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萍：“有些人品格太差 还坐这样高的位置”
来源：同济医学院关工委编辑录入：oy 2009/7/14 11:00:01 13678
2009年01月12日 09:44来源：《天天新报》
核心提示:父亲在重新回顾这一段经历时说:“毛的批示来了，把他们都吓坏了，把一切都往我身上推。其实，我哪里会去揭发他们？只是有些人品格太差，还坐这样高的位置。
“泰山压顶也不能把我骨头压碎！”
1975年的张爱萍——
1975年3月8日张爱萍被任命为国防科委主任，这一天，距他被打倒整整9年，从此开始，揭开了“文革”中国防工业战线大整顿的序幕。7个月零25天后，毛泽东在状告他的信上连续4次批示，他又被第二次打倒了。
本书用父子对话的方式贯穿全书，记录了将军对自己心路历程的回顾，以及在重大历史关头的抉择和思考。
在狱中，每天晚上他能“听”到人造卫星在唱歌
1967年，父亲被打倒，1972年底获准保外就医。在关押期间他折断了左腿，是股骨胫粉碎性骨折。两个星期后，他连站也站不起来了，只能靠趴着侧着维持最起码的生活。妈妈给周恩来写信，说即使从最起码的人道主义考虑，也应该给予治疗。
这样，父亲被化名张绪进行了手术。第一次手术不成功。几个月后，不得不重新切开，进行了第二次手术。5年的关押，伤残的折磨，再加上两次手术和多半年的卧床牵引，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他那时也才62岁，却给人以风烛残年的感觉。
若干年后，已是90高龄的父亲回忆起自己在狱中的那段日子，他说:“第一颗人造卫星升空了，我真很欣慰。每天晚上它从我头顶上飞过，我还能听到它在唱歌呢！”
我们都哑然失笑:“爸，你这是幻觉！”
“我真听到过的。关押在那里，每个晚上都难以入睡，夜很静，它一个小时绕地球一圈，每次飞过头顶时就能听到它在唱歌……”
看着他那副认真的样子，我们都沉浸在木然的哀痛中。
1972年12月9日，正式通知恢复使用“张爱萍”这个名字。
叶帅三请父亲出山
1975年3月8日，父亲被任命为国防科委主任。这一天，距他被打倒解除职务差10天整整9年。从此开始，揭开了“文革”中急风暴雨般的国防工业战线大整顿的序幕。父亲回忆说:“我是不想再干的，宋老鬼(宋时轮，时任军事科学院院长)要我去军科我都不去。”
叶帅究竟和父亲谈了些什么，能把他拉回这条道上？
第一次谈话，父亲以身体不好为由婉拒了，叶颔首微微一笑，说那你再考虑一下吧。一个月后，又找了他。
父亲回忆:“叶帅说，昨天发射了一颗返回式卫星，没有成功。起飞20秒就坠毁了。”
叶帅接替周总理担任专门研制核弹的中央专门委员会主任，这颗刚刚坠毁的卫星，是叶帅10月22日听取汇报后同意发射的。这是当年坠毁的第二颗了。
何止是战略武器？“文革”的冲击，使所有的项目都推迟或中断了。那年头，头头像走马灯似地换，谁上台都要上个新型号，搞出份文件，捅上去，什么培养宇航员，什么反导，不顾现有的技术和经费条件，异想天开，结果都是废铁一堆。
作为中央专委会主任的叶帅能不急吗？父亲说:“这都是在败这个家啊！”
在纪念李达(注:副总参谋长)的文章中有这样的记载:叶帅要张爱萍出山，谈了三次都没有结果。叶知道李达和张有多年的交情，就让李来做做工作。李来到张的住所说，一起去参加个活动吧。张问是什么活动？李说别问了，就当是去散散心。原来是个讨论中程导弹定型的会议，听着听着，张就忍不住了，激愤地说，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这么多年了，还在争论中程导弹的问题，居然还都大言不惭地说是什么大好形势……
这篇文章题目叫“李达智请张爱萍”。他决心出山了。
“好！就拿230厂开刀”
父亲没有去科委机关上班。这个新上任的国防科委主任直接下到了七机部所属的230厂，他在这里蹲点试验。由此，展开了他历时8个月的对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领域急风暴雨般的整顿。在这之前，他做了一件事，连续开了几天的座谈会。从他们反映的情况中，父亲得到的印象就一个字“乱”！乱在组织、乱在领导、乱在秩序，我国唯一的从事运载火箭研发的七机部，整个乱套了，失控了。自“文革”9年来，五花八门、大大小小的派别组织不下几百个，他们分别夺取占据了下属各研究院、所、厂、办、局、校的实际权力。总起来又形成两大派，两派各自有后台，有队伍，派系内相互支持、帮衬、依存、声援。“三结合”时都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各级领导班子。