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故事】

作者：薛舒（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上海市作协副主席）

川沙烈士陵园，位于上海浦东新区川沙新镇华夏东路2575号，原名川沙烈士墓。现安葬着在第一及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为国捐躯和新中国成立后在保卫祖国、抗洪抢险斗争中不幸殉职的烈士共383名。

插图：郭红松

火种正在孕育

王鸣岐终于等来了上学堂读书的日子。那一天，少年身着单薄的衣衫，包袱里装着简陋的笔墨和课本，离开了川沙杨园金光村的家，去到了二十公里外的川沙县两等小学堂（现观澜小学）高级班。他那张已经发出小胡子的四方脸上不可抑制地露出憨厚的笑意。

出生于1897年的王鸣岐已经十五岁，只上了几年私塾。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王鸣岐不想留在家里做一个没有文化没有见识的乡村野小子，他想上学堂，想读书。

1897年，距清政府垮台还有15年，这一年，康有为第五次上书光绪皇帝呼吁改革，指出“变则能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清政府依然不为所动。这一年，处在长江出海口的上海，虽已被西方列强武力开埠50余年，然而黄浦江对岸隶属于松江府海防同知直辖的川沙抚民厅，受到的影响似乎微弱。这一年，王鸣岐出生，父母为他起名“鸣岐”，许是希望孩子的出生能带来吉祥。没有人预料到，这个孩子，未来竟会成为川沙县第一个革命政权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他并没有给父母带来荣华富贵和如意吉祥，未来，父母要承受更多的，是担心，是恐惧，是日复一日等待孩子安然回家的忧虑。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川沙抚民厅改为川沙县。次年，王鸣岐终于进了学堂。这个“大龄”少年从不敢懈怠，他成了班里读书最刻苦那一个。令十五岁少年大开眼界的是，除了课堂与课本，他还能阅读到大量的书报，他投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两年后，十七岁少年考入松江中学，却因家里再也没有供他读书的“闲钱”而辍学，只能回到故乡，在川沙龚路镇明强小学谋得一份教书职业。又是两年后，幸得亲友资助，王鸣岐考入了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

那一年，王鸣岐已是一名二十岁的青年，他发现了一个更辽阔的世界，也发现了前路的迷茫与混沌。接下去的路，要怎么走？在师范学校的图书馆里，王鸣岐看见《新青年》杂志。他分明感觉到，混沌中，一道隐隐的亮光正吸引着他，他像一支待发的箭，默默蓄势。

1919年，五四运动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迅速在中国扩展，王鸣岐即将毕业，他准备以全新的面貌进入社会，做一名新世界的教育者。他打算先从自己的名字下手。这两年，在师范学校学习，王鸣岐每天都能看到刻在石碑上的校训——弘毅，出自《论语·泰伯》。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王鸣岐还想起了“周武王挥剑出岐山”的豪情壮志，这个胸怀大志的青年，为自己改名“毅”，号“剑山”（又名剑三）。

1921年，已为自己改名为王剑山的王鸣岐完成学业，回到家乡，成为川沙顾路镇惠北高等小学的一名教师，并迅速成为川沙教育界的翘楚。不久，川沙师范讲习所创立，王剑山任教务主任，自此，讲习所成为培养新型进步师资力量的摇篮。

星火正在燎原

1924年11月，梧桐树叶还未落尽，秋风乍起的一天，川沙师范讲习所来了一位年轻人，他身着蓝布长衫，高挺的鼻梁上架着一副玳瑁眼镜，消瘦却沉静的脸上带着一股由内而外的儒雅。他向王剑山自报家门：在下林钧，你的老同学，幸会！

王剑山想不起来自己有一位叫林钧的老同学，却见眼前的青年眉清目秀、风度翩翩，一派学者模样，不由心生好感。王剑山请这位“老同学”坐下，一壶清茶，两人交谈起来。

时年，林钧还是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的一名学生，却同时任上海大学附属平民学校的教务主任。细聊起来，王剑山才知道，林钧与自己有“三同”，同岁、同乡、同校。林钧1897年生人，与王剑山同岁。林钧是川沙城厢镇人，王剑山是川沙杨园人，自是同乡。所谓同校，便是多年前王剑山上的那所川沙县两等小学堂，只是，王剑山进校时林钧已毕业两年。后来，林钧考入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去苏州上学；两年后王剑山考入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在无锡念书。同是师范生，亦可称为“同学”，两人一次次擦肩错过，如今却在川沙师范讲习所相遇。

