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要艰苦朴素；在任何场合都不能说出与他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不许动用公车。”“凡个人生活中自己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劳，自我服务。”“晚辈不能丢下工作专程进京看望他，只能在出差路过时才可以去看看。”……这是周恩来定下的“家规”。

       2024年2月4日，邓颖超诞辰120周年纪念日。曾经在西花厅生活、或曾与邓颖超或周恩来接触过的周氏晚辈都切身感受了这一条条“家规”的硬度与温度，往来间的点点滴滴映射着特别的家风与别样的骨肉亲情。

       “七妈”如“亲妈”

       1949年夏天，12岁的周秉德第一次来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的身边。邓颖超第一次见到周秉德时，一下就猜到了她的身份，亲切地拉着她的手道：“你就是小秉德吧！”“大娘好！”周秉德习惯性地脱口而出，用了天津的称呼。邓颖超一手揽着小姑娘，轻声说道：“以后就叫我七妈吧。”

       后来多年过去，回忆起第一次见七妈时的情景，周秉德感慨不已：“七妈第一次抱我时掌心的温度和注视我时慈祥的目光仿佛一直停留在我身上，一切还都像是昨天发生的一样，历历在目。”

       日后，周家后人常称邓颖超“七妈”，原来是按周恩来在家中的大排行排在第七来的。

       在周秉德的印象中，她接触七妈邓颖超的时间比接触伯伯周总理的时间要长得多。因周总理时常忙于国家事务的关系，邓颖超承担起了更多教育后代的责任。周秉德形容伯伯周总理是属于“公家的”“大家的”，作为七妈的邓颖超相比之下对晚辈们的关爱要多一些。

       在侄女周秉宜的记忆里，周恩来工作起来一直没日没夜，晚上经常工作到凌晨五六点，每天只睡不到6个小时。“一到晚上工作，伯母就特别不放心，就怕他坐进办公室里好几个小时不出来。”周秉宜说，伯父工作起来是不允许打扰的，别人劝他休息，他总是“拖延”。

       为了周恩来的休息和健康，为了他“能够为党工作得长久一些，更多一些”，邓颖超及工作人员曾“设计”以6岁的小咪（周秉宜乳名）作“秘密武器”，央求、生拽伯伯带她去公园看花。周秉宜说：“如果是儿童（提出的要求），伯父是不太拒绝的。因此，我那时候比较多的任务是拉他出来去散步。”

       没有特权的言传身教

       “伯父作为国务院总理，终日勤于处理国家公务。与此同时，他也没有放松对亲属侄子侄女的教育，制定出一系列严格的纪律。而具体执行这一系列纪律，便是我的伯母邓颖超。”周秉宜在西花厅前后生活了近20年，回忆说：“我和哥哥在八一小学上学，周末接送的时候，不能动用伯父伯母的小汽车，会有卫士叔叔骑车到学校后，雇辆三轮车把我和哥哥接回家。三轮车的车费由伯父自己出钱。伯母说：‘小汽车是公家给你伯父开会和工作用的。你们小学生没有为国家做过任何贡献，就没有资格坐他的小汽车。’”

       有一年除夕的晚上，周恩来和邓颖超请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几个晚辈吃饭，特意在餐桌上放上了一盘热气腾腾的肉包子和一盆黄澄澄的小米粥。邓颖超点明了吃这两样食物的意义：“今天是除夕，请大家吃小米稀饭和肉包子。为什么呢？因为中国革命是小米加步枪打出来的，不能忘掉小米。为什么吃肉包子？因为共产党、毛主席领导我们推翻三座大山，得到解放，生活好了，才有肉包子吃。”

       周秉宜说：“新中国成立之后，伯父作为国家领导人，他身边有不少为他服务的工作人员，卫士、大夫、护士、司机、厨师、生活服务人员等。对待这些在西花厅做服务工作的同志，伯母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就告诉我：‘你伯父和我和这些叔叔阿姨，我们大家都是在为革命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们只是分工不同。’伯母要求我们一定要尊重这些叔叔阿姨，每天见面一定要打招呼，不许对他们不理不睬，更是绝对禁止我们去让西花厅的工作人员为自己服务。”

