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邢广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一级研究员、中国边疆研究所所长）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75年来，我国各项事业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区域国别学的发展轨迹也与共和国发展历程相契合，为有效服务强国建设、为民族复兴贡献了力量。

我国区域国别研究队伍伴随着新中国的成长而发展壮大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各项事业百废待兴，新中国需要了解世界，与国际社会打交道，这就需要一支国际问题研究队伍。1955年，我国创办了外交学院，此后中央相关部门陆续成立研究苏联、美国、日本和欧洲主要国家的学术机构。一些高校组建了研究国际问题的系和教研室。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国际局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冷战格局逐步演化，中苏关系不断恶化，美西方继续遏制中国。毛泽东同志指示要研究外国问题。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央相关部委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相继成立一些国际问题研究所，如中联部先后成立了苏联研究所、拉美研究所、西亚非洲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等设立国际政治系。我国国际问题研究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批成建制的研究力量。但因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我国国际问题研究总体上受到严重干扰。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我国区域国别研究获得了大发展，形成了大繁荣的局面。伴随着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成立，由八个区域和国别研究所组成的国际学部在推动中国区域国别研究方面起到了引领和带动作用。与此同时，有不少高校纷纷建立了国际关系学院，这使得我国区域国别研究队伍不断壮大，为新时代中国区域国别学的构建打造了人才队伍。进入新时代，伴随我国深度介入国际事务和在国际影响越来越大，我国区域国别机构由点到面，全面铺开，很多高校纷纷组建了区域国别研究院，区域国别研究队伍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院大军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前几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非洲研究院，这不仅充分说明中国对非洲越来越重视，也说明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空间越来越宽阔。由此可见，我国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和队伍的壮大是与国家发展和成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断上升的国运国势推动了中国区域国别研究队伍不断发展。

区域国别研究与我国国家发展的轨迹密切相连。国运兴则区域国别研究兴，国家发展了，不仅对区域国别研究提出了学术的研究需求，而且也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回想我国建国初期的1960年，《国际问题研究》杂志因经济困难，为减轻国家财政负担，主管部门决定暂停办刊。现在我国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资助我国区域国别研究人员出国进修，在境内外举办各种相关国际会议，邀请外国客人来华访问，出版各类相关区域国别的期刊杂志。仅中国社会科学院，八个相关研究所都有相对应的核心期刊。这是国家强盛所带来的重要结果。

区域国别研究紧贴国家需要，服务于国家对外工作大局

新中国成立伊始，外交上实行“一边倒”的外交策略。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又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宣布承认的国家，因此，苏联自然是我国特别需要学习、借鉴、关注的国家。这个时期的区域国别研究主要聚焦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中苏关系恶化后，我国开始从吸收、学习和关注苏联东欧，转向深入研究和批判苏联东欧国家阶段。七十年代，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美苏“大三角”格局的出现，中国开始注重对美国和西欧的研究。中国区域国别研究进入大发展时期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改革开放之初，特别重视对南斯拉夫、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经济改革经验的借鉴，学术界翻译和研究出版了一系列相关著作，服务于国家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大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我国非常关注东欧转轨问题研究和在苏联废墟上新独立国家的转型问题，为我国与这些国家关系的平稳过渡提供了智力支撑。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全面拓展，特别是中国加入WTO，我国对美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不断深入和拓展，中美、中欧学术界的交流频繁，在一些高校还相继建立了中美、中欧联合研究机构，中国与西方的学术互动增进了中国对西方世界的深入了解和认识。进入新时代，为配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推动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组建区域国别研究院几乎成为各重点高校学科设置的标配。这说明，区域国别研究从孤点到全面，从望“学科”而兴叹到成为国家一级学科，紧随国家发展和需求的脉搏跳动，为全方位扩展中国外交工作新局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壮大，除了我国国内因素的需求和变化之外，还有外部因素的作用。中国改革开放需要良好的国际环境。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国面临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与苏联关系正常化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所收录的《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文章就是与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会见时的谈话内容。从内容上看，我国对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认识、对中苏关系和中日关系的认识是极其深刻的。这反映了我国这个时期区域国别研究是有很大学术成效的。再如，冷战结束后，国际局势发生了急剧而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也为我国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新课题、新挑战和新机遇。中国区域国别学界很好地抓住了这个研究机遇：一是由苏联东欧研究这一传统的国别+区域研究，变为俄罗斯+苏联废墟上成立的新独立国家研究，即中亚和“新”东欧地区研究，我国区域国别学者见证了苏联作为国家解体的历史进程，也见证了“独联体”作为新区域产生的历史过程。二是与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进程相对应，我国区域国别学者见证了东欧因“剧变”而变为“中欧”的历史进程，见证了欧共体变为欧盟的区域一体化进程，也见证了英国从欧盟分离的历史过程。从大的国际视野上看，我国区域国别学界见证了人类从冷战转变为后冷战的历史进程，也必将见证有的世界大国试图开历史倒车的企图破产的过程。这说明我国区域国别研究已经与国际所发生的重大事变紧密关联，同步观察和研究这些发生在相关区域国别空间的重大变化进程，为认识世界之变、时代之变提供了很好的学术研究“样本”。

