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既通晓革命理论又懂得自然科学”“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科技人才

       独立自主地培养科技方面的新生力量，是党加强科技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我们党从根据地的实际需要和人才成长规律出发，建立了自己的人才培养学校，陆续创办了延安自然科学院、中国医科大学、农业学校、卫生训练学校、白求恩护士学校等，为人民军队和根据地各项事业培养了大量各方面素质都较高的科技骨干力量。

       在建立人才培养学校的同时，我们党还支持根据地组织、创办研究机构，先后开展各种科学研究和科学实践活动。1940年2月，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通过召开年会、组织科学报告、撰写学术和科普文章、组织科学调查等活动集中科技人才，使他们能够在学术上、技术上、工作经验上，互相切磋，互相帮助，发挥出他们的最大力量。如1941年9月，自然科学研究会组织观察延安日食，将观测结果进行了详细记录，帮助学员和群众科学认识日食、月食等自然现象，发挥了普及自然科学知识的作用。研究会的成员还积极参加边区纺织、造纸、火柴、军事、地质采矿等工业和医药卫生多个领域的建设工作，为“动员全国自然科学界的一切力量，来参加抗战建国的自然科学工作”发挥了示范带头作用。此后，医药、生物、农学、机电、化学、数理等专门学会也陆续成立，团结相关领域的科技人才有计划有系统地开展研究，并将研究成果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

       为增进科技人才技术经验的交流，我们党还组织了内容丰富的技术展览会，展览主题有物理、化学、地质、矿物、生物等，起到了检验生产成绩、提高生产效率、改进产品质量、推动技术进步的作用。1938年举办的延安工人制造品竞赛展览会得到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陈云等领导同志亲自倡导和赞助。这次展览会共有420件展品，前往参观并签名的就有3500多人。

       欢迎科技人才等专门家来抗日根据地

       全面抗战时期，从根据地以外引进吸纳科技人才，是我们党有效缓解科技人才紧张困境、做好科技人才工作的重要方式。

       早在1936年8月，毛泽东在给章乃器等人的信中，就谈到了党中央对“专门家”的态度。他指出：对于一切“知识分子、专门家，欢迎他到苏区来，给予他们以工作和发展天才的机会”。陕甘宁边区政府明确要求：要“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与文艺运动，欢迎科学艺术人才”。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和正确的人才政策吸引下，大批爱国科技人才纷纷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阻挠，奔赴到陕甘宁、晋察冀、晋西北等抗日根据地。诗人何其芳记录了1938年初到延安的见闻：“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这其中就不乏许多科技人才。

       对科技人才“充分的信任”，“给以充分的负责工作”

       对于科技人才的使用，我们党明确指出：要对他们应有充分的信任，并根据其专门知识与技能，适当地分配其工作，给以必须的条件，努力创造各种机会使他们能够人尽其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让科技人才身处重要岗位、承担关键任务。1941年4月，中央军委指示指出：对各种科技人才，“一律以他们的专门学识为标准，给以充分的负责工作，如工厂厂长、医院院长等等”。1942年5月，中央书记处也明确规定，对文化技术干部，要尊重其“工作经验，提高其威信，大胆地提拔做负责任的工作（不论是行政上或技术上）”。1942年9月，在总政治部对待部队中知识分子干部问题的指示中，提出了“容”“化”“用”的人才工作思路。想要好好争取科技人才，实现正确的“用”，必然就要先做到“容”，对不同背景的科技人才给以充分的信任和接纳，“容”中又有“化”，通过“化”不断地改造他们、培养他们，最终达到人才尽为我所“用”的预期效果。在这个过程中，还要注意“一切要从大处着眼，不要斤斤于细微末节”，改变方式方法上的生硬、工作上生活上的求全责备以及宗派观点、狭隘心理。在涉及到高深专业知识和技能的问题时，应该保持虚心，不仅不能轻视和干涉“专门家之工作，相反的，应时时注意赞助知识技术高超的专家，信任他们”。在这一工作思路的指导下，科技人才被大力起用。如1941年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建设厅工业局局长赵一峰、国际和平医院院长鲁之俊等6名科技人才被选举或被聘请为参议员，参与边区大政方针的商讨。