       1961年春节前后的一天，周恩来夫妇请几个侄儿来家里吃午饭。饭桌上只有三个菜：两个素菜，一个有少量肉丝的荤菜，一碗菜汤。其中少见的那一盘荤菜，还是为了第一次来看望两位老人的堂侄周保章才特地加的。吃饭时，又端上来四个杂粮做的窝窝头。周保章想：自己是年轻人，理应吃粗粮，就伸手去拿。而邓颖超却将他的手拨开，慈祥地说：“这是你伯伯和我的，你是客人，吃米饭吧！”周恩来和邓颖超微笑着拿起窝窝头便啃起来。事后，周保章才了解到，伯父、伯母在困难时期一直带头严格执行粮食定量供应制度，经常以粗粮为食。

       外地亲属到北京顺道看望周恩来和邓颖超，这是常有的事。周恩来夫妇都热情招待他们，留他们在家里一起吃几顿家常便饭，并了解他们的工作和思想情况，有时也从他们口中了解当地的生产情况和群众生活水平。邓颖超和周恩来总是告诫他们：“要和群众打成一片，不能有丝毫的优越感，更不可以搞特殊化。”

       “七妈同志”的特别礼物

       有一年，大侄女周秉德来信就自己的终身大事问题请教“七妈”。邓颖超回信：“我应该也必须把我的意见快（速）答复你，不过这只是供你参考，决定问题，还是应该由你自主。”信中，邓颖超谈原则、指方向、给建议，强调“一个共产党员在选择伴侣的时候，最重要的前提是政治条件和品质”。信的落款为“你的七妈同志”。情真意切，言近旨远，对周秉德教育帮助很大。

       1964年国庆节这天，邓颖超得知周秉德与党外知名人士沈钧儒老先生的孙子沈人骅喜结连理，携礼前往祝贺。当沈人骅的姑父范长江、姑母沈谱等惊讶邓大姐亲自登门相贺时，邓颖超笑呵呵地说：“嫁女儿，我能不来吗！”

       周秉宜回忆：“（上世纪）50年代初，西花厅的叔叔阿姨都很年轻，如有哪位同志结婚，伯父伯母会非常认真地准备一份贺礼，一对枕巾或一对钢笔或一幅织锦风景画，东西不贵重，礼轻情意重。在我结婚生孩子时，伯母送了我几只他们用过的掉了瓷的搪瓷小碗和半块用了5年多的塑料桌布、几件旧睡衣。伯母说，棉布睡衣不会伤小孩子的皮肤，你就用这旧衣服给孩子做尿布吧。那桌布伯母给我的时候就只有这半张，还有半张伯母送给谁了，我也不知道。这半张餐桌布，我也没舍得用，一直将它珍藏在箱子里，后来我捐赠给了绍兴周恩来纪念馆。”

       国防大学原政治部主任周尔均的父亲周恩霔是周恩来的堂弟。1953年底，周尔均被批准入党，当天便写信把这个喜讯报告了七伯、七妈。他是周恩来侄子辈中第一个入党的，邓颖超即刻亲笔回信，称呼“尔均同志侄”，给予亲切鼓励和殷切期望，用“至为兴奋”形容她和周总理得知尔均侄儿入党时的心情，并在信里对刚刚入党的“同志侄”提出“必须从思想上行动上加以不断的实践”等“三个必须”，这“三个必须”后来成为周尔均几十年来践行入党誓言的座右铭，这封信也成为他的传家宝。

       伯父伯母的特殊“关照”

