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殖民主义的当代翻版

　　殖民主义是西方列强瓜分世界、称霸世界、蹂躏世界的代名词，它给人类留下了不堪回首的痛苦记忆。世界近代史表明，二战以前资本主义的扩张和发展实质上就是西方列强通过商品和资本输出在全球范围强制推行殖民主义，从而给人类社会造成深重灾难的过程。贩卖非洲黑奴、灭绝美洲土著、倾销鸦片毒品……历史记录着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暴虐残忍和卑鄙无耻。基于商品、资本输出的殖民主义以刺刀开路，与暴力相随，同战争为伴。殖民主义所引发的两次世界大战，使人类社会遭受了空前浩劫，同时也以物极必反的形式把殖民主义抛向了历史的死胡同。

　　“民主人权输出”是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在殖民主义已经破产的历史条件下，通过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种种新的隐蔽方式干涉、控制、支配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政策和活动。

　　二战结束后，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的“商品、资本输出”逐渐被“民主人权输出”所替代，这决不是偶然的。首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推动着全球范围民族解放运动，导致西方殖民体系土崩瓦解，陷入无力回天的境地。这就迫使一些西方国家通过改弦易张来求得香火延续。其次，经过二战的教训和洗礼，世界各国人民普遍渴求和平、厌恶战争，而全球化浪潮又使各国之间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广泛密切联系，那种充满血与火的殖民政策已完全“悖时”。再次，在当代历史条件下，由于诸多复杂原因，那种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依然存在，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的历史幽灵仍有跳荡的空间。这些就为一些西方国家通过“民主人权输出”实现对他国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的渗透与控制提供了现实可能。

　　较之于以往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的“商品、资本输出”，“民主人权输出”具有新的特点。其一，在阶级本性上属于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安身立命的旗帜和武器。尽管这种西方价值观的输出从表面上看很多时候温情脉脉，但实质上依旧是垄断资产阶级贪婪本性的根本体现，遵循的同样是恃强凌弱的“丛林法则”。其二，在文化价值观上根源于西方自以为是的种族优越论和文明中心论。在西方一些人眼里，西方文明是最好的，西方国家有责任对其他民族和文明进行改造。其三，在根本目的上以扩展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的全球利益为基本归宿。尽管一些西方国家在输出、贩卖价值观时每每以促进人类民主人权事业自诩，但其核心取向始终围绕着垄断资产阶级利益圈子转。其四，一些西方国家往往打着“文明”幌子，以加快民主进程、促进人权实现为借口，行干涉别国内政、侵犯他国主权之实，这种所谓的“民主人权输出”具有极大的政治隐蔽性、迷惑性和危害性。

　　当今世界动荡的主要祸根

　　实现和平安宁，是当今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期盼。然而，一些西方国家所推行的“民主人权输出”，却完全走到了世界各国人民期盼的反面。事实上，它已成为当今世界不得安宁的主要祸根，甚至成了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的最大障碍。

　　一个时期以来，一些西方国家把“民主人权输出”作为既定战略，不断上演五花八门的丑剧和闹剧，力图把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变为他们所谓“民主”、“人权”的俘虏，以建立起由他们主宰的世界资本主义附庸体系。一是利用现代传媒和文化产品在全球范围大肆宣扬西方关于民主人权的价值观念。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经济科技实力，利用在媒体控制和文化产业方面的优势，操控国际舆论，以“软实力”方式大举实施“民主人权输出”的进攻仗，向全球各地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二是把“民主人权输出”以及“人道主义干涉”作为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技术援助的附加条件。西方国家以往通过殖民手段积累起了大量财富，如今在一些国际组织中又拥有近乎说了算的话语权。他们在向曾遭受殖民主义盘剥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进行“多边援助”时往往附加经济之外的各种条件，以迫使对方吞下他们事先预备的“民主”、“人权”苦果。三是通过培植和寻找政治代理人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民主人权方面的烈性渗透。以“拉出去、打进来”的办法在发展中国家培植亲西方的所谓“民主组织”和“民主力量”，并与后者联手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民主人权输出”。四是利用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矛盾特别是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加大以促成“颜色革命”为指向的“民主人权输出”力度。少数西方大国利用这些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种种矛盾和问题，变本加厉地搞“民主人权输出”，以煽动和助推其国内反政府势力的暴力运动。这些无所不用其极、花样不断翻新的“民主人权输出”，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动荡的根源。

