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柏是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得力助手。在中央苏区的艰苦岁月里，他跟随毛泽东一起战斗、工作和生活，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1956年，毛泽东亲自下令要求公安部迅速查清他牺牲的经过，并严惩凶手。

菖蒲初见：“寻乌党的工作、武装建设都搞得不错”

1906年12月，古柏出生在江西省寻乌县篁乡塘背村（今晨光镇沁园春村）的一个破产小地主家庭。由于家境贫寒，父亲古光明把他送到外公家寄养。古柏自幼聪慧，才思敏捷，深受外公喜爱，并被寄以厚望。1920年，古柏在外公的资助下进入广东梅县广益中学读书。在这里，他结识了许多进步青年，开始接触到《共产党宣言》等进步书刊，受到很大影响。1925年，19岁的古柏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积极参加广东革命活动的同时，十分关注家乡寻乌的革命斗争。他联络在广东求学的寻乌青年，在梅县成立寻乌留粤校友会，又根据革命形势的转变，倡导成立了革命团体“寻乌县平民合作社”，使之成为学生运动的核心组织，并把这一组织发展到寻乌的许多地方。

外公梅洪馨得知古柏冒着风险从事革命活动，十分不安，劝他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并保证送他到日本留学。古柏却说：“留学固然好，但洋学问也不能救国救民。”

1926年暑假，古柏回到寻乌老家。他利用假期走村串户，广泛开展社会调查，并在村里创办农民夜校，在教农民读书识字的同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学员传播进步思想。在古柏的领导下，寻乌篁乡农民协会秘密成立，古柏当选为会长。

1927年6月，古柏根据中共东江特委的指示，回到寻乌开展革命工作，并于当年秋与回到家乡的寻乌籍共产党员一起，成立了寻乌第一个共产党的组织——中共寻乌县支部委员会。从此，寻乌的革命斗争由以前分散自发地进行走向了统一有组织地开展，有力地推进了寻乌的工农革命运动。

1928年3月25日，为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在中共寻乌临时县委领导下，古柏等同志率领全县武装农民和进步学生共5万余人举行起义，一举攻克寻乌县城，成立了寻乌县革命委员会。起义失败后，古柏不顾敌人多次悬赏通缉，再次从广东秘密回到寻乌，联络起义失散的革命同志，重振革命队伍，重新恢复农会活动。同年8月，中共寻乌县委正式成立，古柏任县委书记。

1929年1月底，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红四军主力从井冈山转战赣南。在寻乌菖蒲圩，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古柏，兴奋又激动，他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寻乌的革命情况。毛泽东听后满意地说：“不错嘛，寻乌党的工作、武装建设都搞得不错。”充分肯定了古柏的工作，并鼓励他进一步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力量，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有计划地组建红色政权。在毛泽东的建议和指点下，古柏将红四军留下的部分同志合编，扩大了赣南红军第二十一纵队。1929年11月，在阳天嶂成立了寻乌县军事委员会（后改为寻乌县革命委员会），古柏任主任委员。1930年初，古柏领导创建了寻乌革命根据地，在全县6个区30余乡普遍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寻乌县掀起了革命高潮。

寻乌调查：“在全部工作上帮助我组织这个调查的，是寻乌党的书记古柏同志”

1930年5月，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红四军在红五十团配合下击溃了气焰嚣张的澄江谢嘉猷反动武装后，又一举攻克寻乌县城，将红四军总部驻扎在这里，并分兵深入相邻的安远和广东平远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根据地。为了弄清中国富农问题和城市商业状况，毛泽东决定利用这一分兵活动的间隙，在寻乌作一次全面深入的社会调查。时任中共寻乌县委书记的古柏全面协助配合。

古柏不仅陪同毛泽东走街串巷，仔细考察寻乌县城，还和毛泽东深入商店、作坊、圩场和田间地头作调查，与店员、手工业工人和农民促膝谈心，广泛接触各行各业人员，了解社会各阶层的生活状况。为了更全面、真实、准确地了解情况，毛泽东决定召开一个调查会。古柏根据毛泽东调查的主题和思路，精心挑选曾任县商会会长的杂货店主、曾在旧军队当过排长的县苏委员、曾任县署钱粮兼征柜办事员的乡苏主席、县（区）苏干部、前清秀才、小学教师等各色人物共11人来开调查会，后又邀请50多人参加调查总结会。这些人不仅社会经验丰富，而且职业多样化，给毛泽东介绍了不少尚未掌握的情况。在他们的帮助下，毛泽东不仅对寻乌县城21个行业、100多家大小商店的历史和现状及其主人政治态度了然于胸，而且对全县7个区20户大地主、113户中地主的政治思想、剥削状况也了解得清清楚楚，掌握了丰富翔实的第一手材料。