从此，林钧成了川沙师范讲习所的常客，这位刚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个月的年轻的大学生党员，迅速投入了故乡的革命事业。他时常给王剑山带来最新的中国共产党理论刊物，王剑山又一次看见了他在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图书馆里曾经看过的那本杂志——《新青年》，还有，他从未读过的《向导》杂志。林钧还常常带来最新的革命形势，以及王剑山听说过、却未曾透彻理解的一个名词——共产主义。同为教务主任，两位年轻的教育者常常促膝而谈，谈论中国革命的道路，谈论教育者的责任，谈论旧世界的读书人两耳不闻的“窗外事”，谈论一群为真理而付出青春与前程的人，他们的名字叫——共产党。

1925年夏天的一个傍晚，知了在树梢头嘶声鸣叫了一整天，烈日将尽，地面还持续蒸腾着潮湿的闷热。林钧来了，依旧夏布长衫，依旧戴着玳瑁眼镜，依旧一脸沉静儒雅，他朝王剑山走来，面露疲惫之色，镜片后的目光却炯亮。

五卅惨案已发生两个月，作为工商学联合会的主要领导，林钧紧接着参与组织发动了全上海罢工、罢市、罢课斗争，还在南市公共体育场组织召开了一场10万人的反帝集会，林钧被推举为与政府交涉代表之一。

林钧忙于革命斗争，却从来没有忘记驻守在故乡川沙的王剑山。

斜阳透过树荫照在王剑山身上，他向着林钧走去，他看见斑驳的树影落在林钧瘦削的脸上，看见他在微笑，微笑着走到自己面前，而后，伸出了他汗湿的双手：王剑山同志，我以介绍人的名义，同时代表党组织，欢迎你加入中国共产党！

王剑山感觉到了掌心里的热度，以及潮暖的湿度，他不知道是自己的手出汗了，还是林钧的手汗染湿了他的手。两个握住彼此双手的年轻人，从此在“同岁”、“同乡”、“同学”的“三同”之后，又多了一个称呼——同志。

海啸，由千万朵浪花聚集

杨培生去启昌机器厂做学徒的那一年，已经23岁，他在川沙小营房的老家已有妻小，但这份学徒工的营生，是他在纱厂工作的姐夫托人好不容易得来的机会，无论如何不能放弃。杨培生努力，心灵手巧，很快，学徒工成长为熟练的钳工师傅。因为启昌机器厂发生火灾，工人被裁员，1914年底，杨培生去了英国和记洋行所设的祥生船厂下的浦东祥生铁厂工作。技术精湛，老成持重，还是个热心肠，工友们喜欢与他聊家事，谈国事，很快，他成了工人中那个最有威信的钳工领班。

上海从19世纪40年代开埠，随着产业工人越来越多，工人们的反抗精神也渐渐觉醒，为了抗议工作条件恶化和工资不足，他们与资本家斗争，同时，他们的民族精神和爱国热情也在不断迸发。

当王鸣岐满怀豪情改名为“王剑山”，从师范学校回到故乡川沙时，当林钧在川沙一边做小学教员，一边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办起进步刊物时，36岁的杨培生已经是一个有资历、有技术、有觉悟的工人师傅。1919年6月6日，为支持北京学生发起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上海的6万工人举行了罢工。杨培生出现在祥生铁厂400名参加同盟罢工的工人中，他们要求铁厂的大班发电报给当局，释放被押学生，惩办卖国贼，罢工从6日持续至9日。

一个月后，杨培生响应孙中山先生发展实业的号召，发起并参加“钢铁机器业工会”，一种工人领袖的气质已经初具雏形。

1925年6月，五卅惨案刚过去十多天，天气有些闷热，黄梅季已到来。杨培生的妻子周筱发正在发愁，家里六个孩子，大的十六岁，小的还抱在手里，全靠杨培生在铁厂工作的一份薪水，以及大儿子在英美烟厂当童工赚点钱贴补家用。因为罢工，那几个月，杨培生失去了收入，幸而周筱发与孩子们住在川沙小营房，乡下人家，还有几分薄田，勉强糊口。明天就是端午节了，别人家已经在准备包粽子的芦叶和糯米，自己却一筹莫展。芦叶倒是好办，川沙农村，家门外总有几处环绕的水塘河道，水边沼泽里长着茂密的芦苇，往年端午节，周筱发都会去采来，包几个草头干馅儿的粽子，给孩子们打打牙祭。可是今年，家里的米缸已见底，杨培生好多日子没有回家了，她有些担心，杨培生已经在她面前提及多次，罢工还要继续，工友们没有收入维持生活，家里的田，有可能卖掉部分……周筱发知道丈夫在外面闹革命，可是闹革命不是为了活得更好吗？为什么自己的生活，变得愈发捉襟见肘？

