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伟大尝试——纪念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90周年

来源：同济医学院关工委编辑录入：oy 2012/7/16 19:50:00 1992

来源：文汇报 2012年07月16日 第8版

论中共二大党的指导思想的创新
　　
■张云

       党的二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具有特殊地位和作用的重要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等具有开拓性意义的文件和决议，第一次提出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第一次提出了构建民主共和国的蓝图，第一次提出了党的统一战线思想——民主联合战线的思想，第一次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党对中国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青少年运动的要求，第一次公开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制定了第一部《党章》，第一次决定加入共产国际，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也是中国共产党在理论、政策层面上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尝试。正是这一连串的第一次，鲜明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从一大到二大在中国革命指导思想上发生的重大转变，凸显了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就已经具备了理论创新活动的品格和能力。
　　一、跳出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思维模式，提出民主革命纲领，是党的指导思想创新的一个显著特点
　　从照搬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到注重理论和实际，即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的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项伟大的理论成果——党的民主革命纲领见诸于世，中共二大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重大转折。
　　中国共产党创立初期，对于中国社会的状况和中国革命的特点，都尚无深入了解，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基本上来源于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当时党内大多数人认定俄国十月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不二法门。因此，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正是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和奋斗目标。
　　这样的思想理念直接影响了党的一大。1921年7月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从四个方面规定了党的纲领：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联合共产国际。其把社会主义革命的方略和步骤当做现时中国革命的纲领。
　　为了制订正确的革命纲领，中国共产党开始注重分析研究中国社会的实际。1922年初，团中央机关刊物《先驱》在发刊词中明确指出：要“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况，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并规定将此当作刊物的一个主要任务。共产党人陈独秀、邓中夏、施存统、周恩来等纷纷身体力行，结合时局和国情开展理论探讨。与一大前后相比，中国共产党人已初步认识到根据中国国情，不能完全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理，马上开展社会主义革命。
　　然而，马克思主义毕竟是行动的指南。在探索、制订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纲领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跳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照抄照搬思维模式的同时，又得到了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共产国际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揭露了华盛顿会议的罪恶阴谋，根据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指出中国和远东各被压迫民族当前的革命任务是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这次会议还讨论了共产党人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立场，以及共产党同民族革命政党进行合作的问题。
　　接受了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的新鲜思想，通过革命斗争的实践，从1922年上半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状况和各阶级力量对比有了比较切合实际的分析。从这时起，直到二大的召开，党提出的现阶段革命对象，已经不是本国的资产阶级，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革命的目标已经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民族主义，并且改变了排斥其他政党的态度，提出应该联合民主力量反对共同敌人的政策。
　　因此，二大所制订的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所提出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和与之相适应的联合战线政策，正是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社会实际特别是中国革命实际两方面结合起来加以思考的理论成果，是党的指导思想创新的必然产物。
　　二、突破对中国社会各个阶级作简单化、一刀切的分析方法，提出民主联合战线政策，是党的指导思想创新的又一个显著特点
　　党的二大在制订民主革命纲领的同时，又在《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等文件中，提出了建立民主主义革命联合战线的政策，这是中国共产党自一大以来政策和策略的一个重大变化，是党的指导思想创新的又一重要理论成果。
　　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政策，完全符合中国的国情。辛亥革命以来，虽然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没有改变。有着较强实力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互相勾结，长期掌握着中国军事、政治、经济的统治权，盘根错节、根深蒂固。这就是中国的国情。因此，要推翻强敌统治，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就不是某个阶级或政党可以单独完成的，况且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年幼的政党当时根本没有能力独立挑起这副历史重担。只有把所有反帝反封建的力量汇聚起来，建立民主联合战线共同斗争，才能实现民族革命的任务。不仅如此，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还要得到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的支持和帮助。
