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英烈初心》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革命战争年代，无数仁人志士、英雄儿女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献出宝贵的生命。他们用行动和鲜血践行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生命之歌。

本书通过寻访李大钊之孙李建生、何叔衡之孙何霞飞、陈望道之子陈振新、周恩来侄女周秉德、罗炳辉之子罗新安、杨得志之子杨建华、韩伟之子韩京京、徐海东之女徐文慧、焦裕禄之女焦守云等，还原老一辈革命家、革命烈士的初心和使命。正如本书的序中所说，“这本书是在为初心画像”。

【初心小记】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在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笔下是“伟大的力量”，他短暂的一生一直与青年打交道，是青年的导师，为创办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党而献出了生命。2016年7月1日，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之际，笔者在北京重新瞻仰了李大钊故居，并约访了李大钊的孙子李建生，听他讲述爷爷李大钊创办中国共产党、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和初心。

纪念大钊烈士文二则 之一：信仰的肇始

北大图书馆里珍藏着一份“北大日刊”，这份九十多年前的日刊上刊登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立启事。该研究会由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组织发起，成员有邓中夏、高君宇、刘仁静、何孟雄、朱务善、罗章龙等19人，其中14人成为建党初期的共产党员。

1920年3月31日，李大钊在北大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专门拨了房间作为研究会的活动室，成员们亲切地称之为“亢慕义斋”，“亢慕义”取义于“共产主义”一词的德文音译。要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首先必须做一个马克思的读者，在“亢慕义斋”里，李大钊组织有志青年搜集整理和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著作，他们时而伏案研读，时而走进群众中进行宣讲。

青年毛泽东对于马克思学说的接触，就与这一研究会有极大关系。他曾回忆道：“我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的时候，在李大钊手下，很快地发展，走到马克思主义的路上。看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其中最重要的一本就是《共产党宣言》。”

如今，在北大图书馆依然能看到盖着“亢慕义斋”印章的共产主义文献。“亢慕义斋”的名字把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与中国文明典雅、简洁地结合在一起。2016年7月，笔者曾慕名专程寻访“亢慕义斋”旧址。根据罗章龙等人的回忆，“亢慕义斋”位于北京景山东街2号，斋室内墙壁正中挂有马克思像，像两侧贴有一副对联“出研究室入监狱，南方兼有北方强”。笔者按图索骥，前去寻访旧址。

但如今的景山东街，两侧是成荫的绿树和整齐的民居，并不见“亢慕义斋”任何痕迹，彼时进步青年的身影，早已消逝在老百姓锅碗瓢盆的日常生活中。没找到“亢慕义斋”，笔者索性走进石驸马后宅胡同的李大钊故居。大钊烈士居住在这里的那段峥嵘岁月，见证了“亢慕义斋”的成立和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

李大钊故居的陈设极为朴素，仅有几件简单的家具。遥想过去，1916年，留学归国的李大钊投身到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中，成为这场运动的一名主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李大钊，帮助他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认为只有这一真理才能救中国，由此开始发表大量宣传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19年，李大钊公开阐明“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次年初，李大钊和陈独秀在北京和上海分别着手筹建中国共产党，史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陈独秀写信询问党的名称是否用“社会党”，李大钊回信一锤定音，就叫“共产党”。

当时，李大钊在北大任图书馆主任并兼任经济系和历史系教授，每月有200—240银圆的收入。按当时物价，2银圆即可买25公斤面粉，他本来完全可以过上富裕的生活。但据李大钊的学生张尔岩回忆：“他每天上下班不坐车，中午不回家吃饭时，自带干粮，有时是一张大饼，有时是两个馒头或窝头就点小菜和白开水下肚。他不吸烟，很少喝酒。”李大钊的夫人赵纫兰居然难以应付买米买菜度日的最低开支，直到校长蔡元培知道此事，亲自叮嘱学校会计，每月都要直接给李夫人送去一部分李大钊的月薪，以安排全家度日之用。

原来，据考证，李大钊把一多半薪金交了党费，用于维持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日常活动，以及购买共产主义文献。截至1922年4月，该研究会已有英文图书数百册，报刊上百种，设有英、德、法三个翻译组，出版了中文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等。李大钊的一部分收入还用来资助学生，并经常到工人中宣讲共产主义，给工人买糖果茶叶。这样一来，留下的薪水确实微乎其微。

在白色恐怖下，中共中央为保护李大钊曾通知李大钊等人去武汉成立中央分局，李大钊却回答道：“假如我走了，北京的工作留给谁做？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进入北京后，对共产党员进行抓捕，李大钊也被捕了，随后社会各界人士曾设法予以营救。

李大钊写就《狱中自述》：“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在狱中，敌人对他施以各种酷刑，企图获取更多党组织的信息，但李大钊忍痛作答：“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安步以当车，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民族的气节。”

就义前的李大钊

最后，李大钊从容就义，他在绞刑架前挺直身躯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说：“你们不能因为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牺牲时不满38周岁。在随后的日子，我们的党正如大钊同志所展望的那样，从建党初期的50多名党员发展到今天8900多万党员规模的世界第一大政党，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时期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让世人瞩目的成就。

纵观李大钊一生，他生活清贫，几乎没有任何物质享受，甚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受尽折磨，但我们能说他的一生是不幸的吗？！

幸福产生于人们对美好事物的不懈追求，而信仰表征着对美好事物和崇高价值的追求。马克思曾说过，“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而他也将毕生精力都献给了最壮丽的事业——为了人类解放而斗争！当我们觉得信仰可有可无，甚至为了物质而丢弃信仰时，这也正是我们背离幸福的时候。因此，做一个幸福的人，就要从做一个有信仰的人开始。

【作者简介】

吕其庆，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曾任职中宣部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所采写编辑的稿件获北京市好新闻奖一等奖等多项奖励。著有《英烈门风》（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