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医生的“原则”
来源：同济医学院关工委编辑录入：oy 2012/7/6 22:48:58 841
来源：文汇报 2012年07月6日第一版
本报记者 唐闻佳
本报记者 唐闻佳
编者的话
有一出话剧里有这么一句台词：“我们每天看国际新闻，以为自己很了解世界大事。”台下顿时大笑。
笑自己？笑媒体？
不要说远处的，我们对身边的人和事，其实也了解有限；但我们常常过于自信，容易以偏概全而不自知。
媒体服务人群的职责之一，是呈现、揭示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既不“报喜不报忧”，也不“报忧不报喜”。但常常容易走偏。比如近期对医患关系的一些报道，有意无意忽略了“喜多于忧”、“邪不压正”等生活的常态和常识，忽略了社会的正能量和人性的温暖底色。
当以上两种偏向纠缠到一起，不免形成更大的偏差。
新闻界正在持续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走基层”促使记者用心感受和理解生活的丰富和复杂，检视自己的局限、摆正自己的位置、明确自己的职责。本报今起推出这一组报道，正是想跟读者一起了解和探讨医患关系的更多侧面，希望能促进有着重要意义的“医患互信”。
【口述实录】
2009年春，我参加学校组织的退休职工体检，忽然被医生叫住：“你得过支气管炎？肺部有阴影……”我没得过支气管炎啊，而且向来极少生病，自认为很健康，上一年的体检都没参加。看我茫然的样子，旁边一位男老师提醒：“孙老师，这件事你可要重视啊！”谁会想到，我和这位男老师后来都被确诊为肺癌，手术后还都被确定为“1B型”（肺癌早期）。
“个性医生”
事发突然。为了得到“确定答案”，我奔走于不同医院、不同科室，确诊前还接受了这样那样的尝试性治疗。曾经，我花费很大的辛苦也花了大价钱去看专家门诊，却遇到一些医生甚至教授接诊时一刻不停地接电话，对我焦虑的询问很不耐烦。
我可以接受医疗技术的局限，但无法接受医生的冷漠。
2009年5月，拎着几张影像片子，我来到上海市胸科医院放射科。年轻的郑志春医生看片后对我说：“不要急，让我们主任看看。”这位主任叫叶剑定。
叶医生看完片子就说：“坏东西，要切掉！”他那种肯定的语气让我吃了一惊。后来才知道，叶剑定外号“叶鉴定”，眼睛很“毒”。据说他就喜欢研究影像报告，没人说得清他到底看过多少片子，而他似乎总能识破恶性肿瘤早期的各种“乔装打扮”。我曾是大学教师，看到医生对专业如此投入，很感动。
考虑我的病情在这一段有可能突变，叶医生建议再拍张片子。结论很快得出：恶性肿瘤，已经长毛刺，开始分化。
“去哪里开刀随便你，但务必抓紧时间，这病拖不得！”感受到放射科两位医生的医术和真诚，我没有犹豫，就选了胸科医院。我被迅速转入该院的上海市肺部肿瘤临床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赵晓菁成了我的主治医生。
面对医生，病人总有点诚惶诚恐，因为将把生命交到他手里，不确定他是否真的在意。但很快，我信任了赵医生。
落实床位不久，那次我和赵医生同乘一部电梯。“叮”的一声到站了，乘客们立即往外拥挤，这时站在我边上的赵医生突然张开双臂，用力把人潮挡住，护着我出了电梯……
“尊老爱幼”
那年端午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是我做手术的日子。那天赵医生有3台手术，我排在最后，轮到时已是下午2点多。前两台肺癌手术的患者，一位是郊区的老农民，一位是83岁的张阿姨。
谁都希望自己排在第一台做手术，因为医生的体力最好。后来我得知，这样排序是赵医生多年坚守的原则：“尊老爱幼”。老人优先，儿童第二优先；当然也考虑合并症因素，有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的老人排在最前面。那天的3名患者中，我最年轻，虚岁65。
