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五岁，肩背半箱药埋头核科研——记中国工程院院士乔登江
来源：同济医学院关工委编辑录入：oy 2012/7/31 1:19:15 993
来源：文汇报 2012年07月29日第一版
年过八旬的老人会在哪里？家里、公园、绿地、湖滨……
你肯定想不到，老兵乔登江仍然常常飞往戈壁滩
本报通讯员 李同岳 丁绍学 记者 朱斌
今年是建军85周年，在上海警备区的一个干休所，老兵乔登江也跨进了人生的第85个年头。
他不在湖边垂钓养生，也不去公园打牌下棋，而常常背着半箱子药飞往内地的一家研究所，继续埋头于核物理的世界。
76年前，在躲避日本侵略者轰炸的逃难路上，他的一只眼睛被树枝刺破，失去了视力；50年前，他从江南水乡来到“死亡之海”罗布泊，告别了安稳的生活；25年前，他因为癌症摘掉了一个肾……他总着急：“能工作的时间不多。”
怀着这样的紧迫感和他最看重的强国强军的责任感，乔登江和战友们一起升起了中国第一朵蘑菇云，获得了9项国家级科技奖，出版了5部专著。1997年11月，他在离休9年之后，高票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447字的简介中，“开创者”、“唯一”、“创立”等词语出现了七八次。
25次核试验，他常常走到弹坑最近处
1963年3月的一天，在江苏师范学院工作、担任物理系副主任的乔登江，突然接到来自北京的一纸调令——月底前到首都报到。调令很神秘：到什么地方、去干什么、多长时间，临行前一概不知。
到北京后他才知道，组织上从全国各地挑选了24位技术专家远赴“死亡之海”罗布泊，扎根戈壁荒漠，为建立新中国核试验基地研究所和首次核试验作准备。
当时，妻子在上海工作，孩子正蹒跚学步。乔登江打起背包，投笔从戎。
罗布泊，大寒大热大荒大旱。在这里，就像生活在月球上一般。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1965年5月，我国第一次原子弹空投实验；1966年10月，第一次“两弹结合”，导弹核试验；1967年6月，第一次氢弹爆炸……所有这些“第一次”，乔登江都参与其中。与他共事多年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吕敏说：“理论上突破是技术上攻关的前提，在基地这个‘龙头’位置上，乔登江在某些领域一直起着关键作用。”
乔登江先后参加过25次核试验。为了获得更准确、权威的测量数据，他常常深入有生命危险的区域。第一次核试验时，为了获得爆炸靶心的实验数据，他带着记录仪坐车到刚炸完不久的原子弹靶心周围作现场观察和测量，仪器不时发出放射量超标的“嗡嗡”惊叫……还有一次地面核试验，核爆炸后形成了100多米直径的弹坑，他明知到弹坑观察会被放射性物质污染，仍然坚持要去……
如果按照一般工作要求，他可以不去做如此近距离的测量。可乔登江深知，任何科技进步的取得，都需要付出不同寻常的代价。
因病离休，却做起科研“义工”
“当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突然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那才是最要命的事。”说起1988年5月被查出肾癌而离休，乔登江总觉得这是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与乔登江相爱相伴一生的林祖纕充满深情地说：“一辈子，我只见老乔流过一次泪。那是1988年10月，上级向他宣布离休命令，他还躺在病床上——他流泪不是因为病，也不是因为没有‘授将’，更不是因为待遇，而是痛感失去了工作机会，这才是他心里的‘坎’。”
被确诊为肾癌后，当基地领导让他赶紧去北京就医，他却提出：能不能推迟几个月？理由是自己主持的试验任务9月才能完成；临上手术台，他问医生：“手术后多长时间可以工作？”
“不求长生，不虚此生。与其躺在病床上等待命运的宣判，不如抓紧时间多为党工作。”乔登江在给党组织的思想汇报中郑重写道。
