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15日，王观澜与徐明清在克里米亚燕子堡前留下了光阴一瞬。照片中的二人眉开眼笑，时隔75年，如今我们仍能感受到他们当时的喜悦，很有一种“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的飞扬神态。这是王观澜夫妇在得知新中国即将成立后的反应。尽管远在苏联，但新中国的炽热横穿千里，灼得他们待不住了。王观澜说，我渴望立刻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中去！

      1906年7月，王观澜出生于浙江临海。王家家境贫苦，王观澜直到9岁才走进学堂。他深知学习的机会来之不易，发奋读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6岁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浙江省立第六师范预科。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他白天读书，晚上兼职抄写稿件，赚取微薄报酬。

      在“六师”学习的日子，正是革命思潮兴起的时期，王观澜积极参与学生运动，思想觉悟迅速提升，凭借好风评和领导力当选为学生会主席。1925年，王观澜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担任团支部书记，是年冬转为中共党员，任“六师”简师部学生党支部书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不得不转入地下斗争，掩护战友、组织抗议，困境之中毅然决定前往上海寻找党组织，展现了坚定的革命信念。

      在此后的岁月里，王观澜先是被派往莫斯科深造，学成归国后，又参与了土地革命斗争、创建“红中社”、主编《红色中华》等工作。在“查田运动”中，王观澜起到了重要作用，并因此与毛泽东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期间，他遭到王明等“左派”的诬陷打压而被开除党籍，也是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得以恢复党籍并担任中央土地部副部长。正是在这个时期，王观澜对“三农”问题有了更加系统、深刻的认识，为他日后在农业岗位上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4年10月，红军踏上长征路。王观澜勇担筹粮重任，却在外出筹粮时，因断粮误食而患上痢疾。据王观澜的女儿回忆，父亲曾提起过这段往事，痢疾拉得太厉害，几近虚脱，是战友们半抬半扶，他们才赶上了大部队。而为了节约药物给其他战友，父亲硬是扛了下来，却也因此落下了病根。

      瓦窑堡会议后，王观澜受命担任土地部部长和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后又调任陕甘宁边区党委副书记兼统战部部长，兼任中央统战委员会常委。在统战工作中，王观澜再次遭遇王明等人的打压，被指有“托派嫌疑”。但毛泽东力挺王观澜，称“王观澜经过了我十年的考验，这个同志如果不是好同志，我们党内就没有好同志了”。

      在陕北，因过度操劳，王观澜在长征途中埋下的病根屡次发作，最终支撑不住住进了延安中央医院。住院期间，毛泽东曾专门到医院探望王观澜，后又写信宽慰他要好好养病，信中的“既来之，则安之”，更是成为许多人在面对疾病时，始终保持坚强、乐观态度的一个精神支柱。王观澜的病情反复，几度病危，但在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人的重视与关心下，在中央医院精心救治下，他一次又一次迈过了鬼门关。

      1948年秋天，人民解放战争进入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关键阶段。根据党中央批示，王观澜夫妇启程去往苏联治病。

      在苏联治病期间，健康状况稍有好转，王观澜就开始参观莫斯科的工厂、集体农庄与合作社，他说：“我过去长期调查和研究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有机会来考察苏联的农业发展模式，组织结构等，对我来说，无疑是一次有益的、饶有兴趣的对比研究机会，可以为中国农业的发展寻找可借鉴之路。”

      但王观澜并不盲目追崇苏联的经验，他认为中国不能照搬苏联农庄的那套经营方法，他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苏联农业的集体化、机械化程度很高，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的人口稀少、土地广袤，比较容易进行大面积的耕作。而中国幅员辽阔、地形多样，主要的农业产区人口稠密，人均可耕地少，因此很难快速向集体农庄迈进。苏联农业实行的集体农庄方式，是根据他们自己国家的自然条件、人口数量等实际情况而定的，他说：“中国不能一味照搬照套。”

      194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即。王观澜说，我渴望立刻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中去！在得到党中央同意后，王观澜夫妇很快就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这张照片，正是二人在回国前的留影。再看流露出的这份喜悦，更多了几分赤诚与期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观澜一直在农业部门的领导岗位上工作，他先后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农业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兼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农业部顾问组组长。数十年间，他始终以发展农业为首要任务，一心扑在为广大农村和农民寻找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道路上。

      （作者单位：浙江省临海市政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