他们说，周恩来总理接见七机部造反组织代表达37次之多，创下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吉尼斯纪录。他把两派的头头召集在人大会堂，号召两派以大局为重，联合起来，规劝他们，在大批判的同时，也把生产科研搞上去。一国之总理，为安定一个部门，居然如此煞费苦心，可谓旷古奇闻。这些家伙之所以嚣张，还不就是因为有后台。动不动，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就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来看望革命小将了。周恩来的苦口婆心无疑与虎谋皮……父亲听后，提了两个问题:一是，关键性的卡脖子的环节在哪个单位？二是，闹得最凶的派性头头在哪个单位？答复是:都在230厂。230厂，是开发研制陀螺仪的单位，控制导弹平衡最核心的设备出自于它。230厂的造反派头头叫舒龙山，也是七机部三结合领导小组成员，这个人造反起家，上挂王洪文，下联七机部最大的造反组织“916”。父亲说:“好！就拿230厂开刀。”第一次到230厂讲话，那场面就像“列宁在1918”第三天，他就带着他的小分队来到了一院下属的230厂及配套的13所，开始了他后来被人们戏称为是“1975年七机部大地震”的整顿工作。父亲说:“叶帅交代我的任务是要尽快拿出东西来，这是专委的决心，也是中央的决定。完成任务，230厂是核心，解决得好，武器就上天了。我就是要从这里打开突破口，以点制面，以点带面，横扫整个七机部！”遗憾的是，我没有能够亲眼目睹他当年大战七机部的场面，但从许多亲历者的叙述中，我仍能感受到那一幕，惊心动魄！
科委科技部综合局局长陈保定，当时的小分队成员，1991年9月10日他对采访他的军报记者说:“一进大院，就是大字横幅:‘张爱萍，你来干什么！’‘不许以生产压革命！’很明显，他们也大有来头。在一幅‘张爱萍滚回去！’的大标语前面，他抄起手杖，稀里哗啦地扯个粉碎。在进厂的马路上写着一行大字:‘张爱萍，你从哪里来，还滚回哪里去！’张爱萍说，就这样欢迎我吗？那我今天就要踩着你走进去！
“这哪是工厂啊！院内一片混乱，研究室连口水也没有。”陈保定继续说:“科研生产就不用说了，有个车间百分之七十的千分尺都不合格，怎么生产啊？什么都是两派，一天到晚就是搞夺权和反夺权，各派内部的控制也很厉害。动不动就是大批判，谁不听他们的，就揪斗。从德国回来的专家姚桐彬就被他们给弄死了，是活活打死的。其他专家打扫厕所的干什么的都有。“地下室是全封闭恒湿恒温无尘车间，一下去，就竖立着一根一米多高的大冰柱。首长说，天下奇景！到底是搞尖端，钟乳石长到工厂里来了！房顶滴水，有人找来顶草帽给首长戴。他说，这个办法好，以后大家都戴草帽上班吧！……垃圾成堆，汽车进出都是在垃圾上跑。马路都挖断了，你修好了，他又挖开，说是要从工厂把暖气接到猪圈去，猪也需要取暖。厕所的水从五楼淌到一楼，根本找不到人。”父亲回忆时，我把上述这些说给父亲听，他说:“就一句话，惨不忍睹！”
3个月后，父亲向军委—国务院联席会议汇报。记录摘要:
张爱萍:作为战略核武器研制生产的核心单位230厂，实际上已经完全瘫痪了。4个车间1000多工人，只有4%在岗，96%的人已不来上班了。工人们说他们是8923部队，以后又改叫8200部队……
邓小平插话:什么意思？张爱萍:这是工人们的话。8923，就是上午8、9点上班，下午2、3点下班。后来干脆上午8点、下午2点来，点个卯就走。一位女工对我说:这几年我们是在吃社会主义！拿着国家给的工资不干活，公家的东西想拿就拿想砸就砸，这在哪个社会能行？这不是吃社会主义吗？
邓小平:吃社会主义？这个话概括得好！申丙辰(工作组成员)插话:工人们说了，他们这里只剩下两项制度，一是开饭制度，二是发工资制度，其他的全没有了。父亲自1967年3月就被隔离，当目睹了这一切时，他斩钉截铁地说: “七机部的问题，千条万条，我看就一条，恶人当道！”“什么革命造反？什么保卫毛主席？什么反修防修？都是乘着天下大乱，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拉自己的山头，占山为王，称霸一方。不拿掉这批派性头头，就无法实现天下大治，就无法伸张正义，就什么事也做不成，就永无宁日！”陈保定说:“张爱萍一来，旗帜鲜明。他讲了两条:一是发动群众，造起舆论，批倒派性；二是组织解决，釜底抽薪。釜底抽薪，就是把靠造反起家、专搞派性的造反派头头，如舒龙山这种人，坚决解除他们的职务。230厂是舒的老巢，张爱萍就是到他那里去演讲，他在全体大会上说，我来，就是来快刀斩乱麻的！张爱萍的魄力、胆识和他大刀阔斧的作风，真正使我开了眼界。”陈保定接着说:“3月27日的讲话是到230厂的第一次讲话，几乎所有的人都来了，把一个大车间挤得满满的，窗口外都挤满了人，有的人还上到天车上。他边讲、边听、边回答下面群众提的问题。台下不断地鼓掌……那场面就像‘列宁在1918’。”