　　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政策，是贯彻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需要。二大在提出党的最高纲领的同时，也提出了党的最低纲领，即当前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基本任务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二大宣言分析了实现党的最低纲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由于帝国主义的分赃会议——华盛顿会议的召开，又给中国造成一种新局面，“就是历来各帝国主义者的互竞侵略，变为协同侵略，将要完全剥夺中国人民的经济独立，使四万万被压迫的中国人都变成新式主人国际托拉斯的奴隶。因此，最近的时期，是中国人民的生死关头，是不得不起来奋斗的时期。”斗争的紧迫性，必然促使党迅速制订斗争的方针和政策。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对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策略原则、方针步骤作了详细说明。
　　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政策，更是对一大前后党对其他党派采取一律排斥态度的否认。在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强调：“彻底断绝与黄色的知识分子阶层以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规定：党要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这种不问青红皂白对其他政党一律排斥的态度，反映了当时党的思想方法的片面性，但关键的问题还在于党对中国社会特别是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实际状况，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策略等问题还缺乏正确的认识，还不知道中国革命要分二步走，即第一步民主革命，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革命。由此，直接把资产阶级当作革命对象，排斥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各党派，当然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从一大主张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到二大提出建立民主主义联合战线，这是党的领导艺术、领导水平特别是领导理念的一个跨越式进步和提升，反映出党对于中国国情和各阶级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在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方面有了新的突破。这是党的指导思想创新的又一个显著特点。
　　三、注重对中国革命斗争作多方面的思考，提出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实际工作的要求，是党的指导思想创新的第三个显著特点
　　根据民主革命纲领，二大开始对中国革命的实际工作开展多方面思考，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等文件，对工会、青年、妇女等群众运动提出了具体的工作要求，丰富和发展了党对中国民主革命的指导思想，这是党的指导思想创新的第三个显著特点。
　　关于工会运动。二大通过的《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正是在总结一大以来党领导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新形势提出的领导工人运动的新思想和新原则。这一决议案，“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非常重要的文献，它紧密结合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工人运动的斗争目标，极大提高了当时工人运动的斗争水平，指导并推动之后的工人运动高潮的来临。尽管相较于中共三大、四大、五大、六大所制订的工人运动决议，其内容不够详尽、具体，但是它作为我党成立后第一个比较完整的关于工人运动的决议案，确实为当时的工人运动指明了方向，有力巩固了政党创建初期的阶级基础，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关于妇女运动。二大制定的《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是中国共产党指导妇女运动的第一个历史性文件，为近代妇女运动转型指明了方向。该决议首先分析了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下，由于经济的不平等，妇女得不到一切平等和自由。“所以中国共产党除努力保护女劳动者的利益而奋斗，并应为所有被压迫的妇女们的利益而奋斗。”决议指出：“妇女解放是要伴随着劳动解放进行的，只有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权，妇女们才能得到真正解放。”并由此规定了目前为妇女奋斗的三项工作要求：帮助妇女们获得普通选举权及一切政治上的权利和自由；保护女工及童工的利益；打破旧社会一切礼教习俗的束缚。对妇女运动提出的上述要求，是党的指导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方面。二大之后，中国的妇女运动得到了迅速发展，出现了崭新的面貌。
　　关于青年运动。同妇女运动一样，党的一大也未能涉及青年运动。为进一步指导青年运动，党的二大讨论通过了《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该决议案从三个方面阐述了青年运动的指导思想：一是在揭露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阶级”压迫、剥削和奴役世界青年的基础上，号召各国青年组织起来，进行“革命的教育”，“向劳动的群众中去！”“在他们日常的奋斗当中，训练少年劳动者成为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二是在阐述中国经济政治现状的基础上，阐明中国青年在民主革命中的“重要责任”，号召“中国少年运动的先锋”，“不但要在共产主义与少年国际领导之下为了少年劳动者经济和文化利益而奋斗”，“同时要联络中国一切被压迫的少年们的革命势力在一条战线上，引导他们做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奋斗。”三是强调“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采取的纲领和一切决议案都是根据了实际革命需要而下的重要结论”，是“中国共产运动中重要的一部”。
　　总之，二大在党的指导思想方面的创新，充分体现了党领导中国革命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力、革命首创精神的意义”，在中国革命史上竖起了一座丰碑。二大关于工人、青年、妇女等群众运动的决议案，初步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运动过程中全方位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尝试。
　　（作者为解放军南京空军政治学院上海分院教授、上海中共党史学会会长）
　　

