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在我步入古稀之年时，我决定将我结余的100万元书稿费及卖掉一套房子，共300万元捐赠给我就读过的小学、中学、大学三所母校，用于帮助贫困生和优秀生。此举被媒体发现后，在社会上广为传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我还被评为2010年“上海市精神文明十佳好人好事”，“全国十大老龄新闻人物”，“上海市第五届慈善之星”。许多报纸杂志都作了宣传报道，我也收到许多赞扬的电话和信息。经常碰到一些同事、朋友时都给予赞许的言词，听到最多的是你“真了不起”，“真不简单”，报刊文章中更是以“高尚”、“崇高”、“伟大”等形容词夸奖我，我一般都以“谢谢”二字回答，但我并不认同。唯有一位老教授的话我听了很舒心，很感动。他讲得最深刻、最到位，是最理解我的人。他是我母校华东师大85岁高龄的心理学教授孙老师。在去年的一次小型研讨会上，孙老师碰到我，在我耳边说：“我看了你的事迹报道了，你做得好，你是活明白了”。

　　“活明白了”，这四个字太确切了，太了解我了。大多数人见到我除了夸奖、赞扬外，还很关心地问我为什么不把钱留给子女，为什么自己不出去旅游，为什么不买套好房子住，为什么不吃的好一点，穿的好一点，等等。我往往无言以对，很难说清楚。孙老师说我“活明白了”，帮我最好地回答了这些人的问题。

　　“活明白了”，是指一个人有了明确的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有了明确的信念和理想，明确的目标和目的。“活明白了”，主要体现在做一个明白人，明白自己在社会中地位和角色，明白自己的使命和责任；明白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要明明白白做事，堂堂正正做人。一个人“活明白了”就会有明确的前进方向和动力，就会有饱满的热情和昂扬的斗志，就会摆脱个人名利的困扰和束缚。

　　回顾我七十多年来的人生历程，我从不明白到明白，直到活明白。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苦难深渊的旧中国度过的，是在饥寒交迫中度过的。父母亲常说，我们家命苦，是上天注定的，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孩提时，我亲眼看到日本军人举着太阳旗在村头摇曳，看到美国军人驾驶吉普车在马路上横冲直撞，我不明白中国的领土为什么任外国人恣意侵犯。新中国成立后，“三座大山”被推翻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进了中学、大学，开始明白了旧中国任人宰割、贫穷落后的原因，明白了如何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现状。我在小学毕业时是抱着要摆脱农村贫困生活、为父母争气到大城市读书的。进校后，在党团组织教育下，在学校老师教育下，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熏陶下，在革命先烈、英雄模范人物的影响下，我开始明白了要为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而学习，要为国家争气，为建设富强的新中国而学习。

　　几十年来，我深深体会到做个明白人的重要性，明白做人的重要性，“活明白”的重要性。当我明白了为什么而学习后，学习动力油然而生。由于小学基础较差，刚进中学时，学习很吃力，成绩也不好，我努力地学、刻苦地学，别人花一小时，我花两小时。平时住在学校，周日也很少回家。当时我的目标是学好知识，练好本领，将来建设祖国。我从小严重营养不良，体质很差。体育老师一句话：“你们要健康地为祖国工作50年，要坚持锻炼身体”。使我明白了体育锻炼的作用，我坚持每天两次长跑，积极参加各项体育运动，从中学一直坚持到大学毕业，增强了体质，磨练了意志，为今后承受繁重的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中学和大学期间，我明白了“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除了学好功课外，还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许多马列经典著作、哲学、政治理论、文学、历史等方面的书籍。坚持经常写日记。大学里每周举办一次的学术报告会，我每讲必听。我阅读了不少中外名著、名人传记，以弥补我理科学生文科知识的不足。“好脑筋不如烂笔头”，无论是读书还是听报告，我坚持记笔记，像海绵那样吸吮知识。人文知识的积累，写作能力的训练，为后来的教学、科研工作奠定了较好基础。我从小学当少先队大队长，到中学里当班长、团支书，到大学里当学生会主席，一直担任学生干部，在组织能力、活动能力等方面得到了很大锻炼，为后来从事管理工作、领导工作奠定了较好基础。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在中学阶段，在老师教导下，就明白了要做个什么样的人。刘胡兰、黄继光、董存瑞、保尔.柯察金、吴运铎以及无数革命先烈是我的榜样和楷模。他们的英勇事迹深深打动了我，我决心要像他们那样坚贞不屈、英勇顽强，为国献身。当时我后悔生不逢时，没有机会为保卫祖国，抗击敌人而抛洒热血，有一种“英雄无用武之地”之感。在我读大学二年级时，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唤醒了我的觉悟。我明白了，雷锋就是和平环境下的英雄模范人物，是我们的学习榜样。我们应该像雷锋同志那样，在平凡的岗位上，爱党、爱国、爱人民，勤奋学习，勤奋工作，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干一行爱一行，生活上低标准，工作上高标准，助人为乐，不计报酬。我明白了，平时做好人好事也是一个高尚的人，有益于社会和人民的人。在革命战争年代，先烈们靠理想、信念，靠钢铁般的意志，最后用热血、身躯为国家、为人民打江山、保江山，献出了宝贵生命。然而在和平建设时代，靠什么为祖国、为人民作贡献呢，仍然靠理想、信念，靠钢铁般意志，但不再用鲜血、身躯去献身了，而是用知识、本领来建设江山了。我明白了，要像雷锋那样，努力学习，练好本领，平时多做好人好事，将来更好地为国家建设服务。