如今看病总想“找熟人、托关系”，无非希望得到医生的公平对待。但医院是社会的缩影，不公正的阴影也会罩住手术谁排前谁排后这样的“细节”……赵医生的“排序原则”，让我感动。
手术后睁开眼已是深夜，迷迷糊糊瞧见病房的时钟显示“11：25”。我听到了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声音：“手术很成功！”“手术很顺利，你放心吧，基本没有输血。”赵医生和夜班护士就在床边。
虚弱的我轻轻地对他们说：“让家属先回家吧。”这脱口而出的一句话，叫我内疚至今！
以后我听说，不论多晚，赵医生都要等到手术病人醒来，这并非医院的规定，而是他给自己定的“原则”。而我醒后第一句话竟不是感谢医生，让他早些回家……自私啊，我希望医生守在身边。
赵医生好像一点没在意我说的话。确认我体征平稳后，护士劝他回家，临走前他关照：“给她背后垫一个竖放的枕头。”护士解释，垫高背部是为了让引流管保持通畅，还说，“赵医生好多做法都与众不同。你很幸运，遇到了一个好医生！”
管“份外事”
术后，赵医生把我转入化疗科、中医科，接受综合治疗。眼看身体日渐好转，不料突起波澜：我感觉双腿发软，不想吃饭，肝部刺痛……一查，发现好几项指标都高出正常范围几百倍。“你得赶快去瑞金医院、中山医院！”怕我记不住，化疗医生在化验单背面写了求诊的医院、科室和检查项目。
但如同当初被诊断为肺癌一样，我又懵了。那天下午正好预约了赵医生复诊，便提心吊胆给他看化验单，没想到他拎起电话就打给华山医院的老同学陈澍医生：“我有个病人情况危急，你快给看看！”
我随即赶到华山医院。“你最好不要回家了，马上住院，但我这边没床位，我可以帮你联系黄浦区传染病医院。”陈医生说。
在黄浦区传染病医院，我找到陈医生介绍的金博士，当晚就吊针，住院第二天，各项指标开始下跌……一个月后，康复出院。
事后听金博士说，我当时肝炎非常严重，犹如站在三岔路口，马上处理可以治愈，稍有拖延肝脏可能就会永久损坏……如果不是这几位医生“接力救助”，我恐怕不会有今天。
“我们总在呼吁患者遵守正常的就医程序，但遇到某些危急情况，需要特事特办。以你当时的情况，让你自己去摸索正常的就医途径，很可能就贻误了治疗时机……”后来赵医生跟我说起这件事，语调平和却让我深深感动，为患者着想也是他的“原则”吧。
赵医生话不多，甚至有时有些“冷”。但住在病房你会发现，一般都是患者或家属跑去找医生问长问短，而赵医生会常常跑来找病人，问这个表格填好没有、那个证明有没有去办……似乎比病人还着急能不能及时治疗。
不拘“常规”
管“份外事”是要担风险的，因为这个，不少医生“一切按常规办”，但赵医生不同。手术后，对“要不要化疗”我迟迟拿不定主意，最后跑去问他：“如果我是你的阿姨，你同意我化疗么？”
他如实相告：1B型肺癌术后是否化疗，医学界有争议……我心里有了点数。那时一个化疗全程4次，病房医生建议我做2次或4次，化疗医生则认为至少要做3次。我目睹病友的痛苦，决定只接受2次化疗，化疗医生也同意了。
不反对我只做2次化疗，严谨的赵医生是根据他丰富的临床经验，不过我感激他肯为病人“冒险”——如果我的病情有变，家属甚至其他科室的医生会不会指责他“不按常规办”？
如今，我已是术后第4年，我对“5年生存”很有信心。我要好好活着，为自己，也为证明赵医生的做法正确。我曾在大学任教，推崇创新，但十分清楚，最先迎接新事物的不一定是掌声，很可能是排斥甚至诋毁。一个医生愿意承受这样的风险，我很想和他一道用我的案例证明不需要“过度治疗”。
有几次，我和赵医生交流我的这些想法，看见他的眼睛红了。我不知道，医生心中到底有多少无奈与无助，但我想，患者的理解与信赖，对他们或许真是莫大的支持。
有次看门诊，我劝他不要太累，要注意身体，他的回答令我至今难忘：“孙老师，外科医生的职业生命其实很短暂，我感觉自己现在正是巅峰状态，我要多救治些病人……以后会慢慢退后，给后辈腾地方，也给自己一点空间，人生不能只有手术，我爱好摄影、音乐，但现在实在没有时间……”
