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起源上看，新自由主义是20世纪初期西方一些学者在坚持个人自由、反对国家资本主义尤其是反对社会主义中逐渐形成的一种理论形态。信奉个人自由是新自由主义学者的价值准则与核心价值，离开了个人自由，新自由主义也就失去了自身的存在根基。坚持个人自由，反对社会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构成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主题与理论目标。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政府有关公共投资和资本积累的决策注定要失败，因为政府所能获得的信息无法与市场所拥有的信息相对称。例如，作为新自由主义开山人物的哈耶克正是以对政府不信任为逻辑起点与兰格展开论战的。1944年，在可称为“新自由主义宪章”的《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哈耶克对社会主义以及凯恩斯主义政策进行了猛烈抨击。其实质是借反凯恩斯理论之名而行反国家资本主义、反社会主义之实，是一种彻底的政治意识形态理论。

　　从发展历程看，新自由主义总是在一个国家出现经济危机时作为一种医治经济疾病方案而粉墨登场。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的爆发使西方国家进入所谓的“滞胀阶段”，福利国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新自由主义由此全面否定凯恩斯主义，成为撒切尔以及里根政府的“座上宾”。上世纪80—90年代，原来以进口替代为经济主导的拉美国家陷入了严重的债务危机。于是，在个别国家及国际经济组织的压力下，部分拉美国家推行私有化、市场化改革，反对国家计划，实行金融、贸易以及投资自由化，进而全盘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念。与此同时，苏东剧变，出现了政权更替，新自由主义把“华盛顿共识”贴上了“全球共识”标签，在自由、平等所谓的普世价值下推行“休克疗法”。这引发了这些国家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的动荡不安，实现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这些国家的全面渗透。可以这么说，“华盛顿共识”的形成与全球推广，是新自由主义从学术理论蜕变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范式与政治性纲领的重要标志，也是新自由主义对别国意识形态侵入与颠覆的重要手段，它实质上是通过经济手段去实现对整个社会的全面控制，因而成为资本主义全球化战略下“意识形态的理论表现形式”。　　

　　在主要内容上，尽管新自由主义理论派别与理论内容在演变过程中不断变化，但都是围绕如何推进“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以及全球化”而展开的。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市场化”是对注重政府调控、实行国家干预的社会主义的否定，新自由主义甚至把“国家干预”当成经济不稳定、效率低下以及社会不公平的总根源。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化”以个人自由为前提，它是“私有业者”最大限度地“控制社会层面”的自由，而不是马克思所说的建立在“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之上的人类整体的自由。新自由主义强调他们“有义务推动自由的传播”，并不惜依靠独裁、压迫、反民主、强制力乃至暴力去推行他们的自由观，他们所标榜的自由、民主、人权在一些国家已经完全走向了它的对立面——独裁、霸道与反民主。因而这样的自由绝不是什么“好的自由”，而是一种到处指手画脚、横行霸道的“坏的自由”。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私有化”改革从根本上否定生产资料公有制，成为资产阶级向全球输出其意识形态进行和平演变的路径。另外，新自由主义所标榜的“贸易全球化”不仅是发达国家打开发展中国家市场、向发展中国家倾销商品、掠取发展中国家资源的最好办法，也是他们向发展中国家兜售其文化价值观念、让这些国家听命于资本主义安排的重要手段。此时，这些国家的经济究竟能否真正增长，贫困问题能否真正消除，社会公正能否真正实现，新自由主义已经不太关注了。可以这么说，“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以及全球化”打开了其他国家接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观念的“潘多拉之盒”，是实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一统江山、使之成为“意识形态演进的终结点”的工具。至此，新自由主义变成了赤裸裸的政治意识形态理论及文化霸权行为，所谓的“市场化”、“全球化”以及“自由化”只不过是它用来推广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块遮羞布而已。　　

　　新自由主义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就在于建立在“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以及全球化”理念基础之上的新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一脉相承，它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实现全球扩张的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因此，资产阶级政府必然将新自由主义奉为“圣经”，他们绝对不会管这个理论给世界各国业已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同时，新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干预以及政府管制，极力反对社会主义，这自然得到资产阶级政府的支持，他们设法为新自由主义学说的传播与践行提供一切便利条件。另外，新自由主义在传播过程中试图强化其经济科学属性，打着解决经济问题的旗号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因而具有很强的迷惑性与欺骗性。实际上，世界上信奉新自由主义的国家背后都隐藏着个别发达国家的利爪和影子。因此，我们要认清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本性，在对新自由主义思潮加以深入批判基础上吸收其合理成分，深化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等领域的改革，自觉抵御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侵袭，使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努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