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系苍生 笔书乾坤
来源：同济医学院关工委编辑录入：OY 2016/12/2 10:31:50 282
来源：《 人民日报 》（ 2016年12月02日 24 版）
群贤毕至商文事，踵事增华进层楼，热烈祝贺中国文联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圆满召开！本版约请8位作家艺术家代表抒怀建言、畅谈体会，以飨广大读者。
——编 者
版式设计：蔡华伟 人物速写：罗雪村
充实光大之谓美
徐 里（画 家）
如果不反映时代特色，不能在内容、形式上谋求突破，后人能在我们作品中看到什么呢
何为优秀作品？在我看来，它要具有两种精神，一是中国精神，一是创新精神。
“中国精神”四个字的内涵广、阔、厚，弘扬中国精神，就要认真地对待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就要深入全面地学习、了解和继承。美术工作者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把中国精神通过美术作品彰显出来，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在创作中倡扬中国精神，并不代表排斥世界文明，而是倡导与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相互交流借鉴。
另一方面，创新应该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鲜明的标识，它体现在现实社会的方方面面。如果我们的作品不反映时代特色，不能在题材、内容、形式上不断谋求突破，那么50年、100年后，后人能在我们的作品中看到什么呢？
结合数年来的创作历程，我清晰地感受到中国精神是创作的内核，创新意识是技艺精进的动能。我的绘画题材虽然跨越了油画和中国画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但是深追到底，都是以中国传统的审美精神境界支撑这些形式上的表现手法。早年对西藏宗教题材油画的探索使我的绘画方式得以沉静下来，也正是得益于这种沉静，我开始对中国传统的文化现象和精神进行深入探索与研究，读了很多古代文献和思辨哲学的书籍，也在油画创作间歇研究书法，探索中国水墨意趣所在。然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长时间的浸润并不是立即就能生发出艺术形式，这种精神意蕴是近几年才从我的作品中显现出来的，无论是意象油画山水的当代语境表达方式，还是书法、水墨作品的文人法度，都是我对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表达，而这种表达是具有时代气息、蕴含当代审美观念的。我想，无论是西方的油画还是中国传统的水墨，都应该是内心情感的一种外在呈现形式，是自己生活和学术积累的一种体悟。
持续的学术积累和生活阅历确实让我对各种绘画表达方式产生创作欲望，让我的视野更加开放和多元。现在，我正在进行意象油画山水的探索，但无论何种表现形式，都会以中国文化的精髓为本源，表现中国气象和民族精神，凸显一种具有中国人文精神个性的油画表现形式。
点点润泽臻化境
陈 彦（剧作家）
那些历史认定的巅峰之作对塑造民族的灵魂、心智和精神才是有用的，也是长久的
文艺塑造人的巨大作用，是春风化雨的，是润物无声的，是滴水穿石的，而不是生粘硬贴的，不是热粘冷裂的，不是强注倒灌的，不是雨过地皮湿的。其实从《诗经》开始，文艺就在修养人的道德与塑造人的性情、品格方面，发挥着润物无声的教化作用。文艺作品对人的情操的净化、提升、引领、塑造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它的特点就是长期滴渗，点点润泽，化物无声。
比如中国戏曲，数百年来，一直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娱乐样式，如果我们研究一下上了年岁老人的语言构成，就会发现，戏曲文化对他们深厚的浸润。他们爱用戏里的人物故事进行比兴，很多是来自“三国”、杨家将、岳武穆。说谁狡诈，就说那家伙像曹操；说谁心眼歹毒，好挖坑、陷害人，就说他是潘仁美、秦桧；再比如关中人说谁没有信义，就会说这人是“奉承东”，“奉承东”是秦腔经典《周仁回府》里一个“卖友求荣”的小人；而说谁不孝顺，就把他比作“大怪”“二怪”，这是《墙头记》里两个不养活老爹的儿子。总之，无论是戏曲人物的名字，还是戏曲唱腔，道白里入木三分的精彩句子，都是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的智慧表达。由此，让人想到数百年来，戏曲艺术对一个民族精神人格的塑造过程，尤其是在资讯不发达的时代，戏曲甚至充当了历史、社会、文化、政治，包括经济交换形态的教科书作用。
今天文艺的样式越来越多，传播方式也越来越广泛，文艺作品一定是在充分把握创作规律后，按文艺的习性，关切历史与社会脉动，创作出走心的作品，让受众去接受，去感动，去传扬，方可真正发挥它的社会塑造功能；否则，“空心萝卜”的、皮焦里生的作品会败坏人的胃口，让文艺沦为“硬胳肢人”的、“乱贴广告标签”的跳梁小丑。我们需要更多的精神钙质，需要能拎起一个民族生命体统的文化建构，从而形成真正雄健的文化自信，这就更需要文艺去努力攀登“高峰”。唯有那些历史认定的巅峰之作，对塑造一个民族的灵魂、启蒙一个民族的心智、形成一个民族的整体精神风貌，才可能是有用的，也才可能是长久的。