“他讲话从来不用稿子，念稿子哪有煽动力？开始我们按惯例给首长准备好了稿子，他看了一眼说，你们照着念不就行了，还让我讲什么！吓得我们都不知说什么好。他从兜里拿出一张台历纸，一讲就是两个小时。”“他说，同志们，现在我是没有好话讲的，我想讲一点坏话。你们这个地方，讲这个派、那个派，说穿了，就是乘着‘文化大革命’捞取个人的名誉、地位、权力，我现在在这里就警告这些人，该猛醒了！我看广大群众、广大干部都是好的，只有你们这些派头头是坏蛋！“会场上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文革’这么多年了，有谁敢讲真话的？像他这样在大会上公开骂造反派头头是坏蛋的，还是第一次。人们钦佩他的胆量。”他骂得是够难听的:“把我的专家、工程师都搞到哪里去了？统统找回来！那些狗屁不通的王八蛋，占着人家的位置，蹲在茅坑又不拉屎，还不都撵出去！”“同志们，我们必须整顿，而且一定要整顿。不按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做事，我就要管！如果说你是玉皇大帝，我也要请孙悟空把你搬下来。我就不怕牛鬼蛇神、跳梁小丑。对这类东西，一句老话，何足道哉！”
两个月52次讲话，经常是掌声不断
在后来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揭发批判他，说张爱萍在七机部两个月，共讲了52次话，去掉8个星期天，等于一天有一个新讲话，而且，他的每次讲话都以简报形式下发，流毒甚广。他把各单位的领导干部召集起来说:“工人同志告诉我，这些年来，领导干部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摸摸自己的心口吧，都问问自己，我的党性到哪里去了！我的良心到哪里去了！”
回忆当年，许多人说，开始大家还在远远地观望，后来，一传十，十传百。他一来，大家就抢着挤进去听。他不是长篇大论，是叫台下的工人提问题，一个一个的回答。有时骂人，有时说笑话，还有时讲故事，气氛活跃，经常是笑声、掌声不断，连一些工人家属都抢着提问题。有几份传抄的父亲讲话:“伸张正义，打击邪气，用不着害怕。捅你两刀子，捅就让他捅嘛，毛主席说死得其所。哪有一个革命者说我革命是为了长命百岁？捅一个洞，进医院；捅几个洞，就进八宝山。为了中华民族，光荣！”“说我讲今不如昔，那是抬举我，我还没有这么讲咧，但今天我就告诉你，就是这个意思！比比过去的老五院，天渊之别！你们说，是不是今不如昔？！他们的导弹、卫星能上天，你们行吗？记住，我会给你唱‘虎踞龙盘今胜昔’的，但今天不行，绝对不行，管你报纸上怎么吹，就是不行！“说我讲今不如昔，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告诉你，我不怕，泰山压顶也不能把我骨头压碎！”。
毛泽东送给父亲“四块石头” 清理帮派，大力整顿
1975年，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接替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2月25日至3月8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业书记会议。邓小平说: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这是大是大非问题。3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提出整顿铁路秩序。就在这期间，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会议上讲话，指出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江青讲话:“经验主义是当前的大敌。”七机部和230厂呢？陈保定说:“造反派当然不会甘心，派了很多人盯我们的梢，230厂有个女秘书，走哪跟哪，讨厌透了。“那时各种小道消息满天飞，四面八方，上下左右都有。很多人都给我们打招呼，这是‘中央文革’设的圈套，七机部最乱，就是看着他犯错误，邓小平、张爱萍长不了，早晚还得被打倒。还有许多人要我们提醒张老总说话别太过了，有些是担心，也有些是恐惧，也有些是恐吓。这个期间，反对的大字报就一直没断过。我们提醒他，他说，我倒了，就让群众去判断真理在谁手里吧！”