经过短暂调养，乔登江以科研“义工”的身份重返工作岗位——此后9年，已经离休的他无名无份、不计报酬地在戈壁中继续研究核技术。每次出行，在他简单的行囊中，有一半是维系生命的药物，登机前也总要吃上一大把药片。有些中成药，需要热一热再吃，后来每回他到研究所，老同事见面第一句问候的话，变成了“有药热吗？”
有一次在研究所，由于过度疲劳，他的心区突然痛起来。此时身边没一个人，有一定经验的他躺在床上不动……还好，老战友朱焕金夫妇碰巧登门探望，才及时叫来医生和救护车将他送进医院。
面对病魔，他不但没有退缩，反而在科研战线更加活跃，担负了我国抗核辐射加固专业组和抗电子辐射加固专业组顾问等重要工作。
脑子里的科技新问号，还在不断增加
“前段时间我看到乔老在读天体物理的书，很惊讶——都80多岁了，还看这么前沿的书。”乔登江的学生、西安交通大学教授王建国深有感触。
年过八旬的乔登江，每天用于学习、工作的时间仍然在5个小时以上，还积极参加各类教研交流活动。他在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说，系里每周一次的教学讨论，只要人在上海，乔老必到。
有一次，一位年轻专家授课时，得知讲台下坐着一位院士，已是80多岁高龄，十分不安：“老前辈，您在，我这课就不知道怎么上了……”乔登江谦和地回应：“在你的研究领域，我是小学生。”
某研究所的许多新老科技专家都说：“乔老视野非常宽广，每次开会讨论问题，总能提出很多新思想，讲出新见解。每次来所里，他都会带一大堆手稿。在研究所的杂志上，几乎每期都能看到乔老的学术文章。”
自从1999年被聘为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乔登江脑子里的科技新问号越来越多：从手机到微波炉、从磁悬浮到高压电，它们的电磁辐射到底对人体、对机器有无影响、影响多大，又如何防护？“这是百姓关心的问题，国家制订安全标准则要有依据，但这恰恰是个‘模糊领域’，长期以来都无定论，有些‘结论’甚至是相互对立的。”
眼下，乔登江正带领学生们不断探索。他信心十足地说，三五年内，对于电磁辐射的影响应该能找到答案，甚至订出标准。他还承担着核模拟和抗核辐射加固以及高新技术武器的基础研究，并在微波损伤和干扰规律等多个领域做着开拓性的工作。
2011年11月，乔登江以高票当选总部“践行核心价值观模范”；未能出席颁奖大会的他这样写道：年过八十尚能饭，愿为国防献终生。
今年是建军85周年，在上海警备区的一个干休所，老兵乔登江也跨进了人生的第85个年头。
他不在湖边垂钓养生，也不去公园打牌下棋，而常常背着半箱子药飞往内地的一家研究所，继续埋头于核物理的世界。
76年前，在躲避日本侵略者轰炸的逃难路上，他的一只眼睛被树枝刺破，失去了视力；50年前，他从江南水乡来到“死亡之海”罗布泊，告别了安稳的生活；25年前，他因为癌症摘掉了一个肾……他总着急：“能工作的时间不多。”
怀着这样的紧迫感和他最看重的强国强军的责任感，乔登江和战友们一起升起了中国第一朵蘑菇云，获得了9项国家级科技奖，出版了5部专著。1997年11月，他在离休9年之后，高票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447字的简介中，“开创者”、“唯一”、“创立”等词语出现了七八次。
25次核试验，他常常走到弹坑最近处
1963年3月的一天，在江苏师范学院工作、担任物理系副主任的乔登江，突然接到来自北京的一纸调令——月底前到首都报到。调令很神秘：到什么地方、去干什么、多长时间，临行前一概不知。
到北京后他才知道，组织上从全国各地挑选了24位技术专家远赴“死亡之海”罗布泊，扎根戈壁荒漠，为建立新中国核试验基地研究所和首次核试验作准备。
当时，妻子在上海工作，孩子正蹒跚学步。乔登江打起背包，投笔从戎。
罗布泊，大寒大热大荒大旱。在这里，就像生活在月球上一般。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1965年5月，我国第一次原子弹空投实验；1966年10月，第一次“两弹结合”，导弹核试验；1967年6月，第一次氢弹爆炸……所有这些“第一次”，乔登江都参与其中。与他共事多年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吕敏说：“理论上突破是技术上攻关的前提，在基地这个‘龙头’位置上，乔登江在某些领域一直起着关键作用。”
