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医院实习，医学生们总在琢磨这个绕不过去的问题—— 医患矛盾，因何而起

　　本报记者 唐闻佳

　　曲新华一直想搞个发明：把白大褂上的纽扣改成粘扣，一扯就能脱下。他管这叫“一秒钟变病人”。在上海一家三甲医院实习一年，这个医学生目睹了不下20起患者或家属打医生的事情，甚至动了刀。有时行凶者并没有具体目标，就是撒野。不少医生变得警觉，发现来者不善便赶紧脱白大褂。

       都是“受害者”？

　　“最早老师说，医生要智商高；后来说，要情商高；现在我自己加了一条，要身体好——跑得快。”曲新华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七年制临床班学生，最近他在网上搜见一份《医生自卫手册》，是上海三甲医院一个医生写的，提醒同行要有自我保护意识，比如不要背对着门坐。

　　初到医院实习，曲新华就听说有位师兄辞职了：有个病人候诊时跑开，错过了叫号，回来后要求“插档”不成，一脚就踢向他的裆部，师兄当然还击，但……“医生怎么能跟病人动手？”这个年轻医生立即身陷唾沫中，最终辞职。

　　“这样做医生还有什么意思？”替师兄生气的同时，医学生们急切地想弄明白，有些病人怎会这么凶悍？

　　实习时，孙昊有次凌晨2点被护士打铃叫醒，奔到急诊间一看，有个老大爷好好地站着，不好意思地问：“能不能帮我拔个牙？白天人太多了……”“拔牙不是急诊，半夜里也没预备好设备，您还是明天来吧。”看着失望老人的背影，孙昊一下睡意全无：“医院总这样拥挤不堪，病人苦啊。”

　　有时周末走得晚，实习医生黄栋总会在门诊大厅看到抱着铺盖、准备通宵排队的人。为互保“坑位”，他们轮流吃饭、如厕。“每周一早上，很多人堵在挂号窗前，嚷嚷说自己一早7点就赶到了，却没有挂上专家号。他们不知道多少病人是周末甚至上周五就来排队的！熬几个日夜就为见专家一面。”

　　但和专家见的这一面，时间短促得可怜，一般只有3分钟、几句话，“你哪里不舒服？”“我给你拍个片子吧。”“你这个要开刀。”若再多说几句，外边苦等着的众多病人怕要“造反”。病人窝火，医生“过劳”。病人、医生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

        中国病人“最幸福”？

　　文旭洋是曲新华的小师弟，他班上有不少同学出国实习，回来后大发感慨：“其实中国病人是最幸福的！”有个同学在美国一家医院的急诊科实习，有一天来了一名阑尾炎病人直喊肚子痛，医生看了看，开了镇痛药。病人此后腹痛加剧，在床上打滚，可医生也只是增加了止痛药的剂量。折腾到凌晨4点，疼痛缓解，病人捧着肚子回家了。

　　“这在国内是不可想象的！急性阑尾炎发作，国内医院一般立刻安排手术，就怕穿孔发展成急性腹膜炎。再说，要是病人痛得打滚医生却不动，家属怕早就大闹特闹了。”但在美国，按照严格的“逐级转诊”制度，急诊只能“对症治疗”，比如开些止痛药；等症状缓解了，病人去找自己的家庭医生，如需开刀或进一步治疗，要一级级转往上级医院。

　　当然不能说美国模式就是样板，但“逐级转诊”能分流病人，减轻医院的压力，也减少医患矛盾。只是，国内病人对这些情况并不了解。

　　其实我们应该坦率承认，“人多”是国内眼下医患矛盾的“基础性原因”。不过黄栋发现，医院人多不只因为中国本来人多，还因为不少病人跑遍各大医院“重复就诊、反复求证”：“病人不信任年轻医生，有的连专家也不信任。”

　　有个病人来见专家，先拿出一大堆文献，“这都是我在网上2块钱一篇买来的，我对我这个病很了解了，你们说怎么治？我听听。”其实他不懂，同一个问题要问八遍十遍，可能还是没听懂。

       重建信任很艰难

　　在医患间重建信任，是一道更大的难题。

　　缺乏信任之下，法制的健全不仅没能让双方安心，似乎反而让双方更对立。实习医生说，为周密提防医患纠纷，手术告知书上罗列出的风险越来越多，且每条都声称有致死可能，“这先把病人和家属吓了个半死”；此外，告知书最后还有一条“其他”，不少病家一听就跳了起来：“那你们医生就什么责任都不用担了？！”