邓小平给予了他有力的支持。1975年5月18日邓访法归来。第二天上午，就同叶剑英、陈锡联一起，在三座门听取父亲的汇报。他说:“对那些继续搞派性的人不能等了。不管是谁，不管你是915、916，不管你是四五十年的老资格，还是年轻的新干部，凡是搞派性的，老虎屁股都得摸，不然还得了！这么多年搞出来了什么吗？还在那里闹，还说有理。把七机部闹成了这个样子，不要说社会主义，连爱国主义都没有。”邓小平又说:“我们对铁道部说，只等一个月。现在对七机部也提出只等一个月，到6月30日为止。从7月1日起，要搞成七一派、毛主席派、党性派。过一个月以后，那就不客气了，对什么人也不等，管你是老虎屁股，还是狮子屁股，都要摸，都要斗，坚决地斗。”
据此，父亲以国防科委名义起草了一个决定，在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系统中坚决解散所有的派别组织，最后期限为7月1日，凡继续坚持搞派性活动的人，一律调离国防系统。这个决定上报了中央后，经毛泽东批准，以中共中央［1975］14号文件的形式下发。迄今为止，在记述1975年整顿和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这段历史中，都没有提到过这件事。其实，这是研究“文化大革命”史的一份相当重要的文献。搞好整顿，就必须从组织上解决帮派体系问题。后来，七机部造反派头目舒龙山就在调出之列。9年来，毛泽东这次是破例了。父亲当年的不少讲话，之所以得以保存，是因为一年后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被汇编成供批判用的《张爱萍主任部分言论摘录》。正是这个《摘录》，忠实地保留下了父亲当年的风采。经过了5年的炼狱，他已经不是当年在东海前线指挥三军联合作战的张爱萍了；也不是在荒凉戈壁滩上组织第一颗原子弹试爆的张爱萍了；更不是在方巷搞社教对农民大讲毛泽东思想的张爱萍了。他说:“我谁也不跟，我只跟随真理！”晚年我曾问父亲:“邓小平1975年搞整顿，你和万里、胡耀邦、周荣鑫被誉为是邓小平的四大干将，你知道吗？”
不想我这一问，竟惹恼了他。父亲说:“什么邓小平的四大干将？他们是不是我不知道。我不是！我谁的人也不是！说我是邓小平派，是他手下的四大金刚，这是对我的侮辱！一个人怎么能成为某一个人的工具、信徒呢？这是把自己的人格都贬低了。对的、正确的，我能跟着你，不对的、错误的，我怎么能跟着你呢？跟着你，也不是跟你个人，而是跟你的思想，你的路线方针。”
召开“抢时间”会议
父亲曾多次大声疾呼“抢时间”，他何尝不知道头上高悬的那把达摩克利斯剑呢！1975年4月21日，七机部第一研究院召开东风5号和东风4号方案论证会。父亲意味深长地说了一段话。他说:“今天这个会议，我想给它取个名字，叫‘抢时间’。我们曾有过时间，但失掉了，现在你们要帮我把它抢回来。”会议根据父亲提出的抢时间的要求，确定了一个“三步走”计划:1977年前拿出东5、东4；1978年拿出潜地导弹；1980年拿出通信卫星。重点是，1977年前拿出射程为8000公里的洲际导弹。这个计划，比1965年8年4弹的规划推迟了4～5年。1977年父亲再度复出后依据这个计划，提出“三抓”任务，但时间上又推迟了3～4年，就是说，延误了7～9年。我看过一些经济学家写的文章，说“文化大革命”在国防尖端上取得很大成就。真令人费解，难道还要用这种忍辱负重的痛苦经历给“文革”贴金吗？当时，有三个关于卫星的方案，侦察卫星；导航卫星；通信卫星。他拍板第三方案，即卫星研制以通信卫星为重点，集中力量攻关。他说，“专门给它成立一个局”，国防科委给我盯住管住它，要“管好管到底”。安排好卫星后，他又马不停蹄地从新疆到陕西再到四川跑了一大圈，和打仗一样，他必须亲临一线督战。
1975年10月27日9时，我国的第17次核试验，也是第二次地下核试验成功。
父亲写诗道:“任尔金刚能炸！”随后是七机部所属717厂，接着又飞067三线厂。他呼吁科技工作者和工人们抢时间，抢速度，为1977年拿出洲际导弹这一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看着这个拄着拐杖的65岁老人的背影，随行的人都说:归山之虎！抢时间。真的只是像父亲在会上讲的那样，因为“文革”，我们失掉了太多的宝贵时间吗？我问他，他说了句心里话:“我知道，他们给我的时间不会太多了。”“我必须抢在他们前面，把卫星在今年打上去。”
政治风暴如期到来