路漫漫其修远兮
麦 家（作 家）
就整体而言，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还是不尽如人意，影响力还是很有限
莫言、曹文轩、刘慈欣等作家近年来在世界上摘得了一些大奖，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中国文学已经受到世界关注，不过我不得不指出，就整体而言，中国文学在海外的影响还是不尽如人意，尤其是和外国文学在中国的热度相比，中国文学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还是很有限的。
以我个人的遭遇来说说。《解密》这本书我写了11年，被退稿17次之多。7年前，一位台湾小伙子希望做我著作的海外代理人，可是转眼3年过去，一本书都没卖出去，我们都感到很失望。其间我曾无数次痛斥自己，那么愚笨，那么没用，那么可怜，以致全部青春都可能为它废掉。
如今《解密》已被翻译成33种语言，在上百个国家发行，没有什么成绩，只是有点意外之喜而已，因为这确实“偶然”。一位来中国旅行的剑桥古汉语博士，因为他的爷爷曾经是破译家而买了我两本书：《解密》和《暗算》。这两本书又碰巧被转给企鹅出版社的编辑，编辑碰巧又很喜欢。《解密》就这样偶然地踏上了寰球之旅。
改革开放以来，几乎重要的外国文学作品都被介绍到中国，被一译再译，反复出版。相比之下，中国文学在海外至今仍是少有人识，能够进入商业出版的更是少得可怜。多数西方出版商、媒体，甚至学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印象还停滞于封闭的乡村、或扭曲的婚恋观等偏狭之隅。这显然是对中国文学，尤其是当代文学的误读。
书如人，有命。回头想来，这里面有太多的偶然和特殊因素，在这个过程中，我个人其实没有什么选择权。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也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普遍现状。华语文学在海外影响还比较有限，所谓的“成功动作”与中国当代的国际影响力有关，但也有运气的眷顾。
《解密》的走出去，既不代表我麦家的东西写得好，更不说明中国文学就此在世界上有了多大的转机。我个人认为，现在中国某一个作家或某一部小说在海外“走红”尚有一定的偶然性。从偶然性到必然性之间还有很大的距离，好在现在我们已经出发了。
研察世情发新语
梁 鸿（作 家）
文学中的现实并非只是客观现实，也不只是思想深度，它是一部作品最深层的动力
文学理论家伊格尔顿曾经说过一句话，“新的用词和新的句型表示出人对现实的新的态度……从而在人们眼中展现出一个全新的世界。” 伊格尔顿强调语言的“变形与颠倒”后生成的“陌生化”，他认为这是文学创新的开始。但是，伊格尔顿忽略了进一步的追问：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一个作家能够学会使用新的用词并且展示出一种对现实的新的态度？
当我们在谈论《包法利夫人》《变形记》和《阿Q正传》在世界文学史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新时，我们谈论的并不只是语言的创新，而是他们感受世界的方式变了。因为对世界产生了新的情感和认知，语言和象征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这两者几乎同步发生。想象一种语言，就是在想象一个世界。反之亦然。换句话说，一个作家如何体验、理解世界，常常会决定作品的创新程度。否则的话，即使能够娴熟地运用新的语言形式，也只会流于空洞。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20世纪的现代主义文学，“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上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的兴起，在很大层面上都首先是因为人们对现实世界的理解发生了改变。即使场景相同，因为关于世界的理解不同，这一场景必然会呈现出不同的“风景”，即新的用词和新的现实态度。
回到当下的文学语境。整体来看，虽然作家对语言已经有鲜明的自觉意识，但在人物叙事和情感表达方面还有单薄的倾向。抛却语言能力本身存在的问题，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作家对他所描述的现实世界并没有真正的探察精神。作家总以为只要有感受就可以，可以根据一些朦胧的形象去妙笔生花，但其实不够。试想，如果一个作家只是依据通常的社会意识去书写“乡村/城市”，如果对“乡村/城市”的差别没有真正的理解力，又怎么能够对其中的人的精神倾向、情感形式及与社会的关系有足够的理解力？换言之，对世界和现实“没有新的态度”，很难产生“新的词语”，更无法呈现一个“全新的世界”。文学中的现实并非只是客观现实，也不只是思想深度，它是一部作品最深层的动力，隐秘地参与并决定作品的语言修辞和故事纹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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