　　我由衷感谢学校老师、党团组织对我的培育，使我成为一个明白人，逐步形成了正确的、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我小学加入少先队，初中加入共青团，高中加入共产党，从1960年入党的那天起，我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明白要做一个有益于社会和人民的人，对社会和人民有用的人，为社会发展和人民利益有所作为的人。

　　大学毕业后，我留校担任校团委书记，尽管后来遭受十年“文革”的挫折，被批斗、靠边、下放到东北劳动，但始终没有动摇我的信念和理想。我明白，一个共产党员要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做一个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民的人。“文革”后我又回到华东师大工作，后来调到上海市高教局、上海大学、上海师大工作。在每一个岗位上，我努力工作、努力学习、努力研究，把“工作、学习、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我的座右铭是：“无为何入世，入世有所为”。走上工作岗位后，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尽责尽力”，走上领导岗位后，我的自己的要求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上师大担任校长的六年半里，我每天上午七点多钟上班，晚上九点多钟下班，双休日也在学校。我顶住了各种压力、阻力，克服了重重困难，积极开展教学改革、管理制度改革，分配制度改革，大抓环境建设，绿化校园，大刀阔斧改革住房制度，改善教职工住房条件，在政府不投资的环境下，积极走创新发展之路，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开发和建设新的奉贤校区等，取得较好成效。在抓改革发展中，往往要得罪人，触犯到一部分人的利益和权力，而受到诘难、非议、匿名告状。我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只要对学校发展有利、对广大教职工和学生有利的事，就坚持下去，而不能考虑个人的得失、荣辱。“千难万险无所惧，任尔东西南北风”。我明白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坚持改革发展，义无反顾。我也明白在工作中会有阻力和曲折，会被人抓辫子、找岔子，因此必须保护好自己，才能一往直前。我用“约法十章”作为保护神，始终坚持清明廉洁、两袖清风，始终做个明白人。

　　我明白理论是实践的指导，要搞好教育改革和发展，必须加强理论学习，用先进的理论作指导。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理论、市场经济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我从事高等教育改革实践和理论研究指明了方向。从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里，我每天工作、学习16小时以上，早上6点起床，晚上11点半睡觉。我不是文科科班出身，缺乏理论功底。我明白“勤能补拙”、“笨鸟先飞能如林”，只要不懈地努力，辛勤地耕耘，总有收获，总有所得。我在搞好本职工作之余，努力学习和探索教育理论和实践，撰写和发表了400多篇文章，出版了40多部著作（含主编），在国内20多个省(区市)数十所高校、教育系统讲学2000多次，还应邀到美国、日本、德国、韩国及台湾、香港地区的高校作学术报告。我结余的300万元主要来自讲课费、书稿费。

　　30多年来，我几乎放弃了所有的休息时间，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学习、研究之中。我是个惜时如命的人，我明白“时间就是生命”，“浪费时间无异于自杀”。充分利用时间，提高时间的利用价值，就是延续有限的生命。我最不愿意把时间花在吃喝玩乐之中，我们一家四口从来没有出去玩过一次，从来没有在一起看过电影，进过饭馆。我最大的快乐是奉献及奉献后的收获，我最大的业余爱好是学习和写作。回顾往事，虽然也有内疚和遗憾，但我旡悔旡愧，我践行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我看到了我为社会为人民做了些有益的事情，在“立志、立德、立业、立言”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有一种成就感和自豪感。

　　当我退位和退休之后，我想的最多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度过下半辈子，如何继续成为一个有益于社会和人民有的人。我明白自己在人世间的时间不会太长了。于是我打点了自己的家产。我整理了30多年来的文稿，自费出版了三卷本《杨德广教育文选》以及《我的教育人生—从农民儿子到大学校长》，算是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回顾，对我从事教育实践和理论研究的总结，以供教育界同仁和学生们参考。我很珍惜这些精神财富。我的物质财富有积余的100万元书稿费及多余的一套房子。决定捐赠给我的三所母校。

　　我明白，我这些多余的财产不完全属于我个人的，而是属于社会的。马克思说过，人是社会的人。因此，任何人的成功都不能脱离社会。我之所以有今天，我之所以获得生存、获得教育，获得发展，是在社会各方面帮助、支持下取得的，使我有了一定知识、一定能力，成为大学教授、大学校长。这是我获得财富和成功的先决条件。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就不可能有个人发展的机会，如果没有工人、农民的辛勤劳动，就不可能有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如果没有建筑工人的辛勤劳动，就不可能有舒适的住所，如果没有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就不可能有清洁的环境，如果没有教师的辛勤劳动，就不可能获得丰富的知识，如果没有广大学生到学校求学，我就不能成为大学教师和研究生导师。我明白，我的财富的获得，离不开社会其他人的奉献，包括工人、农民、军人，包括我的老师、同事和学生。我不能把结余的300万元仅仅当作个人的财富，个人奋斗的成果。从本质上说，它来源于社会，来源于其他人的劳动成果，应该回报社会和人民。