毛泽东在寻乌的调查规模大、覆盖广、问题细，对调查对象要求较高。如何选取合适并有代表性的调查对象，选好的调查对象是否愿意配合，是否能在调查会上讲真话，这些问题都需要古柏进行权衡和考量。古柏根据自己对寻乌各方面的了解，一家一户地去耐心动员和邀请，最终圆满完成了两次调查会。寻乌方言不好懂，在调查会上，古柏不仅负责记录，同时还担任“翻译”。会后，他还协助毛泽东整理调查会记录、研究分析调查资料等。通过此次调查，毛泽东写下了《寻乌调查》和《反对本本主义》两篇光辉著作，首次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著名论断。

对于古柏在这次调查中所提供的协助，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评价，他高兴地对朱德说，“有收获，这个县城有意思。古柏熟悉情况，他忠厚随和、宽以待人，在寻乌各界都有朋友”。在《寻乌调查》中，毛泽东更是以“在全部工作上帮助我组织这个调查的，是寻乌党的书记古柏同志”表达了对古柏的感谢和认可。而在与毛泽东一起调查研究的日子里，毛泽东唯实求真的思想作风也深深地影响和感染了古柏，激励着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延安哀悼：“吾友古柏，英俊奋发，为国捐躯，殊堪悲悼”

寻乌调查后，古柏被任命为红四军前委秘书长，前委扩大为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后任总前委秘书长，协助毛泽东处理军队和地方党的工作，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1931年1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撤销后，古柏的职务也随之免除，但他毫无怨言，始终积极忠实地为党工作。

1933年5月，由于坚决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和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古柏与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一起遭到错误批判，受到撤销职务和党内“最严重警告”处分，被分配到会昌县任扩红突击队长。面对政治上的失意和组织上的处分，古柏并未气馁，始终以党的事业为重。在组织上，古柏服从了这个决定，他忍辱负重，与农民谈心、交朋友，动员了许多人参加红军。但在思想上，古柏始终没有放弃正确的路线，他公开声明：“你们有你们的路线，我们有我们的意见。撤职，缴枪，甚至开除党籍，也得保留我们的意见。你们只能缴掉我们身上的武装，但不能解除我们思想上的武装！”这充分表现出共产党人坚持原则、服从组织的优秀品质，也诠释着对党的无限忠诚。

1934年春，古柏被分配到苏维埃中央政府粮食部负责粮食征集工作。他夜以继日地奔赴会昌、长汀等地，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依然出色地完成征粮任务，为保证红军供给作出了重大贡献。征粮期间，他笔耕不辍，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了《迅速完成收集粮食运动，为充分保障红军给养而斗争》《粮食突击运动检阅》《粮食突击运动总结》等文章。在古柏等人的共同努力下，中央苏区的粮食收集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仅40天就收集19.8万担粮食，有力地支援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古柏奉命留守中央苏区，任闽粤赣红军游击纵队司令。为了保卫苏区、牵制敌人，他告别年轻的妻子，寄养年幼的孩子，率领红军游击队转战于都、安远、寻乌等地，同敌人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1935年3月初，根据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的指示，古柏等同志被安排前往广东东江地区传达党关于游击战争的策略部署。他在一位廖姓同志的陪同下，辗转来到广东龙川上坪鸳鸯坑，并在当地游击队活动据点赤米峰的纸棚里召开了五（华）兴（宁）龙（川）游击大队队员会议，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并部署下一步的游击斗争。3月6日，由于叛徒出卖，敌人包围了游击队驻地鸳鸯坑。为掩护战友突围，激战中古柏不幸中弹。年仅29岁的古柏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践行了“甘做共产主义铺路石”的铮铮誓言。

1937年秋，寻乌古氏家族修订族谱，准备为古柏立传，但当时他们对古柏在党和红军中的任职情况及事迹把握不准，便委托古柏的二兄古梅写信到延安，向毛泽东询问，并请毛泽东为古柏作传。毛泽东得知古柏壮烈牺牲的消息后，深感痛惜，亲笔题词悼念：“吾友古柏，英俊奋发，为国捐躯，殊堪悲悼。愿古氏同胞，继其遗志，共达自由解放之目的。”字里行间，饱含着对挚友古柏的深厚情谊和深切怀念。（摘自2023年第2期《当代江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