乔登江先后参加过25次核试验。为了获得更准确、权威的测量数据，他常常深入有生命危险的区域。第一次核试验时，为了获得爆炸靶心的实验数据，他带着记录仪坐车到刚炸完不久的原子弹靶心周围作现场观察和测量，仪器不时发出放射量超标的“嗡嗡”惊叫……还有一次地面核试验，核爆炸后形成了100多米直径的弹坑，他明知到弹坑观察会被放射性物质污染，仍然坚持要去……
如果按照一般工作要求，他可以不去做如此近距离的测量。可乔登江深知，任何科技进步的取得，都需要付出不同寻常的代价。
因病离休，却做起科研“义工”
“当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突然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那才是最要命的事。”说起1988年5月被查出肾癌而离休，乔登江总觉得这是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与乔登江相爱相伴一生的林祖纕充满深情地说：“一辈子，我只见老乔流过一次泪。那是1988年10月，上级向他宣布离休命令，他还躺在病床上——他流泪不是因为病，也不是因为没有‘授将’，更不是因为待遇，而是痛感失去了工作机会，这才是他心里的‘坎’。”
被确诊为肾癌后，当基地领导让他赶紧去北京就医，他却提出：能不能推迟几个月？理由是自己主持的试验任务9月才能完成；临上手术台，他问医生：“手术后多长时间可以工作？”
“不求长生，不虚此生。与其躺在病床上等待命运的宣判，不如抓紧时间多为党工作。”乔登江在给党组织的思想汇报中郑重写道。
经过短暂调养，乔登江以科研“义工”的身份重返工作岗位——此后9年，已经离休的他无名无份、不计报酬地在戈壁中继续研究核技术。每次出行，在他简单的行囊中，有一半是维系生命的药物，登机前也总要吃上一大把药片。有些中成药，需要热一热再吃，后来每回他到研究所，老同事见面第一句问候的话，变成了“有药热吗？”
有一次在研究所，由于过度疲劳，他的心区突然痛起来。此时身边没一个人，有一定经验的他躺在床上不动……还好，老战友朱焕金夫妇碰巧登门探望，才及时叫来医生和救护车将他送进医院。
面对病魔，他不但没有退缩，反而在科研战线更加活跃，担负了我国抗核辐射加固专业组和抗电子辐射加固专业组顾问等重要工作。
脑子里的科技新问号，还在不断增加
“前段时间我看到乔老在读天体物理的书，很惊讶——都80多岁了，还看这么前沿的书。”乔登江的学生、西安交通大学教授王建国深有感触。
年过八旬的乔登江，每天用于学习、工作的时间仍然在5个小时以上，还积极参加各类教研交流活动。他在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说，系里每周一次的教学讨论，只要人在上海，乔老必到。
有一次，一位年轻专家授课时，得知讲台下坐着一位院士，已是80多岁高龄，十分不安：“老前辈，您在，我这课就不知道怎么上了……”乔登江谦和地回应：“在你的研究领域，我是小学生。”
某研究所的许多新老科技专家都说：“乔老视野非常宽广，每次开会讨论问题，总能提出很多新思想，讲出新见解。每次来所里，他都会带一大堆手稿。在研究所的杂志上，几乎每期都能看到乔老的学术文章。”
自从1999年被聘为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乔登江脑子里的科技新问号越来越多：从手机到微波炉、从磁悬浮到高压电，它们的电磁辐射到底对人体、对机器有无影响、影响多大，又如何防护？“这是百姓关心的问题，国家制订安全标准则要有依据，但这恰恰是个‘模糊领域’，长期以来都无定论，有些‘结论’甚至是相互对立的。”
眼下，乔登江正带领学生们不断探索。他信心十足地说，三五年内，对于电磁辐射的影响应该能找到答案，甚至订出标准。他还承担着核模拟和抗核辐射加固以及高新技术武器的基础研究，并在微波损伤和干扰规律等多个领域做着开拓性的工作。
2011年11月，乔登江以高票当选总部“践行核心价值观模范”；未能出席颁奖大会的他这样写道：年过八十尚能饭，愿为国防献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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