　　我明白，目前我们的国家还不十分富裕，社会上还有不少弱势群体，学校里还有不少贫困学生，我将结余的300万元用于资助我就读过的3所母校的贫困生、优秀生，帮助他们度过学习上和生活上的困难，让积余的财富发挥最大的效益。如果把钱存放在银行的个人账户上，这犹如把社会、把他人给我的钱私饱中囊，占为己有。如果把积余的财富未处置好就离开人间，是一种悲哀和耻辱。我将多余的钱捐助贫困生和优秀生，并立志在有生之年能资助1000名学生，以实现我退休后能继续做一个有益于社会和人民的人的夙愿。我明白，把多余的钱用于帮助最需要钱的人，花在最需要的地方，是最有价值的。我在读书期间，也是一个贫困生，当老师、同学给我一点帮助时，我非常感动、感激，帮我度过了难关、增强了前进的动力和信心。我明白，我国自古以来就有乐善好施的优良传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中华文明一直熠熠生辉，照耀中华大地。为了中华民族的今天，有多少仁人志士、革命先烈英勇奋斗、前仆后继，舍小我为大我，舍小家为国家，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我今天将自己多余的钱用于帮助贫困学生，与先烈们的伟大壮举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每个人都在追求快乐和幸福，固然，吃得好、住得好、有个稳定的工作、和谐的家庭是快乐和幸福。这些我都拥有了，这是物质上的快乐和幸福。我明白，作为一个人还要有精神上的快乐和幸福，那就是奉献。那就是要为社会、为人民做些有益的事，永远做一个有益于社会和人民的人。然而我是个退休之人，在工作上已很难有大的作为，但我可以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包括做些慈善事业。自2003年退位后，每年新年后上班的第一天，我第一件事就是为学校“爱心基金”和“教育发展基金”捐款，这会给我带来一年的快乐和幸福。每年的植树节，我都为学校绿化至少捐款1000元，用于购树种在校园内。当我看到一棵棵幼苗茁壮成长时，感到快乐和幸福。每年10月，我去三所母校为贫困生和优秀生颁发奖学金。当我看到那些贫困生、优秀生用感激的目光、灿烂的笑脸，接受我的助学金、奖学金时，我感到快乐和幸福。当我收到一封封受助学生的来信，汇报他们的学习成绩和取得的进步时，我感到快乐和幸福。我明白，从表面上看，我帮助了这些学生，实际上是他们帮助了我，给了我快乐和幸福。

我要永远做一个明白人，永远明白做人，永远“活明白了”。在我有生之年，我仍然要践行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坚持不懈地把资助贫困生、优秀生工作一直做下去。永远做一个快乐和幸福的人。

新华网：老教授杨德广：卖房设立贫困生教育基金

发布日期: 2010-9-14 

记者：杨金志

今年教师节前夕，７０岁的上海师范大学退休教授杨德广在卖掉一套房产之后，捐资１００万元在上海市慈善基金会设立“德广教育基金”，资助母校华东师范大学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

        此前，杨德广已经捐资助学几十万元，他计划在有生之年至少捐资助学３００万元。

        杨德广１９４０年出生于南京农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说：“２０岁那年我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读书，行李是一个旧麻袋，里面只有旧衣服和书，是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完成学业的。”杨德广后来长期从事师范教学、教育管理工作，１９９６年到２００３年担任上海师范大学校长。

        "我有一个苦难的童年、一个艰难的青年，我读大学时是个典型的贫困生。”杨德广对记者说，“希望我的举动不仅能帮助贫困学生顺利完成学业，更能在他们心里播种下希望和善心。”

        这已经不是杨德广第一次捐资助学。今年２月５日，杨德广在自己的７０岁生日那天，请来母校南京江宁县上坊村小学和南京市九中的校长，与两校签订了为期５年共计５０万元的首期捐款协议书，每年资助１５名到２０名学生。房子卖掉后，加上自己的积蓄，５年之后的２５０万元捐助资金也已经到位。

       杨德广说，他要在有生之年至少捐款３００万元，捐助１０００名贫困学生。３００万元不是个小数目，他怎么筹措呢？杨德广说，除了多年积累的工资、稿费等费用，他还把自己名下的一套１３０平方米的房子卖掉，筹措了２００万元。“我曾经有２套房子，自己住一套，把另一套卖了。有人问我怎么不买个别墅，我说我每天都到办公室工作，平时就喜欢学习、写作，不喜欢吃喝玩乐，住的地方足够了。”

        杨德广的妻子几年前因癌症去世，一儿一女都在上海工作，“决定卖房前我跟他们商量，他们都很赞成。”杨德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