1921-1922年：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革命认识的飞跃

　　■田子渝

　　中共二大制定出中国革命分二步走的纲领，以及对这个纲领的理论分析，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形态”雏形的标志。所谓“中国形态”的雏形主要有两方面：
　　一是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正确定位。正确定位中国社会性质，是中共制定中国革命战略的客观依据和出发点。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正确把握中国特殊的社会性质，那么制定的革命战略、策略、方针、政策等一系列革命基本问题就会出现严重偏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无从谈起。
　　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之初，还是教条地照搬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学说，提出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然而到中共一大前夕，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发生了细微变化。1921年6月在汉口发行了署名“田诚”的《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以下简称《阶级》）小册子，首次出现了中国是“国际掠夺阶级的公共半殖民地”的论断。这简单的表述已显现出新认识的萌芽。
　　半年后，即1922年元旦，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发表了李汉俊的《中国底乱源及其归宿》（以下简称《归宿》）与《我们如何使中国底混乱赶快终止？》（以下简称《终止》）两篇重要文章，对中国社会进行了新的探索。
　　《归宿》指出中国在鸦片战争前，是以农业为主体的封建社会。中国虽然开化最早，但向来与世隔绝，独居东亚一隅发展，渐渐处于孤立地位。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化，在先进生产工具、新式生产技术以及各种新思想的冲击下，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开始崩坏。
　　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中国是世界的一个局部，必然“步世界底后尘，发生了资本主义。在人类进化途上，以资本主义发生的结果，自然要在政治上要求第三阶级的‘德谟克拉西’……资本阶级自然要与封建贵族争斗，以期推翻封建制度”。这些因素又促进中国社会发生急速进化，“那机械工业正在征服手工业，新式交通机关正在征服旧式交通机关，君主立宪主义曾征服了笼统的保皇主义，第三阶级民主主义曾征服君主立宪主义，民主派曾征服了洪宪和复辟，第三阶级曾征服了贵族阶级，新文学正在征服旧文学，爱国主义正在征服卖国主义，社会主义正在征服资本主义”。这是时代的进步，是中国融入现代化的体现，是中国社会进步的希望，我们“丝毫没有悲观绝望的必要”。
　　以上分析，表明早期共产党人开始认识到中国与欧美国家不同，与传统农业社会亦不同。文章虽然没有使用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概念，但这些新认识无疑为日后中共正确判断中国近代半殖民半封建特殊社会提供了最初的思想元素。
　　《归宿》与《终止》发表后的15天，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刊物《先驱》创刊，对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作了进一步分析。《发刊词》明确写道：近代中国，“与外人通商的结果，旧的农业社会的经济组织，已次第为新的工商业社会的经济组织所撼动所代替了”。在《<共产党宣言>的后序》中，明确否定了我国是资本主义社会。在《关于中国少年运动的纲要》中，对中国社会的认识逐渐明晰起来：中国经济状况“可依性质分为两种：一为在内地乡村的，还是一种旧式农业的和家长制的状况；一为在边境各口岸的，则已是一种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状况了”。列强在中国实行帝国主义侵略政策，首先是经济侵略，用武力使中国成为帝国主义经济完全的“奴服”，其结果是大部分农民“被倾覆而驱迫入都市去找工作，于是开始形成了一部分无产阶级；一方面是手工业不足与资本国机器工业竞争，渐渐归于毁灭”。因此中国与其他东方民族一样，成为国际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猎场”。经济支配政治，帝国主义为了争夺中国市场，除支持封建势力作为维护其统治的社会基础外，还“时而援助这一个军阀，时而援助那一个军阀，以阴图中国的利益，所以才把中国闹到这样纷乱的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在以上探索中，早期共产党人还提出了“完全社会主义”的概念。《终止》在阐述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时，非常明确地表示，中国的产业很落后，现在并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说中国向社会主义的路上走，并不是说要在24小时内就把中国变成“完全社会主义”。像中国这样现代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可以经过不完全社会主义阶段，经过大力发展现代经济，使“完全社会主义”的“条件完备”。不完全社会主义的认识是第一代共产党人在还没清楚认识中国应该先进行民主革命的概念下产生的，事实上就是指向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中国形态”雏形的另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制定了中国革命分“二步走”的战略。在中共二大上，中国共产党放弃了一年前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最高纲领是：“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中国革命“二步走”战略的确立，标志着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道路上发生了质的飞跃。
　　中共“二步走”革命纲领的制定不是一步到位的，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
　　《阶级》也有“二步走”的提法，“第一步要组织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就是共产党。这个党就是指挥革命运动的中心机关”。第二步就是要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建设劳农专政的国家。很显然这个“二步走”的思想与中共一大的认识水平是保持一致的，与中共二大的“二步走”并非一个概念。
　　《先驱》发表的《关于中国少年运动的纲要》则有了完全新的认识。纲要指出中国经济和政治的状况影响了中国的阶级斗争，使它分成两段程途。“第一段是大的和小的有产阶级起来推倒封建主义的战争，第二段是新起的无产阶级起来推倒有产阶级的战争”。与此两个阶段的程途相对应，便是“为了要使我们的事业得到胜利，中国劳苦的群众，应分两步去做：第一步是完全倾覆封建主义，促成中国真正独立；第二步是推翻有产阶级的政治，把政权掌在自己的手中”。这表明党已开始意识到在中国不能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应该首先联合“大的和小的有产阶级起来”去“完全倾覆封建主义”，实现民族独立，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执掌政权。1922年5月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第一次以文件的形式，将中国当前的革命称之为民主革命。中国革命的第一步是实行民主革命，争取“在能够得着对外的民族独立，对内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及普通选举各种权利”。第二步就是“无产阶级对抗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这种革命之目的是采用劳农制度”。
　　当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虽然没有明确提出革命“二步走”的战略，但详细剖析了中国社会，指出造成中国乱局的根本原因，批判了各种改良主义的救国方案，鲜明亮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军，为无产阶级奋斗，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党。……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并提出11项具体准则。这样中共二大制定“二步走”的革命纲领就顺理成章了。
　　最后要强调的是，1922年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还处在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的初始阶段，几乎所有的提法都是东方革命理论在中文语境下的诠释，对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最初分析是粗浅的；对中国社会结构的观察是表层直观的，多半是事实上的描述，缺乏经济层面，尤其是哲学层面的理性深度。对“二步走”的战略也只是一个政治设计，尚需要在革命实践中逐渐完善，并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策略、政策、方针，形成一个理论体系。因此，中共二大还只是揭开了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序幕。
　　（作者为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民主的联合战线”的提出