区域国别研究从点到面，从低微学科到一级学科，充分显示了我国的文化自信

新中国成立时，我国区域国别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我国对国际问题研究还处于摸索时期，谈不上对美西方的研究和对周边国家的基本研究。即使对苏联这个“老大哥”，我们也缺乏深入、客观和全面的研究和认识。当时，我们更多地翻译苏联书刊，更多地从中苏友谊和同盟关系的视角来介绍苏联，谈不上规范的学术研究。而且我们更多地借助苏联了解其他国家和地区情况。六十年代中苏关系恶化之后，我们更多地从“反修防修”的批判思路来关注苏联问题。这个时期，虽然我国建立了一批研究区域国别的机构，集合了一批研究力量，但依然处于区域国别研究的起步阶段。可见，我国在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都是以苏联这个“国别”为核心、以东欧这个“区域”为重点的研究格局，还没有清晰的区域国别研究的概念和学术思路。六十年代区域国别研究还被包裹在国际问题研究的大框架之中。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区域国别研究也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一样焕发了巨大生机，获得了“补课”机遇。我国从苏联东欧国家研究大踏步地转向对美国、西欧发达国家的研究，这既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需要，也是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但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关注苏联更多地是翻译介绍一样，这个时期我国对西方的研究更多地也是翻译介绍，引进西方区域国别研究的学术规范和研究成果。这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西方区域国别研究范式的巨大影响，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至本世纪前十年，面对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我国区域国别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研究领域越来越宽阔。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区域国别研究呈现出两个新特点，一是随着我国全方位改革开放和共建“一带一路”的全面推进，我国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全世界范围内的区域国别研究被我国学术界所覆盖，广大发展中国家被纳入到我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大视野，甚至成为该领域的研究主角。这深刻地反映了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和我国区域国别之变。二是由应用性、追踪性和动态性研究转向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理论构建与动态分析相结合的学术态势。三是有关区域国别研究的成果种类越来越丰富，如不断更新出版的列国志成为我国民众了解区域国别的重要参考书。因此，区域国别作为低微学科已经无法容纳其研究对象的深度和广度，必须塑造一个大的学术空间和平台加以承载，区域国别学作为国家一级学科就是在这个巨大研究需求冲动中诞生的。区域国别学从低微学科变为一级学科，这是我国深度走向世界、与世界融合的重要体现，也是我国国家治理能力显著提升和文化自信的重要标志。

展望未来，我国区域国别学还需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借助国家一级学科的强大政策优势，精心构建自身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将中国对世界的基本认识传递给世界，将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引入中国，充分彰显中国的文化自信，实现我国区域国别学研究领域精神上的独立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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