       周恩来有个堂侄叫周尔辉，周尔辉的父亲周恩硕是烈士。1952年，周尔辉被接到北京抚养，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钢铁学院任教。1961年，他和家乡的一位小学教师结了婚。单位为了照顾他们夫妻俩，准备把他的爱人从淮安调往北京工作。事后，周恩来就这件事严肃地批评了有关单位。他说：“照顾夫妇关系，为什么不能从大城市往小城市调，偏偏要调到北京呢？”有关单位接受了周总理的批评，没有接纳周尔辉爱人的户口。

       为了做好周尔辉的工作，邓颖超专门找他们夫妻谈话：“伯伯是抓压缩城市人口工作的，他要带头执行这项政策。”周尔辉和妻子经过伯伯、伯母的说服教育，非常理解伯伯的做法。周尔辉回到淮安后，在淮安县中学当起了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师。

       1969年，全国共有约500多万知青奔向了农村。这年初，周秉和也在其列，作为北京知青到陕北延安农村插队。

       周秉和介绍，去延安之前，伯父、伯母把他叫到西花厅做离京前的嘱托。周秉和从伯母那得知，当年她们经过长征初到延安时，由于卫生条件差身上都长过虱子，大家调侃地管它叫“革命虫”，提醒她也要做好长“革命虫”的准备。

       插队的第二年，新疆军区到陕北招兵，周秉和满怀豪情身着军装踏上了新的征程，并拍了一张穿军装的照片寄到中南海。不久，收到了七妈的回信：“秉和，……你父亲现正接受审查（注：周秉和的父亲周恩寿当时受‘四人帮’迫害，还未平反），既然违反了政策就应改正……”就这样，只当了三个半月兵的周秉和因为伯父、伯母的“关照”，又回到了延安农村继续当农民。

       “可能在别人眼中作为总理亲人，我们多少会享有一些特权，但现实中，伯父的一生都是大公无私的，亲人不仅没有享有所谓的特权，反而对我们的要求更加严格。”周秉和感慨道。

       1968年，15岁的周秉建做了人生中第一个重大的决定，她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去内蒙古大草原深处的牧区锡林郭勒插队。

       几个月后，她终于如愿以偿，获得批准。直到此时，周秉建才写了一封信，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伯父伯母。“在临行前头一天的晚上，我先去见伯母，在客厅边交谈边等着伯伯‘下班’。当时，伯母知道我要去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就特意给我讲了当年红军长征经过彝族地区时，刘伯承元帅与彝族首领小叶丹共同结盟的故事。她叮嘱我要注意尊重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要和他们团结友爱。我们谈得很开心，直到伯父从办公室出来。他见到我，特别高兴。特别正式地伸出手来，像接见外宾一样，用力地和我握握手！”

       两年半以后，周秉建应征入伍，怀着高兴的心情回北京过新年。回到家不久，她接到邓颖超的电话，让她当面去汇报情况。周秉建立刻敏感地想到，是不是两位老人误以为她是“后门兵”。正如周秉建所料，伯父伯母希望她脱下军装回到内蒙古去，因为当时一些干部想方设法让子女离开农村去当兵、对整个国家的大局不利，尽管周秉建是按正常程序当的兵，但最终还是脱下了还没有穿热的军装，揣着老人温暖的嘱托返回内蒙古草原，和牧民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真正和牧民们打成了一片，后来嫁给蒙古族歌手拉苏荣为妻。日后，周秉建回忆在内蒙古生活和工作的27个春秋时深情地说：“我对大草原和对西花厅的感情一样，结下了终生的缘分。”

       提起往事，周秉和说：“妹妹挺不容易，内蒙古草原冬天特别冷，温度零下几十度，蒙古包里也不暖和。她每次回到西花厅，西花厅的工作人员都知道这是周秉建回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她身上的羊膻味特别重，站在西花厅的院子里都可以闻到。”

       周恩来、邓颖超对亲属既严格又爱护，他们希望周家后代做最普通的人。当工人、当农民、当教师、下基层，不允许有任何的特殊化，更不允许炫耀与他们的关系。因此，他们曾不得不干预亲属中一些人的工作安排，明确表态，不同意任命较高的职务，当了兵的要退役，爱人从外地调北京的要回原籍。

