”；（19）必须经由“国民革命”的途径推翻封建帝制，代之以“民主立宪”的共和制度，结束“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的严重状态。而蒋介石有时也会一字不差地大讲孙中山“民权主义”，但在他“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则需剿共”的暴行下，公然黑白颠倒，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与孙科说“救国必先救党”相互唱和，胡汉民也提出“抗日与剿匪并重”等等，其反共内战主张则完全一致。《申报》实在看不下去蒋的阳奉阴违，曾连续发表《剿匪与造匪》、《再论剿匪与造匪》、《三论剿匪与造匪》的评论文章，指出：“政府枪口不对外，而以之剿杀政治经济两重压迫之下的人民，是何怪良民从‘匪’日众，‘匪’势日益大，举国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政治不清明，民生不安定，虽十次武力围剿，亦必无功。”（20） 这些文章揭露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本质，使蒋介石非常恼怒，怀恨在心，决意暗杀著名报人史良才。甚至在“以党治国”的名义下，国民党大佬、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因与蒋政见不和也遭武力扣押。对民运的压迫、言论的限制、法律的践踏，对孙氏民权主义的标举无疑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在民生主义方面。民生主义是孙中山的“社会革命”纲领，它希望中国由贫弱至富强，同时还包含着关怀劳动人民生活福利的内容，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溃疡的批判和由此产生的“对社会主义的同情”。（21）孙氏的民生主义有其时代局限性，本文暂不赘述。在三大主义中，孙氏最为看重民生，他对时局有一个直接判断，“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而民生主义，欧美所虑积重难返者，中国独受病未深，而去之易”。（22）在他看来，民生主义恰似一突破口，可先易后难。但在蒋介石看来，民生主义不过为“一般平民有所的民权主义”而已。1924年1月31日,国民党中央决定成立农民部，孙中山亲自审定公布了《农民协会章程》。1924年8月23日，孙中山在广州省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届毕业典礼上讲授了《耕者有其田》，他说：“我们要解决农民的痛苦，归结是要耕者有其田.这个意思就是要农民得到自己劳苦的结果要这种劳苦的结果”，（23）1927年到1937年的10年间为内战时期，在这段时间时期南京国民党政府所制定和颁布的“地政法规及各省市地政单行章则不下240余种”。（24）在这些数目可观的土地法规中，但在许多地方却阉割了孙中山平均地权政策的革命精神，背叛了“耕者有其田”的主张，维护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和生产关系。
 

蒋介石对三民主义的蓄意篡改和掩耳盗铃式的背叛，加上过度宣传与实际的严重背离，包括国民党党内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三民主义产生怀疑和动摇。毛泽东1939年在一次演讲中，不点名地公开批判蒋介石：“有些人自己对自己加封为‘三民主义的信徒’，而且是老牌的三民主义者，可是他们做了些什么呢？原来他们的民族主义，就是勾结帝国主义；他们的民权主义，就是压迫老百姓；他们的民生主义呢？那就是拿老百姓身上的血来喝得越多越好。这是口是心非的三民主义者。”（25）毛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广大民众对蒋歪曲推行三民主义的不满。

第三次国共战争开始后，蒋介石开始对党国经常进行反思，最有代表性的一次反思是他1948年在“戡乱”建国干部训练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他说：“抗战胜利以来，我们一般同志精神堕落，气节丧失，把本党50年的革命道德精神摧毁无余。甚至毁法乱纪，败德乱行，蒙上欺下，忍心害理。”又说：“我们党和团的组织复杂、散漫、松懈、迟钝，党部成了衙门，党员成了官僚，在社会上不仅不能发生领导的作用，反而成了人家讥笑侮辱的对象。”他甚至气愤地说：“自抗战以来，本党在社会上的信誉一落千丈，我们的革命工作苟且因循，毫无进展。老实说，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淘汰了。”（26）蒋的自怨自艾显示了他对整个党国民党“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扼叹，也暴露了他对国民党前途的深深忧虑。

在国共战争国军连连失利后，蒋介石对高级将领的批评尤为严厉。他说：“我们此次大失败的耻辱，不仅是由于一般党员丧失了革命精神，背叛了革命主义，尤其因为我们多数将领气节扫地，廉耻尽丧，败德乱行。”（27）在蒋看来，导致今天的耻辱，完全与背叛了三民主义有关。

国共决战失败后，蒋的反思更甚，他在1949年1月20日日记中写到：“此次失败之最大原因，乃在于新制度未能成熟与确立，而旧制度已放弃崩溃，在此新旧交接紧要危急之刻，而所恃以建国救民之基本条件，完全失去，焉得不为之失败。”（28）他所说的新旧制度，实际上就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他改造后的三民主义。他甚至痛心疾首：“不幸许多同志，把总理所创的三民主义置之脑后。他们不根据三民主义去发挥本党的革命理论，而离开三民主义，自己任意发挥个人主观的见解，致使党的理论分歧。”（29）

