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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家华 禹 湘: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坚实支撑

来源:同济医学院关工委编辑录入:OY 2016/10/12 11:48:13 309

来源:《 人民日报 》( 2016年10月12日   07 版) 

  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体现了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清醒认识、对当今世界发展潮流的积极顺应。新形势下,只有坚定推进绿色发展,推动自然资本大量增值,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的增长点、成为展示我国良好形象的发力点,才能实现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人类社会是地球生态系统的子系统。地球生态系统有一定的承载容量,不仅地球上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的总存量存在极限,自然资源的开采利用也受到自然恢复、更新速率的限制。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不能超过地球的生态阈值:当人口增长所带来的社会经济需求超过生态阈值时,经济增长就会受到生态环境的约束;一旦生态环境的刚性约束被突破,生态系统及其支撑的社会经济系统就将走向崩溃。因此,人类发展对资源环境的开发利用存在一个合理的“度”。

  从历史发展阶段和文明形态演变来看,人类社会先后经历了渔猎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而生态环境是决定人类文明兴衰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早期人类社会,文明的形成主要受生态环境的影响。大河流域因水资源丰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适合人类生存,往往成为古代文明的摇篮。此时,人类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有限。在随后出现的农业文明阶段,资源消耗的数量和速度虽有所增长,但仍在生态环境能够接纳吸收的范围内。18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农业文明范式下的低生产力局面,人类物质财富得到快速积累和极大丰富。但工业文明奉行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盲目追求货币收益和利润最大化,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成为阻碍社会文明进步的突出矛盾,导致人类社会发展面临严重危机。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界开始从不同角度对工业文明提出质疑和批判。古典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穆尔和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索洛以及生态经济学家戴利等,都从不同角度思考了增长极限的问题,但至今也没有找到解决西方工业文明根本性矛盾的途径。

  我国在过去一个较长时期,为了提升工业化水平、加速经济发展,采取了比较粗放的发展方式,导致经济发展与环境容量之间、环境质量现状与公众环境质量诉求之间的矛盾不断凸显。现阶段,在人均资源短缺、环境容量有限的条件下,我国已不具备西方国家工业化早期粗放发展的条件,也不能寻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掠夺他国自然资产的增长方式,更不能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如果不摒弃为了“金山银山”而毁坏“绿水青山”的发展方式,不仅难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还将导致生态危机,严重威胁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因此,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凝聚着对人类社会发展史的科学认识,凝聚着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

  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革命性变革。实现这一伟大变革,要求我们超越西方工业文明,拓展绿色、循环、低碳的生产力发展空间和文化发展空间,寻求生态文明范式下的可持续发展与繁荣。我们不仅要顺应自然,尊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边界约束,摒弃违背自然规律的增长方式,使经济发展回归自然容量的范围;而且要积极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以最小的资源环境投入获得最大化产出,实现人与自然、环境与社会、人与社会和谐共荣。这样,人与自然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是相伴相生、彼此促进的关系。更为关键的是,我们要通过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严守生态红线、实行生态补偿、改善生态管理、保障生态安全,充分吸取工业文明的精华,克服工业文明的弊端,迈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境界,不断夯实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制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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