有一出话剧里有这么一句台词：“我们每天看国际新闻，以为自己很了解世界大事。”台下顿时大笑。
笑自己？笑媒体？
不要说远处的，我们对身边的人和事，其实也了解有限；但我们常常过于自信，容易以偏概全而不自知。
媒体服务人群的职责之一，是呈现、揭示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既不“报喜不报忧”，也不“报忧不报喜”。但常常容易走偏。比如近期对医患关系的一些报道，有意无意忽略了“喜多于忧”、“邪不压正”等生活的常态和常识，忽略了社会的正能量和人性的温暖底色。
当以上两种偏向纠缠到一起，不免形成更大的偏差。
新闻界正在持续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走基层”促使记者用心感受和理解生活的丰富和复杂，检视自己的局限、摆正自己的位置、明确自己的职责。本报今起推出这一组报道，正是想跟读者一起了解和探讨医患关系的更多侧面，希望能促进有着重要意义的“医患互信”。
【口述实录】
2009年春，我参加学校组织的退休职工体检，忽然被医生叫住：“你得过支气管炎？肺部有阴影……”我没得过支气管炎啊，而且向来极少生病，自认为很健康，上一年的体检都没参加。看我茫然的样子，旁边一位男老师提醒：“孙老师，这件事你可要重视啊！”谁会想到，我和这位男老师后来都被确诊为肺癌，手术后还都被确定为“1B型”（肺癌早期）。
“个性医生”
事发突然。为了得到“确定答案”，我奔走于不同医院、不同科室，确诊前还接受了这样那样的尝试性治疗。曾经，我花费很大的辛苦也花了大价钱去看专家门诊，却遇到一些医生甚至教授接诊时一刻不停地接电话，对我焦虑的询问很不耐烦。
我可以接受医疗技术的局限，但无法接受医生的冷漠。
2009年5月，拎着几张影像片子，我来到上海市胸科医院放射科。年轻的郑志春医生看片后对我说：“不要急，让我们主任看看。”这位主任叫叶剑定。
叶医生看完片子就说：“坏东西，要切掉！”他那种肯定的语气让我吃了一惊。后来才知道，叶剑定外号“叶鉴定”，眼睛很“毒”。据说他就喜欢研究影像报告，没人说得清他到底看过多少片子，而他似乎总能识破恶性肿瘤早期的各种“乔装打扮”。我曾是大学教师，看到医生对专业如此投入，很感动。
考虑我的病情在这一段有可能突变，叶医生建议再拍张片子。结论很快得出：恶性肿瘤，已经长毛刺，开始分化。
“去哪里开刀随便你，但务必抓紧时间，这病拖不得！”感受到放射科两位医生的医术和真诚，我没有犹豫，就选了胸科医院。我被迅速转入该院的上海市肺部肿瘤临床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赵晓菁成了我的主治医生。
面对医生，病人总有点诚惶诚恐，因为将把生命交到他手里，不确定他是否真的在意。但很快，我信任了赵医生。
落实床位不久，那次我和赵医生同乘一部电梯。“叮”的一声到站了，乘客们立即往外拥挤，这时站在我边上的赵医生突然张开双臂，用力把人潮挡住，护着我出了电梯……
“尊老爱幼”
那年端午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是我做手术的日子。那天赵医生有3台手术，我排在最后，轮到时已是下午2点多。前两台肺癌手术的患者，一位是郊区的老农民，一位是83岁的张阿姨。
谁都希望自己排在第一台做手术，因为医生的体力最好。后来我得知，这样排序是赵医生多年坚守的原则：“尊老爱幼”。老人优先，儿童第二优先；当然也考虑合并症因素，有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的老人排在最前面。那天的3名患者中，我最年轻，虚岁65。
如今看病总想“找熟人、托关系”，无非希望得到医生的公平对待。但医院是社会的缩影，不公正的阴影也会罩住手术谁排前谁排后这样的“细节”……赵医生的“排序原则”，让我感动。