       二是为科技人才做好工作积极创造条件，使得他们“有着最广大的活动地盘”，可以一展身手。1939年冬，陕甘宁边区政府创办了从事农业科学技术研究的试验农场——延安光华农场，选调陈凌风等科技人员参与农场的筹建工作。为了帮助开展畜牧兽医的科学研究工作，边区政府多次突破敌人封锁线，辗转引进了一些农作物和蔬菜种子，还有一些优良奶牛、奶羊等重要畜牧品种。1941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又拨款70万元、银行贷款300万元，作为工业方面集资办厂的投资，有力支援了棉毛纺织、造纸、榨油、铁工等工业领域科技人员的工作，等等。

       高度重视“技术人员的优待问题”，保障其无后顾之忧

       这一时期，为帮助广大科技人才解决生活上的后顾之忧，我们党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1941年5月，中央统战部决定当年给文化技术干部另做干部服装，增加津贴三分之一；另办小厨房，增加菜金5元。1942年5月，中央书记处颁布了文化技术干部待遇条例，根据教育背景和工作经验，把专门人才分为甲、乙、丙三类，在生活待遇上，明确规定了对各类技术人才的津贴、伙食、住宿、衣服、书报以及勤务员和马匹等具体保障。其中，甲类文化技术干部每月可领到15元至30元的津贴，伙食以吃小厨房为原则，窑洞可一人独住，每年特制棉衣、单衣各1套，书报由“各机关提出名单交统战部审查通知出版发行部发给之”，还可根据工作需要配备勤务人员和马匹等。

       对于那些有志于研究科学技术的青年学生，我们党也十分关照，不仅“入学后免收学膳宿费”，而且帮助解决其他的生活困难。如1940年9月，延安自然科学院曾召开全体大会，发动互助运动，从生产中解决师生的生活需求，解决棉衣等过冬用品的问题。曾为延安自然科学院学员的林伟在后来回忆道，尽管全面抗战时期的生活很是困难，但是“党中央对科技人员是很优待的。教师们吃小灶一天有半斤白面，每年发套新棉衣”，还能发给学生们铅笔、纸，一周能吃两次肉和一次馒头，这在当时都是非常难得的。

       此外，为激励科技人员更好地开展科学技术创新，各边区政府和一些科学团体还制定了面向科技人才的物质奖励与荣誉授予政策，以激发科技人才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尤其令科技工作者感动的是，毛泽东等领导同志为了筹拨各种科学奖金，常常节衣缩食、捐款相助，极大鼓舞了科技工作者“为边区、为抗战”埋头钻研、勇闯难关的革命热忱，使他们以更饱满的工作热情积极投身于根据地各项建设事业。

       在全面抗战时期，我们党加强对科技人才工作的领导，培养、吸纳、重用了一批懂理论、有技术的科学技术人才，在化学、机械、石油等领域先后涌现出了恽子强、沈鸿、华寿俊、林华、陈振夏等一大批科技人才。在党的充分信任和各项政策保障下，科技人才的革命热情得到了极大的鼓舞，在农业、工业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有力促进了根据地包括经济建设在内的各项事业的发展。伴随着农业技术进步，仅陕甘宁边区，粮食产量就从1937年的111.6万石增加到1944年181.7万石，抗战八年共缴纳公粮达101.39万石；抗日根据地在工业上也实现了从无到有，到1944年7月，已建立了纺织、造纸、兵工、机器制造、炼铁、制革、被服、火柴、肥皂、玻璃、制鞋及基本化学工业等八十余个大小公营工厂。这些成就的取得，不仅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坚强保障，也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未来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的经济基础”。

      （摘编自《党的文献》2022年第4期 王梦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