周筱发不知道的是，闹革命，是要抛头颅洒热血的。周筱发更不知道，就在这个六月，端午时节，她的丈夫，42岁的杨培生，成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大海正在沉默中蓄积一场海啸，杨培生、林钧、王剑山们奔走街头，他们如同大海中的一朵浪花，随时扑向浪尖的最高处。为着当家做主，为着国家兴亡，为着一场轰鸣的海啸，他们正共同发出竭尽全力的呼喊。

在前线战场，在后方城市

川沙城厢镇人林钧进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习的那一年，距离城厢镇仅有五公里之遥的川沙王港乡暮二村顾家宅里，顾燕出生了。取名“燕”，许是女孩出生的时候，家里的屋檐下正有燕子筑巢安居，也或者，父母希望女儿像燕子一样，带来春天的暖意和花开的气息。谁也不会想到，未来的小燕子，会成为一名新四军战士，被战友们称作“战地春燕”。

1932年1月28日，深夜，凛冽的寒风在窗外呼啸，10岁的顾燕被飞机的轰鸣声和炸弹的爆炸声惊醒。是夜，驻沪日军突然向闸北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起攻击，发动一二八事变。顾燕躲在被窝里不敢动弹，她想不明白，为什么有人要在自己的家门口犯下如此残酷的暴行，为什么中国的土地要被别人践踏？

因为父亲去世，几年前，顾燕随改嫁的母亲离开川沙王港，到上海市区讨生活。平时，母亲与继父外出揽零活养活兄妹六人，顾燕是家中长女，她从小就学会了做家务，照顾弟弟妹妹。可她最喜欢做的事，还是上学堂读书，她活泼伶俐，聪明好学，圆脸上的大眼睛里总是忽闪着好奇的光芒。小学毕业，她考入上海女子中学，却因家中生活艰难，只念到初二，便离开了她最爱的学堂。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日本侵略军向闸北、虹口、杨树浦大举进犯，江浙一带大量难民为逃避日军轰炸，源源不断地涌进上海。15岁少女顾燕和同学自告奋勇，报名参加上海地下党领导的难民救济所的工作。上海市民轰轰烈烈地开展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难民收容救济所成为党的重要阵地，也是地下党培养和输送人才去抗日前线的重要基地。

在难民救济所里，顾燕结识了一群同样年轻的“前辈”。她被“前辈”们强烈的爱国之心深深地感染。什么样的事业才是伟大的事业？顾燕不禁遐想。

1938年1月，寒意料峭，还有半个月就是春节，顾燕悄悄地出发了。这个十六岁的少女已经做好了准备，她要去做那件伟大的事业。那个吸引着她背井离乡毅然前往的地方，叫皖南，那个闪闪发光的伟大的名字，叫“新四军”。

顾燕和同学一起，离开了沦陷的上海，一路辗转，途经温州、金华、兰溪等地，到达皖南新四军总部，已是春节过后的2月。那一天，她成了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八队的一名战士，领到了一套军装、一副绑腿、一条薄薄的棉被、一支步枪、几发子弹，还有一条米袋子以及一双草鞋。从此，16岁女孩开始了她的戎马生涯。

那一年，身为华华中学校长、上海大学同学会总干事的川沙同乡林钧，经八路军驻沪办事处同意，在浦东组建边区民众抗日自卫总团（简称“边抗四大”），同年冬天，“边抗四大”在川沙朱家店伏击日伪军，首战告捷。

那一年，新四军战士顾燕结束了为期八个月的教导总队女生八队的学习生活，在“毕业上前线”的歌声中，奔赴她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新四军军部战地服务团。

1939年5月，林钧组建的“边抗四大”和另一支中共领导的游击队“保卫四中”共同发起潘家泓战斗，围击下乡扫荡的日寇，击毙鬼子数人，俘虏2人。10月，“边抗四大”在宝山县小川沙袭击日军海军陆战队40多人，激战三小时，全歼日军，缴获一批汽车和武器弹药。

这一年冬天，远在皖南的顾燕奉命随陈毅去往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顾燕能歌善舞，她在指挥部服务团里担任编导，负责文艺演出、民运和战地勤务工作，“战地春燕”的名字，就在这里被叫响。

1940年春天，身在上海的林钧按照新四军驻沪办事处的指示，肩负起了更危险更艰巨的对敌策反工作。林钧经常穿行于浦西与浦东之间，有时候，他是一个头戴礼帽、身穿西装的上海商人，有时候，他又化身长衫马褂、手提皮箱的乡下绅士。在浦西，他的身影遍布有轨电车、浦江轮渡，在浦东，他的足迹踏遍星夜阡陌、田埂河道，面对敌人的盘问，总是沉着淡定。丰富的斗争阅历，使他在复杂艰险的统战工作中，游刃有余。

这一年3月，“战地春燕”顾燕站在镰刀斧头的红旗下，举起右手，握拳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两年后，顾燕调任苏中军区司令员粟裕的机要秘书。