抢时间，但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暴还是如期到来了。1975年的毛泽东，已是82岁高龄，他要收拾这个搞了8年革命的烂摊子，可又绝不允许任何人否定这场在理论上解释不通的“大革命”。这盘棋已下了9年，到了最后的残局。5月3日，毛泽东主持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5月27日、6月3日，政治局连续两次开会，江青、王洪文检讨。7月25日，毛泽东对张天民关于电影《创业》信的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消息虽是从小道传来，但我们还是欢呼雀跃。
但是，20天后钟摆似又摇动了。在此期间，8月13日和10月13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两次给毛泽东写信，反映同为副书记的迟群和谢静宜的问题。这两封信均由邓小平转呈毛泽东。毛泽东阅过第一封信后，没有表态，阅了第二封信，雷霆震怒。
10月19日晚，毛泽东对邓小平转呈刘冰来信提出严厉批评:“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毛泽东同时决定，由毛远新担任他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虽然他的这个决定是以建议的方式提出来的。
据说，邓小平听到决定的一刹那，反应非常强烈。他当然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上述这一切，父亲一概不知。他当时正在大西北，风风火火地准备发射那颗返回式卫星呢。这颗卫星对他太重要了。父亲当然清楚，失败对他意味着什么，历史将永远不再给他证明自己的机会了。11月5日深夜，他在三线的凤州接到陈锡联从北京打来的电话，陈说:小平同志让我转告你，在外面不要乱讲话。父亲问北京有什么情况；陈说，说不清楚。电话就挂断了。11月8日，父亲接到了中央办公厅电话，中央领导同志有重要事请你马上返回。回京的当天晚上，他发着高烧。妈妈犹豫再三，还是告诉了刘冰的事情。他静静地听着，脸就像是花岗岩刻成的，冷峻、刻板，又透着威严。我知道，他已经没有退路了。
毛泽东的四次批示
父亲这辈子就是喜欢收集石头，每一块都有一个故事。还有一件被父亲称之为“四块石头”的东西，也一直保存着，那就是经毛泽东4次批示过的几页文件，父亲在上面写道:“我留着这四块石头以兹纪念。”
“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毛泽东在舒龙山、叶正光等人状告父亲的信上作过4次批示。1975年11月2日、11月26日(两次)、1976年1月7日，共4次。当时有人就说:张爱萍有什么了不起！毛主席扔四块石头就把他打倒了。这就是所谓的四块石头。
父亲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就被通知去中南海开会。参加会议的只有6个人，除父亲外，其余5人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李先念、纪登奎，因叶剑英“生病”而临时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以及国防科委政委陶鲁笳。李先念首先递给我父亲一份文件，说你先看看吧。文件标题是:《关于对我调离处理的申诉报告》，副标题是:《揭发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推行“今不如昔”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署名是230厂革命造反组织负责人舒龙山。文件的上方印有一行大字:毛泽东11月2日批示:“印发政治局各位同志，请总政酌处。此人是‘916’左派。”舒龙山的信是10月1日写的，内容无非是原有几张大字报的翻版，叙述自己如何受刘少奇、王秉璋、张爱萍的迫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如何一次又一次救了他。不错，现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又来救他了，这不，有批示了。尽管这个批示从字面上看不很明确，但这已经足够了。
华国锋替父亲解围
还是让我忠实地记录下父亲对会议的描述吧。原谅我，不管涉及到谁。李先念:看完了？怎么样？张:不怎么样！李:什么？连毛主席指示也不怎么样吗？