　　近年来，在一些国家中发生的以政权更替、社会动乱为表现的所谓“颜色革命”，往往与西方“民主人权输出”密切关联。格鲁吉亚爆发的“玫瑰革命”、乌克兰爆发的“橙色革命”、吉尔吉斯斯坦爆发的“郁金香革命”、中东和北非一些国家又相继爆发的“茉莉花革命”等等，背后都有着西方国家“民主人权输出”的黑手。西方媒体曾一度欣喜狂呼：独联体地区的“民主浪潮”已经形成，该地区人民将在“第三次欧洲解放浪潮”中获得民主和自由。然而，受西方“民主人权输出”助推的“颜色革命”不可能结出什么善果，它所带来的成果其实就是社会动荡或倒退的同义语。“橙色革命”前的乌克兰经济以5%的速度增长，而“革命”后的2009年经济萎缩了15%，国家债务缠身，甚至面临破产。同样的问题也严重困扰着其他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度。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发动的诸多局部战争，往往打着“人道主义干涉”旗号进行的。在他们看来，凡与西方“民主”、“人权”格格不入的国家都是西方文明的敌人，西方都有权利以武力方式对其进行“人道主义干涉”。这种“人权高于主权”的理念和主张，实际上是把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主权凌驾于别国主权之上，也必然导致倚强凌弱的武力滥用。冷战后美国等西方大国相继发动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利比亚战争等，几乎打的全是“人道主义干涉”这张牌。而这些强行发动的战争不仅给相关地区造成了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而且增加了整个世界的不安宁因素。

　　恐怖主义在世界各地的蔓延，往往也与西方“民主人权输出”有关。西方国家大搞“民主人权输出”的严重后果之一是加深了诸多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性，扩大了世界范围的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从而既助长了弱势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仇恨情绪，又恶化了有关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生态和社会局势。这恰恰是恐怖主义赖以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基础。面对恐怖主义威胁，西方国家以“人道主义干涉”的武力方式跨国进行打击，结果又进一步加剧了某些国家和地区的动荡局势，反而对恐怖主义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伊拉克、阿富汗有增无减的恐怖袭击和自杀式爆炸，是对美国“人道主义干涉”的反恐策略的嘲讽。    

　　“民主人权输出”严重危害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究其深层缘由，就在于它违背了人类文明多样性发展规律。西方国家的民主人权是其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本质上是无法在异国他乡“复制”的。况且，西方国家日益加深的社会矛盾和弊端表明其民主人权模式存在明显缺陷。如果硬将西方国家带有“先天不足”的民主人权输送到情况大不相同的发展中国家，就必然给后者造成致命性破坏，从而引发不该出现的动荡和倒退。这是当代人类社会最深刻的教训之一。

　　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抵制西方“民主人权输出”

　　西方“民主人权输出”是对世界人民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极大威胁。我们要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出发，从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我国的根本利益出发，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抵制西方“民主人权输出”。

　　理直气壮地宣传我国关于民主人权的正确主张。发展民主、保障人权，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和价值追求。长期以来，我们党经过不懈探索，形成了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民主人权主张。在我们看来，民主是历史的范畴，其内涵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民主，要由该国人民根据本国的社会制度、历史传统和现实条件来决定；只要选择的民主有利于人民当家作主、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于国家和谐稳定，它就是最好的。在我们看来，人权是历史的产物，其实现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人权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国家主权范围内的问题，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没有主权就没有人权，在没有国家主权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有真正的人权的；以“人权高于主权”为借口，以世界警察自居，侵犯别国主权，是对人权的最大破坏。在民主和人权问题上，既要提倡不同国家之间相互借鉴有益成果和经验，又要反对人为地搞所谓“输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会把自己的民主观和人权观强加于人，同时完全有理由捍卫自己的民主观和人权观。

　　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民主和人权发展道路。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决定了世界各国的民主和人权发展道路都具有自己的特色。中国特色民主发展道路集中体现着我们党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的伟大创造，它注重实行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程序民主与实体民主相结合、国家民主与群众自治相结合、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相结合等。中国特色人权发展道路集中体现着我们党坚持人民至上价值追求的伟大创造，它以优先保障生存权和发展权为基点，着眼于全面实现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权益。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能够在几十年时间里完成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才完成了的建设任务，能够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能够使十几亿人口实现由普遍贫穷到总体小康的重大跨越，这一切都为中国特色民主和人权发展道路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佐证。无论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定地沿着自己的民主和人权发展道路走下去。

　　高度警惕和防范西方“民主人权输出”对我国的侵蚀影响。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出于阶级本性和称霸世界的战略需要，始终把社会主义中国作为其“民主人权输出”的重点目标，一些西方国家一刻也没有放松针对中国的“民主人权输出”。对此，我们必须有高度的政治警觉。由此出发，既要及时揭露和抨击敌对势力的政治图谋，又要办好自己的事情以增强底气和实力；既要划清民主和人权问题上的重大是非界限，又要筑牢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高地。

　　积极参与和推动国际社会民主人权方面的政治对话。世界各国由于社会制度、发展水平、历史传统不同，因而彼此对民主人权问题的理解存在差异，这是完全正常的。问题的关键是，要通过政治对话来求同存异。民主人权对话的前提是平等，不论强国还是弱国都一样拥有平等的话语权；民主人权对话的核心是尊重，不论大国还是小国都应尊重彼此的主权和主张；民主人权对话的目的是共同发展，无论哪个国家都应出以公心协商推动民主人权事业向前发展。为此，我们要通过积极发挥自己的作用，使国际社会民主人权对话真正成为凝聚和强化有益共识的重要平台。

　　（执笔人：章传家、颜旭、常培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