　　为了保护自己，医生和医院不得不把防御的墙越筑越高，而病人越发反感，重建信任越发艰难。

　　发生纠纷时的医疗鉴定，也遭遇不信任。

　　有医生信誓旦旦地说：“医疗鉴定是体现学术水平的，不准确甚至不公正的鉴定结果会被同行耻笑；医生大多清高，尤其看重自己在圈内的声誉……”但家属觉得，鉴定专家都是医疗系统的人，“会不会袒护同行？”

　　不信任引发负面情绪，负面情绪一旦爆发，便成“医闹”。

　　有医生分析，患者的不满，主要针对两点：A，病没有看好；B，病看好了，但没达到“理想效果”。比如手臂骨折，病人认为现在手臂灵活度不如从前就是治疗失败。医疗的“有限作用”、对医疗效果的评价，都涉及病人不了解的专业问题，需要解释；但因为不信任，就很难跟他讲通。

　　不过，不少资深医生说，在预防和缓解医患矛盾方面，医生应该主动跨出第一步，因为引爆“医闹”的导火索常常是“医生的态度”。

　　上海第九人民医院骨科医生张峻说起一件事：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换关节，术前医生和家属沟通得很好。没想到，术后在苏醒室里，有个医务人员在给老太太撕下手背上的卫生条时，把皮也给撕了下来——年迈老人的皮肤很薄。老人痛得哇哇叫，张峻闻讯，立即把卫生条上粘着的皮取下，当场做了原位植皮，所幸，这块皮活了下来。事后家属很有意见，但因为先前与他们沟通得一直比较好，张峻充当和事佬平息了这场纠纷。

　　“到了临床就发现，其实大多数病是治愈不了的，或者说很难恢复到跟从前一样。那医生还要做什么？要去安抚人心。”一个实习医生说。

　　只是，医生的心也是需要安抚的。
 

医学生，逃离与留守

2012-06-10  来源：文汇报  作者：唐闻佳
 

       尽管还不是医生，但他们很在意医生职业的社会评价，留心观察着医患关系，思量着自己的未来医学生，逃离与留守。

　　本报记者 唐闻佳

　　约陈惠周末见面，她说得在下午3点以后。此前要考GRE，她想申请去美国读医学博士。

　　多年前，从上海中学毕业时，包括陈惠在内只有4个人报考医科。她考进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七年制医学班。如今，昔日高中同窗有的月收入已经过万，而她每月只拿400元“研究生国家补贴”——“买件衣服还要和妈妈商量。”

　　不过，她这样的“小医生”有着更大的困扰：职业的社会评价似乎越来越低，“风险”则越来越大，而且“战友”越来越少——好多同学“逃离”或准备“逃离”。

逃离

　　最近有消息传出，复旦大学50多名医学生申请转专业，结果成功转出38人——相当于医学试验班大一学生总数的1/10，在全校所有转专业学生（共254名）中占了近15%。上海交通大学，有59名医学生申请转专业，为这一年级总人数的1/10，最终37人成功转出，在全校转专业学生中占了两成多；交大一共有174名转专业学生，申请转入医学专业的仅2人。

　　逃离的不只是新生。今年6月，曲新华将从医学院毕业，根据最新政策，医学生要进上海的医院工作，毕业后须先做“三年轮转”，即进入一个轮转基地（三甲医院），3年后再与医院双向选择，可能留下，也可能不被录用。曲新华为此四处面试应聘轮转基地，而他的不少同学决定放弃，另谋了去处：有去制药公司的，有去医学院当老师的，也有人改行踏进与医学不相干的领域。

　　“在我老家的高中，以前都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学医；如今一些外地医学院人都招不满，有的低于本科线就把人给招了。”曲新华的老家在山东，高三那年，他得到过不少保送机会：复旦大学金融系、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系、武汉大学法律系……都是名校的名牌专业，可他都没去。

　　“那会儿SARS刚过，媒体把医生塑造成非常高大的形象，我有英雄主义情结，于是想，就学医吧。许多长辈也认为医生神圣，都支持我，‘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可多年后他发现，当初鼓励他学医的那些长辈的孩子，没一个学医。