这就是顾燕所能理解的最伟大的事业，她正朝着理想的大路奔跑。而这一份事业，在前线的战场上，在后方的城市里，在一处处隐秘的角落，生根，发芽。

迎接解放，哪怕奉献生命

1949年，黎明即将到来。4月，解放军兵临长江北岸，准备渡江南下。大势已去的国民党正准备后路，计划将储存在上海的黄金等财物抢运台湾。4月20日，解放军渡过长江，迫近上海。

暮春，上海街头，黄竞武照例一身西服，提着公文包去上班。他下车，抬手，轻轻梳理了一下本就整齐的头发，压了压心头暗涌的激动，沉住气息，向着他中央银行内的404办公室走去。这几天，解放军开始在他的家乡川沙、高桥等外围打响了“上海战役”，黄竞武与所有上海人一样，早已按捺不住，他们在等待，枪炮声已近在咫尺，上海快要解放了。黄竞武是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先生的次子，这一年，他46岁，任中央银行稽核专员。这位毕业于哈佛大学的经济学硕士，正为上海的解放马不停蹄地奔走。身为上海民建的常务干事，他利用工作之便，根据地下党组织的指示，收集“四行两局”的金融情报，为我党接管上海做准备。“战上海”的日子快要来临了，黄竞武不断向上海的金融界和工商界同仁们传递着消息：“我们要保存国家财产，不让国民党转移。”“如果解放的是一座空空的上海城，怎么养活600万人口”……

4月24日夜，黄炎培先生在北平通过新华广播电台向上海人民呼吁：配合人民解放军，迎接解放。黄炎培的广播谈话，随着电波传遍了上海。那几日，黄竞武发现身后总有鬼鬼祟祟的身影跟随，他知道，自己被特务监视了，处境危险。亲友和同事劝黄竞武离开上海，去川沙的老宅避难。彼时，川沙郊外，农家门口的桃树已花落，油菜籽正孕育饱荚，青麦还未变黄。生活本该如此，黄竞武更可以过得舒适安然，然而，20年前，他从哈佛大学学成归来，又何尝是为了一份安逸享乐的生活？黄竞武拒绝了亲友同事的善意安排，危险时刻，亦是紧要关头，他留在浦西，开始转移民建的机要资料。5月12日，早上，黄竞武照例告别妻子，离家上班。妻子有些担心，却也并未多话，只说了一句：路上当心，再会。这一日，黄竞武再也没有回家。

5月17日，南车站路190号，保密局监狱，黄竞武与难友们躺在牢房里，连日严刑拷打，他身上已是千疮百孔。深夜，特务开始从牢房里提人，每20分钟提走一个，黄竞武默默地数着：一个、两个……六个、七个……他听见了自己的名字：黄竞武！第八个，是了。黄竞武踉跄起身，拖着皮开肉绽的身躯，蹒跚走出牢房。他仿佛听见来自黄浦江吴淞口的枪声，解放军正在上海外围断敌后路，他的家乡川沙，已在两天前解放，攻歼上海市区的战斗很快就要打响……太阳正在升起，他看见了，他宽阔端正却血肉模糊的脸上，仿佛绽开一丝笑意。

1949年5月27日，上海国民党守城部队投降，上海彻底解放。28日清晨，上海市民打开家门，看见满身蒙尘躺在街边的解放军战士。人们涌上街头，挥洒热泪与欢笑，为上海庆祝，为解放庆祝。

被关在提篮桥监狱等地的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相继获释，可是，没有黄竞武的消息。妻子每天都在外面寻找，不祥的预感越来越强烈，那些日子，她只要听说哪个地方挖出了死人，就要跑去看，她希望那些死人里没有她的亲人，可又希望，他在里面，她能找到他。民建的同仁也在寻找，竭尽全力。终于，在保密局监狱的空地里，烈士的遗骸被发现。十三名志士成排躺在土坑里，五花大绑，头套蓝布，口目洞穿，手足残断，指甲俱脱……他，是其中的第八个。1949年6月3日，上海《大公报》发布新闻报道：匪党杀人惨绝人寰，爱国志士被活埋……

黄竞武牺牲后不久，已是中央人民政府副总理的黄炎培写了一篇纪念文章，那是一位父亲对儿子说的话：竞武！你死了，倘若你预知死后八天，上海六百万市民便得解放，全中国四万万七千万人民将先后得到解放，竞武！你虽死得惨，也可以安心了。

黄炎培先生的客厅里摆放着一张黄竞武的遗像，照片的空白处，是黄炎培的亲笔：

我们每一回走过北京天安门，

望见高高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想起千千万万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牺牲生命者中间，

有一个是你。

《光明日报》（ 2022年09月02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