晚年的蒋介石对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歪曲理解更是忏悔不已，他在日记中写道：“为政20年对于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着手太少，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更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生为基础。”（30）蒋的检讨，恰恰印证了毛泽东所说“他们的民生主义呢？那就是拿老百姓身上的血来喝得越多越好”。蒋介石假如按照孙中山对民生的设计进行实践，会是另一种结局吗？历史当然不会有假设。

蒋介石在检讨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时，也表现了对三民主义篡改特别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背叛的自责。如在《如何纪念国父诞辰》的演讲中说：“在今日纪念国父86诞辰的时候，不仅主义未行，历史垂绝，就是整个的革命基础，都将要在我们手里毁灭了。不知道大家对此一残酷的现实，曾经检讨过没有?在我个人来说，至少我对总理、对主义、对国家以至对我们的民族、历史，都是一个最大的罪人。因此我每天无论怎样繁忙，总要抽出一段时间来，作为反省忏悔的功夫”。（31）

蒋的反思可谓情之切切，“上失其道，民散久矣。” 但民众没有给蒋介石机会。意识形态的混乱，信仰的危机，党心、军心、民心与国民党离心离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强大力量的冲击下，这个在中国大陆盘踞了整整30年并拥有最多党员的第一大政党，就这样走上了不归路。

（作者单位：中共四川广元市委政策研究室）

【注释】

（1）中国共产党称之为“解放战争”，中国国民党称之为“抗共卫国戡乱战争，历史上也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

（2）启跃 编：《国民党是怎样丢掉大陆的》，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3） Rea,Kenneth W,and Brewer,John C. eds. The forgott-en ambassador: the report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 1946-1949.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77.p196

（4）【美)】艾奇逊：《国民党军队是自行瓦解的》，转引自启跃编：《国民党是怎样丢掉大陆的》，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７页。

（5）【美】胡素珊：《中国的内战》（中译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8页。

（6）《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一册），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中央文物供应社（初版初印），2009年版，第86页。

（7）【美】C.E布莱克：《比较现代化》（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27页。

（8）《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一册），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中央文物供应社（初版初印），2009年版，第101页。

（9）蒋中正：《中国革命军人之哲学提要》，《蒋总统集》第一册，1950年10月台湾国防研究院出版，第71页。

（10）蒋中正：《中国革命军人之哲学提要》，《蒋总统集》第一册，1950年10月台湾国防研究院出版，第73页。

（11）龚育之：《中国二十世纪通鉴》（1921-1940）（第二册），线装书局出版社2002年9月版，第321页。

（12）蒋委员长著《中国之命运》，1943年编印，地19页。

（13）转引自马勇《抗战时期有关三民主义的论争》，《团结报》2010年1月21日。

（14）转引自马勇《抗战时期有关三民主义的论争》，《团结报》2010年1月21日。

（15）廖义军先生持此观点，在他看来，改造后的三民主义既缺乏超越现实的远景以提供某种终极价值，激发人们信仰，亦缺乏现实的目标和承诺。参见廖义军《信仰危机与南京国民政府的灭亡》，载《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1月版。

（16）转引自马勇《抗战时期有关三民主义的论争》，《团结报》2010年1月21日。

（17）林泉编：《抗战期间废除不平等条约史料》，台北，正中书局1983年版，第611页。

（18）《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第1330—1337页。

（19）《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一册），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中央文物供应社（初版初印），2009年版，第32页。

（20）《申报》1932年5月7日。

（21）《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一册），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中央文物供应社（初版初印），2009年版，第7页。

（22）孙中山：《民报发刊词》，《民报》1905年10月20日。

（23）《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94,399,400页。

（24）朱子爽：《中国国民党土地政策》，国民图书出版社1943年版，第36页。

（25）转引自马勇《抗战时期有关三民主义的论争》，《团结报》2010年1月21日。

（26）蒋介石：《在戡乱建国干部训练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载《先总统蒋公全集》（2），台北正中书局1978年版，第893页。

（27）《先总统蒋公全集》，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中华学院，1984年版。第707页。

（28）《先总统蒋公全集》，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中华学院，1984年版。第823页。

（29）《先总统蒋公全集》，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中华学院，1984年版。第861页。

（30）《先总统蒋公全集》，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中华学院，1984年版。第861页。

（31）《先总统蒋公全集》，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中华学院，1984年版。第9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