手术后睁开眼已是深夜，迷迷糊糊瞧见病房的时钟显示“11：25”。我听到了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声音：“手术很成功！”“手术很顺利，你放心吧，基本没有输血。”赵医生和夜班护士就在床边。
虚弱的我轻轻地对他们说：“让家属先回家吧。”这脱口而出的一句话，叫我内疚至今！
以后我听说，不论多晚，赵医生都要等到手术病人醒来，这并非医院的规定，而是他给自己定的“原则”。而我醒后第一句话竟不是感谢医生，让他早些回家……自私啊，我希望医生守在身边。
赵医生好像一点没在意我说的话。确认我体征平稳后，护士劝他回家，临走前他关照：“给她背后垫一个竖放的枕头。”护士解释，垫高背部是为了让引流管保持通畅，还说，“赵医生好多做法都与众不同。你很幸运，遇到了一个好医生！”
管“份外事”
术后，赵医生把我转入化疗科、中医科，接受综合治疗。眼看身体日渐好转，不料突起波澜：我感觉双腿发软，不想吃饭，肝部刺痛……一查，发现好几项指标都高出正常范围几百倍。“你得赶快去瑞金医院、中山医院！”怕我记不住，化疗医生在化验单背面写了求诊的医院、科室和检查项目。
但如同当初被诊断为肺癌一样，我又懵了。那天下午正好预约了赵医生复诊，便提心吊胆给他看化验单，没想到他拎起电话就打给华山医院的老同学陈澍医生：“我有个病人情况危急，你快给看看！”
我随即赶到华山医院。“你最好不要回家了，马上住院，但我这边没床位，我可以帮你联系黄浦区传染病医院。”陈医生说。
在黄浦区传染病医院，我找到陈医生介绍的金博士，当晚就吊针，住院第二天，各项指标开始下跌……一个月后，康复出院。
事后听金博士说，我当时肝炎非常严重，犹如站在三岔路口，马上处理可以治愈，稍有拖延肝脏可能就会永久损坏……如果不是这几位医生“接力救助”，我恐怕不会有今天。
“我们总在呼吁患者遵守正常的就医程序，但遇到某些危急情况，需要特事特办。以你当时的情况，让你自己去摸索正常的就医途径，很可能就贻误了治疗时机……”后来赵医生跟我说起这件事，语调平和却让我深深感动，为患者着想也是他的“原则”吧。
赵医生话不多，甚至有时有些“冷”。但住在病房你会发现，一般都是患者或家属跑去找医生问长问短，而赵医生会常常跑来找病人，问这个表格填好没有、那个证明有没有去办……似乎比病人还着急能不能及时治疗。
不拘“常规”
管“份外事”是要担风险的，因为这个，不少医生“一切按常规办”，但赵医生不同。手术后，对“要不要化疗”我迟迟拿不定主意，最后跑去问他：“如果我是你的阿姨，你同意我化疗么？”
他如实相告：1B型肺癌术后是否化疗，医学界有争议……我心里有了点数。那时一个化疗全程4次，病房医生建议我做2次或4次，化疗医生则认为至少要做3次。我目睹病友的痛苦，决定只接受2次化疗，化疗医生也同意了。
不反对我只做2次化疗，严谨的赵医生是根据他丰富的临床经验，不过我感激他肯为病人“冒险”——如果我的病情有变，家属甚至其他科室的医生会不会指责他“不按常规办”？
如今，我已是术后第4年，我对“5年生存”很有信心。我要好好活着，为自己，也为证明赵医生的做法正确。我曾在大学任教，推崇创新，但十分清楚，最先迎接新事物的不一定是掌声，很可能是排斥甚至诋毁。一个医生愿意承受这样的风险，我很想和他一道用我的案例证明不需要“过度治疗”。
有几次，我和赵医生交流我的这些想法，看见他的眼睛红了。我不知道，医生心中到底有多少无奈与无助，但我想，患者的理解与信赖，对他们或许真是莫大的支持。
有次看门诊，我劝他不要太累，要注意身体，他的回答令我至今难忘：“孙老师，外科医生的职业生命其实很短暂，我感觉自己现在正是巅峰状态，我要多救治些病人……以后会慢慢退后，给后辈腾地方，也给自己一点空间，人生不能只有手术，我爱好摄影、音乐，但现在实在没有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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