张:不怎么样！就是不怎么样！(嘿！怎么跟小孩子斗嘴一样。)沉默……纪登奎:你看看你，讲的话就有这么厚厚的一大摞！(父亲在讲述时，照他的样子，也用手比划着。)张:你都看过了？没有看到你自己讲过的话吗？纪登奎:你什么意思？张:“九年无宁日！”就是你说的。忘了？又是沉默……
有人站出来揭发了:张爱萍任职后根本没来机关，一下子就跑到七机部去了，其目的是整那里的革命左派，污蔑七机部的大好形势，并动用部队的人力、物力到工厂笼络人心，以批判派性为名搞反攻倒算，在国防科委压制民主，个人说了算……看来，预料这一天迟早要到来的，还应该包括这位一直跟在身边的揭发者了。揭发批判后，又是难捱的沉默……李先念:你说拿出能打到莫斯科的武器，是什么意思嘛！张:什么意思？阶级斗争为纲的具体化嘛！你们不是老在喊要高举阶级斗争的旗帜吗？
会场再次出现沉默……又是纪登奎发言。父亲回忆，他一口一个路线错误，由得他说吧。陈锡联用腿碰了碰父亲，悄声说:你就承认算了。父亲大声说:你们要我承认什么？陈:承认犯了路线错误啊。我不也承认过嘛，也没有把我怎么样嘛！这下可把父亲给激怒了，他吼道:那是你！华国锋是主持会议的。他一直没开口，冷场了很久后，最后才说:这件事很突然，对毛主席的指示需要一个理解和认识的过程，是不是请爱萍同志回去再想一想，就散了吧。父亲说:“华国锋替我解了围。”
若干年后，父亲在重新回顾这一段经历时说:“毛的批示来了，把他们都吓坏了，把一切都往我身上推。其实，我哪里会去揭发他们？只是有些人品格太差，还坐这样高的位置。
“后来有人告诉我，李先念在毛泽东面前还是为我开脱过的。不过，当时对他是很有看法的。在汇报七机部的问题时，他也是一起参加的嘛。“陈锡联是希望我快些过关，他是好心。华国锋同志是个很厚道的人，我一直很感激他。对他是不公道的。”
对毛泽东在舒龙山信上的批示，无论当时还是此后20多年间，我们都不愿相信那是毛泽东所批。毛泽东82岁的高龄，还能记住舒龙山这些小人物的名字吗？何况，从感情上讲，我们宁可认为这是有人做了手脚，蒙蔽了毛主席。
父亲晚年回忆这段经历，我说，为什么不能也像造反派一样，疏通一下毛泽东身边的人呢？父亲被激怒了:“要我对那些小人下跪？对不起，我做不到！”和父亲讨论时我说，毛泽东老了，被周围的人封锁了。父亲说:“四人帮是谁支持的？还不明白吗！”
邓小平:“七机部的问题，责任在我”：1975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全国范围内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展开了。毋庸置疑，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系统被宣布为右倾翻案风的重灾区。
在那次四个副总理谈话后，鉴于父亲顽固的态度，政治局全体成员深夜驱车来到人大会堂，接见在那里等候多时的七机部和国防工业各部的党组成员们，向他们宣布了刚刚作出的决定:张爱萍同志在七机部和国防工业各部门的工作中，犯有否定“文化大革命”和右倾翻案的错误，经政治局讨论通过，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决定，张爱萍要接受群众批判。随后，一行人又驱车来到三座门军委办公地点，向早已等候的三总部和国防科委的党组领导成员宣布了同样的内容。
在上述两个地方宣布决定时，邓小平都有一句极其简短而相同的话:“七机部和国防科委出的问题，责任在我。”既是铁腕人物，倒台也有倒台的样子。
响当当的72字“检讨” 主席说:对爱萍还是要帮嘛
12月3日晚，李一氓突然登门，他刚随邓小平陪同毛泽东会见了福特总统，还没来得及回家就匆匆赶来了，说是有个重要的情况要告诉。据妈妈回忆:“氓公(指李一氓)告诉我，会见结束告辞时，小平同志专门提到了爱萍，他对主席说:‘张爱萍去七机部搞整顿，是我派去的。’主席接着就说:‘是你派去的，也是我派去的嘛！……对爱萍还是要帮嘛。’氓公说，从毛的态度看，估计问题不致太严重。你赶快和爱萍说说，让他宽宽心。”
这是邓小平一生中最后一次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由于毛、邓之间联系的管道已经被毛远新所阻断，邓小平只能抓住会见结束后的这个宝贵机会，他没有陈述自己的委屈，而是为部下开脱责任。邓小平真的令人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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