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初，蒋介石调集国民党中央军和湘、桂、川、黔、滇等省军阀部队达数十万人马，企图把3万多红军一举歼灭。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根据遵义会议决定，计划率红军从遵义地区出发，在泸州至宜宾段北渡长江。1月19日起，红军兵分三路向土城方向开进，一幕战争史上的精彩大戏悄然拉开帷幕，这正是被毛泽东同志誉为“得意之笔”的四渡赤水战役。此役，红军以弱胜强、出奇制胜，为我们留下了极为宝贵的军事遗产。

一渡赤水，顺势之奇

1935年1月29日拂晓前，红军主力向古蔺、叙永地区前进，计划北渡长江，川军当即以8个旅的兵力分路向我追截，并以4个旅封锁长江，堵住红军北进之路。国民党中央军薛岳兵团和黔军从贵州分路向川南追击，滇军3个旅向毕节、镇雄急进，妄图围截红军。前有敌军沿岸设防，后有追兵就在路上。面对危急战况，毛泽东同志当机立断，一渡赤水剑指国民党军设防空虚的川黔滇三省边界地区扎西，暂缓北渡长江。旨在保存军力，待机歼敌或机动。

尽管遭遇了困局危局，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镇定自若、顺势决策，跳出了思维的困囿，适时改变既定计划。既能把握有利战机，使得红军按建制顺利脱离敌人，又能细研敌我优劣，快速拟制出最有利的方案，不断争取战场上的主动。

二渡赤水，逆思之奇

红军集结扎西之后，国民党军判断我行动方向仍然是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故其调集主力，妄图围歼我军于长江以南、叙永以西、横江以东地区。毛泽东同志认真分析形势后认为，敌人对红军包围圈最薄弱的部分是位于黔北的贵州军阀王家烈部，遂决定利用敌人判断上的错觉，逆向而行、挥师东进，乘敌之虚再返贵州。

2月11日，面对敌军进击扎西的威胁，毛泽东同志出敌不意地指挥红军挥戈东向，重入贵州。贵州军阀王家烈闻讯，急忙调兵向赤水河急进，企图堵击我军东渡。我先头部队于18日快敌一步赶到赤水河东岸，在二郎滩背水迎战，将敌人打得落花流水。18日至21日，我军在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把身后追击的川军等敌甩开，使其堵击、合围我军的企图落空。渡过赤水河后，我军兼程疾进，乘桐梓、遵义地区守敌兵力薄弱之际，发起了遵义之战。24日占领桐梓，25日一举突破地形险峻的娄山关，28日再占遵义。

遵义之战的胜利，体现了逆向思维的优势。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作战不同于人类其他领域的活动，许多情境下并没有可以遵循的先例，只有出奇、创新方能制胜。利用逆向思维筹划作战，能够破除固定呆板的定式思维、正向思维等带来的弊端，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面对国民党军精心构筑的包围圈，毛泽东同志并非执着于北渡长江，而是用逆向思维换个角度分析出敌之薄弱环节，不进反退，赢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三渡赤水，谋势之奇

我军获得遵义大捷后，蒋介石急忙飞到重庆“督战”，并把进攻中央红军根据地的堡垒政策又搬了出来，妄图以堡垒主义与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实行南北夹击，压迫我军于遵义、鸭溪狭窄地区。为此，蒋还电令：“川黔各军不得擅自进退。”毛泽东同志洞察秋毫、将计就计，故意在遵义地区徘徊寻敌，佯装进攻，以诱使更多敌人前来围集，为摆脱敌人埋下了伏笔。

3月5日起，红军以一部兵力依托桐梓、遵义之线的有利地形，吸引川军向东，而主力由遵义地区西进白腊坎、长干山等地区寻求歼敌之机。当敌重新逼近时，为了进一步迷惑敌人，在运动中寻求歼敌机会，毛泽东同志率红军于3月16日突然经茅台第三次渡过赤水河，向古蔺、叙永方向前进，佯作北渡长江姿态。蒋介石以为我军又要北渡长江，急令川、黔、湘等省军阀部队及中央军向我发起追击，又调滇军从毕节截击，企图再次对我形成包围圈。

整个战役中，国民党军的威胁时刻存在，一个3万多，一个超过40万，一个缺少补给，一个齐装满员，红军较之于国民党军力量悬殊极大。毛泽东同志积极谋划营造态势，指挥红军通过持续运动的方式，巧妙地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之间，或声东击西、或释放烟幕、或派出佯兵，不断地制造出虚假状况，并利用电台适时掌握敌情变化，让红军知己知彼，让敌军陷入重重迷雾，无法摸清红军的真实态势，再度赢得主动。

四渡赤水，调敌之奇

三渡赤水后，我军再次进入川南，敌仍然判断我要北渡长江，各路敌军再向川南进击。毛泽东同志当机立断，决定乘敌不备，折而向东，并以一个团伪装成红军主力佯攻古蔺等地，诱敌向西。此时此刻，各路国民党军抓紧时间汇聚，准备在古蔺等地包围红军，却不料我军已秘密神速行动，回师东进。红军于3月21日晚分别经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等第四次渡过赤水河，调头南下，恰好与北上之敌相背而行，于28日突破鸭溪至白腊坎间敌封锁线，31日南渡乌江，兵指贵阳，把追敌远远甩在身后。

作战决策，不仅需要主动谋划营造态势，更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调动敌人，让敌之态势利于我行动。红军在川南渡江受阻后，可谓是进退两难，前面是川军在泸州、宜宾一线布置的“铁板阵”，后面是国民党中央军、黔军、滇军等布置的“口袋阵”。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充分把握敌我态势变化、川黔滇战场环境实情，既不冒险北渡长江，也不消极后退，而是因势利导，把敌人调动到己方设想的位置，如同四两拨千斤般，在进退两难中找出了最为适宜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