       在长达44年的工作履历中，堂侄周保章始终坚守在最普通、最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在部队时当过战士、干事；1958年因病转业到青岛通用机械厂后，干过工人、车间主任、文书等岗位……而其身份很长一段时间一直不为外界所知。直到1996年，身患癌症的周保章在北京手术出现意外，医院一度下发病危通知书，此事最后被中央组织部得知，并通知青岛当地政府部门。此后，周保章与周恩来、邓颖超的关系才被外界知晓。

       依依难舍的最后告别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与世长辞。邓颖超转述了周恩来的最后一句遗言：逝世后亲友都不要来北京，坚守岗位是最好的悼念。

       1月8日这一天，在北京工作的周秉德正在上海出差。邓颖超给她发电报说：“家有要事，请速回京，速回京。”周秉德说：“就这么个电报内容，我又没有看到，亲戚就也不知道是这么大的事儿，所以就想着第二天来告诉我。第二天六点半，哎呀，我一下听到哀乐，哎哟，哎哟，我就哭得没办法了。”

       原以为伯伯去世后，七妈一定是躺在床上哭得不得了，但周秉德戴着黑纱回到西花厅时，只见七妈早已站在客厅等待她的归来。周秉德回忆说，她永远忘不了这一幕：当她抱着七妈痛哭时，坚强的七妈始终没有哭泣，只是不停地安慰她：“不哭秉德，要坚强，化悲痛为力量，不要哭。”

       在八宝山最后向周恩来遗体告别时，一直高度克制自己悲痛的邓颖超终于忍不住抚棺痛哭：“恩来同志，我再也看不到你了，让我好好看看你，让我痛痛快快地哭一场，让孩子们好好看看你吧！”

       1月15日周恩来追悼会后，邓颖超把亲属和总理的医务人员召集到人民大会堂的台湾厅，谈了半个多小时的话。在谈话中，邓颖超向治疗周总理的医生和护理人员表达了感谢，并说：“50年代，我和你们伯伯共同商量，把我们的骨灰撒到大好的山河土地里去，虽然肉体不在了，他的骨灰在祖国大地里作为肥料，继续为人民服务，物质不灭，生生不已。”

       伯伯去世后，周秉德尽量多些去西花厅看望七妈，慰藉七妈。周秉德靠在七妈身边坐下，邓颖超缓缓地说：“秉德，这是你伯伯的一件遗物，一直放在你伯伯的保险箱里。现在我把它交给你，做个纪念吧。”

       邓颖超从皮夹子里掏出周恩来30多年前写给自己的三封亲笔信，一封一封给周秉德解释信的背景和内容。周秉德听着七妈的追述，不时作相关的记录。最后，周秉德郑重地接过皮夹子，心想：虽然伯伯的皮夹子里没有一分钱，可是对于我来说，却是无以估价的珍宝。

       周秉钧说：“后来我知道姐姐和小妹妹秉建在和伯伯遗体告别后，争取机会在伯伯遗体前照了一张相。我回到部队后，给七妈写信中提出希望得到一张七妈陪着伯伯遗体的照片，说：‘以便增强我的斗志。’七妈委托（秘书）赵炜同志给我回信说：‘难道没有这张照片就没有斗志了吗？’说归说，七妈还是理解我的心情，不久真的给我寄了一张珍贵的照片。”

       1982年，周秉德和弟弟周秉钧去看望邓颖超。在交谈中，邓颖超向周秉德和周秉钧说道：“你们俩今天来了，我得向你俩交代一些事，我已经写好了遗书，已经向组织上和赵炜交代了。有一点，赵炜不敢做，我把它交代给你们，就是我得了重病，临死前，千万不要抢救，因为这样的抢救完全是没有意义的。”

       1992年邓颖超逝世后，遵照她的遗嘱，家人将她的骨灰撒向了天津海河。

      （本文作者为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员，毛泽东著作版本研究会研究员，雷锋文史馆名誉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