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一五”计划的实施，中国建立了单一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从而在确保人民基本生活的前提下，集中资源进行工业化建设，一举跳出了“贫困陷阱”，为生产力加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中国成立初期确实存在着“贫困陷阱”

落后国家要想通过工业化实现富强，第一步就是跳出“贫困陷阱”。所谓“贫困陷阱”，是指处于贫困状态的个人、家庭、群体、区域等主体，因贫困而不断再生产出贫困、长期处于贫困的恶性循环中无法自拔。

新中国成立之初，正处于“贫困陷阱”之中。1952年底，民主革命任务基本完成，国民经济也得到恢复。1953年，中国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此时的中国依然是一个以传统农业为主的经济落后国家。1952年中国才有了比较完整准确的统计数据，当年中国三大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分别为50.5%、20.8%和28.7%；就业人数占比分别为83.5%、7.4%和9.1%。在农业领域，人均生产资料非常缺乏。

据1954年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全国农户土地改革时平均每户拥有耕畜0.6头、犁0.5部，多数农户从事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都很困难。在正常年景下，每到青黄不接的春季，全国尚有2000万以上农民缺少口粮。在工业领域，主要工业品总产量和人均产量均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1952年，中国的人均钢、煤炭、原油、电力产量分别为2公斤、115公斤、0.8公斤和13度；而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为82公斤、724公斤、242公斤和448度。生产力落后导致中国的资本严重短缺。1952年，中国的GDP仅为人民币679亿元，人均119元；年末全国城乡储蓄存款8.6亿元，人均1.5元；国家外汇储备仅有1.08亿美元。

这种积累能力极低和剩余高度分散的情况，使得成立之初的新中国处于“贫困陷阱”。正如毛泽东在1954年所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要跳出“陷阱”，唯有集全国之力，将有限的资源最大限度地动员到工业建设中来，这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

国家安全需要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

在工业化的具体路径上，党内主持实际工作的同志最初倾向于按照“农、轻、重”的顺序发展，既可以改善人民生活，又有投资少、收益高的优势。

但是，朝鲜战争的爆发迫使新中国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道路。朝鲜停战之后又爆发了越南战争，二战后的两次局部热战都发生在中国周边，严峻的安全形势要求中国必须尽快建立国防工业。正如1953年经毛泽东修订的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提纲所指出：“因为我国过去重工业的基础极为薄弱，经济上不能独立，国防不能巩固，帝国主义国家都来欺侮我们，这种痛苦我们中国人民已经受够了。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建立重工业，帝国主义是一定还要来欺侮我们的。”

重工业落后也制约了国民经济协调发展。陈云曾指出：“为了发展农业，为了发展运输交通事业，必须首先发展重工业。同样，没有重工业就不可能扩大轻工业，因而也就不可能有系统地改善人民生活。”基于国防安全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中国确立了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中国从1953年开始实施“一五”计划，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援助的156个项目为中心、由限额以上的694个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这些项目以重工业为主，并能弥补中国残缺不全的工业门类。

“一五”计划的实施，使中国的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当时，西方国家实施的政治与经济上的孤立和封锁，以及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同构，决定了新中国只能在半封闭的状态下发展内向型经济，依靠自身实行迅速而大规模的资本积累来启动工业化进程，而有限和分散的农业剩余几乎是我们获取这种积累的唯一途径。

“一五”计划实施后，农产品供求的严重矛盾迫使政府实施了粮棉油统购统销和其他重要农产品统一收购政策，在农产品流通领域建立起计划经济体制；为了提高农业生产力并降低统购政策的交易成本，农业合作化进程不断加快并于1955年夏天进入高潮。在工商业领域，“一五”计划的庞大需求使市场上自由销售的生产资料比重下降，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也向重点项目倾斜，私营工商业面临“无米下炊”的困境，因而增强了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意愿，并于1956年底基本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底，中国基本建立起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

生产力水平取得较大提高

计划经济时期，尽管经济发展存在起伏大、效益低、农轻重失衡等现象，但是生产力水平仍然取得了较大提高。1978年，三大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分别为27.7%、47.7%和24.6%，工业成为国民经济主导产业。1952年至1978年，按不变价格计算，中国工业增加值增长15.9倍，年均增长11.5%，飞机、汽车、发电设备、重型机器、新式机床、精密仪表、电解铝、无缝钢管、合金钢、塑料、电子器材制造等部门从无到有，“我们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964年至1980年，国家还累计进行了2000多亿元的“三线建设”投资，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比重约40%，有效改善了中西部地区发展基础薄弱的状况。

工业化也提高了农业生产力水平。1952年至1978年，农业机械总动力由25万马力增至15975万马力；机械耕种面积由13.6万公顷增至4067万公顷；灌溉面积由1995.9万公顷增至4496.5万公顷，其中机电灌溉面积由31.7万公顷增至2489.5万公顷；化肥施用量由7.8万吨增至884万吨；农村小型水电站由98个增至82387个，发电能力由0.8万千瓦增至228.4万千瓦；农业用电量由0.5亿度增至253.1亿度。

在科技和国防领域，中国不仅成功研制出“两弹一星”、核潜艇等尖端武器，而且在资源勘探、农业育种、医疗制药等领域也取得重大进展，形成了一支门类比较齐全的科研队伍。国家还高度重视基础教育，1978年，基本普及小学教育，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5.5%；1982年，文盲率降至22.8%。这些都为改革开放后生产力加速发展储备了要素。

（摘编自《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9期 武力 李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