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红色家书的经典之作，左权将军家书的一字一句都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崇高的革命精神和道德风范，每一封家书都是一段鲜活而震撼的革命记忆。

       坚定的家国“大我”情怀

       “家国一体”思想是中国古代国家架构与治理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左权将军是八路军高级将领，他把人性与党性高度有机融合为一体。

       家书的一头，是将军的“小我情怀”，是他最温暖的情感寄托。他给妻子刘志兰的信中写道：“我们的驻地虽狭小一点，经修整后较砖壁还好，院子里种了许多花……大批菊花、牵牛花等，开得甚为好看。可惜的就是缺兰，而兰花是我所最喜欢最所爱的，兰恰离开我在千里之外，总感美中不足。每次打开门帘，见到各种花的时候，就想着我的兰，我最亲爱的兰。”

       这些琐碎平常的生活细节描摹与革命宏大叙事并无必然关联，却突出了日常生活的具象和乐趣，肯定了人生意义的现实性。

       家书的另一头，是将军的“大我情怀”，是左权投身革命以来的毕生追求。他在给母亲、叔父的信中写道：

“我们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当局对我们仍然是苛刻，但我军将士，都有一个决心，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铜板，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铜板，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

       为了国家利益和抗日决心，左权带领八路军指战员在“没有一个铜板”和“吃过草”的条件下“准备还吃草”；“已准备着以最大艰苦斗争来与日军周旋”。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怪得很，记得去年今日已经很冷了，但今年今日还不见雪，比去年暖得多，农民已担心明年的旱灾，这确是可怕的事。如不幸明年来个旱灾，那敌后抗战事业的困难必更大增。”“敌后战争仍在紧张的发展。困难情形亦大非昔比，渡过最艰难的两年后再相见吧。那时的情况自然就好了。”

       左权虽说“渡过最艰难的两年后再相见吧”，可直到牺牲都未能与家人再见一面，颇有当年护国将军蔡锷“七尺身躯已许国再难许卿”的风范。家国情怀，浑然一体。

       与时俱进的忠孝观念

       忠孝是传统道德文化的基本概念。在家尽孝、为国尽忠的道德观念，影响着数千年的中国人。左权在给叔父的信中写道：“不幸林哥作古，家失柱石，使我悲痛万分。我以己任不能不在外奔走，家中所持者全系林哥，而今林哥又与世长辞，实使我不安，使我心痛。叔父!我虽一时不能回家，我牺牲了我的一切幸福为我的事业来奋斗，请你相信这一道路是光明的、伟大的，愿以我的成功的事业报你与我母亲对我的恩爱，报我林哥对我的培养。”

       1923年，18岁的左权毅然投笔从戎，奔赴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自此，从黄埔一期到留学苏联，从返回苏区到万里长征，从华北抗战再到牺牲在十字岭，一直未能回到故乡。从传统孝道观念看来，这已属“不孝”行为；1937年9月，他在叔父左铭三的来信中惊悉自己大哥左育林已逝，家中仅剩母亲一人。每每读此，总让人扼腕。然而，自古忠孝两难全，在母亲膝前尽孝与民族国家的利益之间，左权毅然决然选择留在抗日前线为国尽忠，将革命事业的成功视为对父母最大的尽孝，直至牺牲在十字岭。

       薪火相传的红色家风

       左权将军的家风和革命记忆自始至终秉承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为了工作、进步“于党有益”和抗战时局，所彰显的革命大无畏精神和乐观情怀。

       “志兰：你到达延安后，应即把太北送到托儿所去，你能很快的进学校，这是我的愿望，想你也同感。”“好的是北北已长大了，完全同意你到适当时候当然的脱离她，进学校去。我决意不阻挠你的学习，遵守分别时的诺言。”“不多写了，不要忘记教育小太北学会喊爸爸，慢慢的给她懂得她的爸爸在遥远的华北与敌寇战斗着。”

       在战争年代中，不管是前线还是后方，左权始终重视学习和教育的作用，因为他深知若要永葆红色家风永不褪色，用理论学习去武装头脑必不可少。

       为克服物质困难、精简机关、充实基层，中共中央提出精兵简政。从“春耕”到“筑堤开荒”再到“加紧生产”，这段革命记忆从左权家书便可见一斑。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我根据地遭受敌寇之摧残是空前的。敌人的政策是企图变我根据地为一片焦土，见人便杀，见屋便烧，见粮食便毁，见牲畜便打，虽僻野山沟都遭受了损失，整个太北除冀西一角较好外，统均烧毁，其状极惨。”“敌人新的花样就是放毒。在军队指挥机关驻地，在工场、地方，在某些政权机关及某些群众家里，满布糜烂性毒质。”

       1941年日军的大“扫荡”使太北地区成为一片焦土；而抗战中日军的这些暴行更是反映了中华民族所经历的血泪和苦难。

       （摘编自《党史文汇》2023年第1期 张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