　　■邵雍

　　1922年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明确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首次提出了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民主的联合战线”的策略，标志着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取得了重大进展。“民主的联合战线”是怎样提出来的、提出以后又有什么转变、为什么会有转变以及孙中山的国民党是如何回应的，这些问题是本文要回答与阐释的。
　　（一）
　　共产国际于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先后在莫斯科和彼得堡举行了远东劳苦人民大会。这次大会“对于帮助中国共产党人认清中国国情和制定中国民主革命的纲领，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会议期间列宁约见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国焘、中国国民党代表张秋白与铁路工人代表邓培，他询问张秋白，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张秋白当即表示：“国共两党一定可以很好地合作。”列宁旋即以同样的问题问张国焘，张国焘回答说：“在中国民族和民主的革命中，国共两党应当密切合作，而且可以合作。”
　　参加远东会议的少年中国学会代表高尚德回国后，与该学会会员李大钊、邓中夏、刘仁静等人根据会议精神在1922年夏起草了《北京同人提案——为革命的德莫克拉西(民主主义)》，提出“任何主义者，我们以为都应该在此时抛弃一切武断的成见，客观的考查中国的实际情况；应该在此共同认定一联合的战线……”
　　中共中央欣然接纳了远东大会的精神，并据此在6月15日发表了对时局的主张，公开提出：“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中国共产党宣布“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从此国共合作正式提到中国革命的议程上，初步改变了一大对中国其他政党不联系不合作的态度。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举行，大会通过了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再次使用了“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的提法。《宣言》指出“中国共产党为工人和贫农的目前利益计，引导工人们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使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
　　在二大的文件中，“民主的联合战线”、“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民主革命的战线”、“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等多种表述并提，文字略有不同，其核心内容与精神实质是相同的。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通过专项决议的“民主的联合战线”。陈独秀在中共三大致闭幕词时指出，党在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党的要求——无产阶级专政——悬在半空，到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就脚踏实地了，有了规章，找到了与中国实际的联系并决定了党要走的道路”。
　　（二）
　　二大闭幕以后，陈独秀等人继续在报章杂志上宣传“民主的联合战线”。直到三大召开之前，中共提出的“民主的联合战线”的斗争对象始终是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而联合对象也一直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孙中山领导的代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而中共领导人对国民党的认识是有变化的。
　　早在二大召开之前，陈独秀就于1922年4月6日写信给维经斯基，反对马林“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加入国民党”的提议。
　　8月28至30日中共中央根据马林的提议在杭州西湖召开会议。会上，马林提议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组织，并声称这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政策。张国焘和蔡和森发言反对马林这种主张。李大钊则认为“有条件的加入国民党和中共少数领导人加入国民党去为两党合作的桥梁，是实现第二次大会既定政策，同时避免与马林乃至共产国际发生严重争执的两全办法”。最后，会议通过了陈独秀所提国民党取消打手模以后，中共的少数负责同志可以根据党的指示加入国民党为党员的决定。
　　由于西湖会议，二大提出的“民主联合战线”政策有了重大的转变，在具体实行中迫不得以改为难度很高的党内合作形式，同时给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带来极大的机遇与风险。
　　1922年12月5日《共产国际的策略》又“要求一切共产主义的政党和组织都要严格遵循统一战线的策略”，“统一战线策略在各个不同的国家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而采取不同的形式”。与此同时，该文件承认，统一战线全部策略“也有自己的危险性”，必须“同那些认为好像必然要经过‘民主联合’阶段的幻想作斗争”。
　　在具体实施统一战线策略问题上，共产国际远东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与马林的看法并不相同。
　　首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拉狄克在共产国际四大上听了刘仁静的报告后，对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没有直接表态。