　　其实，医生的培养周期长，工作强度大，责任与风险都高，年轻时的收入还比别的职业低很多。“更没想到，现在医生有直接的生命危险了……”今年3月“哈医大事件”后，有个医学生说：看到网民在医生被杀害的消息之后贴上4000个笑脸，感觉“一个个笑脸都如利箭穿心”。

　　去了医院实习，“小医生”们还发现，医生也在流失——不少师兄师姐去国外进修，就留在那里了：“收入高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能得到尊重。”

留守

　　当然，许多医学生选择“留守”。为什么？陈惠说，这就像打游戏，“很多时候被伤了血，但只要病人对我们好一点点，我们就愿意满血满格地去战斗！”

　　在医院里，实习医生被称作“一唤”——病人有需求，他们要第一个到场。他们总在留心观察医患关系。

　　上海交大医学院07级临床班的文旭洋记得，在普外科实习时，有位老爷爷因为化脓性胆管炎做了手术，那天文旭洋值夜班，凌晨3点他去病房查看，发现老人蜷缩在床上，很难受的样子。原来是麻药过了，伤口疼痛。

　　“为什么不叫我？我可以给你开止痛药的。”文旭洋有点紧张。没想到老人说：“你们白天给我们做手术、换药，很累的，夜里我不想打扰你们。”

　　“其实不可能是我给他开刀，我只是站在一旁给老师拉拉勾，术后为他换了换药，做的都是小事，但他也对我表示尊敬，我很感动。”文旭洋说，医患关系常常呈现出温暖的底色。

　　他第一次在病人身上做桡动脉穿刺，没成功，病人很痛，但没有生气：“没事，我给你机会，你再试。我理解你的工作，我是个老师，曾经也需要别人给我实习的机会。”第二次穿刺，成功了。

　　曲新华对自己的每个“第一次”都印象深刻。在骨科实习时，他第一次打石膏，心里只想着把操作步骤做对，忘了“美感”。“石膏打得这么丑，我怎么出去见人？”病人很生气，这是个高中生，打篮球时小腿骨折。“我用剪刀给你在上面刻个笑脸吧。”曲新华突发奇想。这下小病人很高兴，两人后来成了朋友。

　　曲新华说起自己的导师：“常有病人千里迢迢跑来找他看病，他总说，你不要挂我的号，我的号贵。他认真地问诊，最后找个年轻医生，交待好开什么药，让病人去挂普通门诊。”他的导师，是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九人民医院骨科教授戴尅戎。每当听到对医生的非议，曲新华就想起导师，他说，这是他坚持下去的动力。

“阿Q”

　　初进医学院时，所有医学生都兴奋、充满期待。第一次上解剖课，10人一组围着一具遗体静默3分钟，感谢逝者对医学事业的奉献；还常跑到标本室“看骨头”，互相吓来吓去。大二，教科书已经堆得有一人高，每学一章，就疑心自己是不是得了书上描述的病，这叫“医学生疑病症”……但渐渐地，开始有人走、有人留。

　　有医生说，如果谁受不了精神上的压力、物质上的贫困而离开，那说明他不适合当医生。留下的才是真正适合的。

　　医学生很在意外界对他们职业的评价，对“传说中”国外的医疗环境很向往。有个师兄曾说起一段在澳洲的见闻：有位老太太做骨关节置换术，术后没多久出现了感染（术后感染有一定比例），只得接受了二次手术，没想到很快又出现感染，医生再做了一次翻修手术。反复折腾，老太太一点没怨言：“大概是上帝要安排我多做几次手术。”

　　“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病人有信仰，有幽默感，理解医学，那我们自己就要有幽默感。”有个实习医生说，好多医生都有“阿Q精神”。 

        “当医生的，三十难立。因此医院里有好多大龄男女，但师兄师姐们都很乐观。师兄总说，我老婆在未来丈母娘家好好呆着呢。”陈惠说她也变了，“有时候发现，我和中学同学已是两类人。我不会在乎去什么高档酒店吃饭、怎么用刀叉、到什么国家度假。能看见病人的笑容，能在拯救人生命的科室干活，就很自豪。”

　　医学生黄栋告诉记者，现在他一天只能睡3个小时：白天去医院实习，晚上8点回到家后，要保证有四五个小时翻看国外文献、写报告——上海任何一家三甲医院，对临床、科研的要求都很高。他觉得充实而满足：“如果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那么医生的成就感，或许是在老去时回头看一眼自己建造的摩天大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