　　其次，共产国际东方部远东局委员于1922年3月27日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打电报给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萨法罗夫，建议他指示马林“不要无条件地支持国民党，而要向孙逸仙提出条件：第一，不要把主要精力放在与督军建立军事联盟上；第二，支持个人与学生运动；第三，断绝同张作霖、段祺瑞的联系”。在萨法罗夫看来，提议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马林的工作根本不称职，急需撤换。
　　最后，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内部，对同国民党联系这件事“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们在谈到中国问题时将维经斯基、萨法罗夫、拉狄克称为左派；将布哈林称为中派；而把马林和越飞归入右派。
　　“民主的联合战线”在实践上也并不顺利。1922年4月间，少共国际代表达林来中国，以苏俄政府全权代表身份向国民党总理孙中山提出民主革命派联合战线政策，遭到孙中山的严词拒绝。他只许中共及青年团分子加入国民党，服从国民党，而不承认党外联合。因此在三大之前中国共产党内做国民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只有少数领导人，还没有在全党层面推开。
　　1922年8月维经斯基致函中共中央，认为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等决议案“完全正确地掌握了旨在反对国内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的民主统一战线思想”。尽管如此，“民主的联合战线”仍起色不大。稍后在北京、广州、上海、山东、江西等地建立的民权运动大同盟就是明证。在10月15日《先驱》第12号发表的《民权运动大同盟宣言》中并没有提及具体的发起单位，而据陈独秀在三大上的介绍，“在北京，参加这些新团体的大部分是学生；在山东和广州，大部分是工人。”宣言从头到尾，国民党一词根本没有出现过。这说明国民党方面对于建立联合战线总体上仍持不合作态度。
　　（三）
　　1923年1月10日马林回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汇报中国的情况。1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认为“在目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只要国民党在客观上实行正确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就应当在民族革命战线的一切运动中支持它。”但如何能够做到“避免同民族革命运动发生冲突”，共产国际并没有予以说明，对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更是只字不提。这一决议实际上否决了维经斯基、萨法罗夫的意见，采纳了马林的主张，使之合法化、神圣化了。
　　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议期间就“国民党是否是中国集中的和唯一的政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争论中张国焘对“改组国民党的可能性”是否存在表示怀疑。还有代表怀疑马林“想要搞垮中国共产党”。瞿秋白则提出：“国民党的发展，并不意味着牺牲共产党。相反，共产党也得到了自身发展的机会。”毛泽东力言“农民和小商人是国民党的好成分”，“我们不应该害怕加入国民党”。陈独秀强调：“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决定不是联合战线的问题，而是在国民党内工作。”
　　大会经过热烈的讨论批准了西湖会议的决议，即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或加入国民党的决议，最后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
　　7月18日中共中央收到几经辗转的5月2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指示》坚持一月决议的立场，即“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同时指出：“巩固共产党，使其成为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工会中聚集工人阶级的力量，这就是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对民族民主主义的国民党的基本要求，应当是要它无条件地支持中国北方和南方的工人运动”。在这一指示中依稀可见维经斯基、萨法罗夫的正确意见与主张，明确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是其中最有价值、最引人注意的部分。
　　中国共产党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出的关于和国民党联合以及两党关系的决定最后是否生效还有待于国民党方面的最后表态。在此期间陈独秀多次发表文章，公开批评国民党单纯的军事政策，孙中山对共产党这一保持独立性的做法极为恼火。他曾经当面对马林说：“《向导》周报上的批评是无法接受的。如果陈独秀不放弃批评”，“一定要把他开除出党”。马林对孙中山有过解释，不过他在1923年7月也意识到孙中山“仍然坚持他的一个政党的观点”，“不请共产党人去工作”。于是他化名孙铎在《前锋》月刊发表《中国国民运动之过去及将来》，严厉批评国民党，“当国民运动发达的时候，我们看不见辛亥革命的国民党”。
　　10月25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特别会议，决定发表国民党改组宣言与党纲草案，并筹备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国共合作正式启动。至于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还是次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一大才最后决定下来的。
　　历史表明，提出统一战线的理论与策略不容易，争取实现更不容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革命的成功与失败均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提出与转变有着直接的关系。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