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迪与杨澜

       从作家到中国残联主席这样一个职务的转变，张海迪会改变些什么呢？6月14日东方卫视《杨谰访谈录》告诉了我们答案。

       杨澜：从一个个体劳动者，相对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来到了一个组织机构，你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张海迪：最大的挑战就是让我自己尝试。既然自己担任了这个职务，就该往前走。我来了以后，尽量让自己的语言、习惯、写作、包括与人处世的方式靠近我现在的工作。但是，我觉得工作中其实不要说套话、大话、空话、废话，而要说有用的话，说亲近人的话。残联是个群众团体，它不是一个纯粹的官方组织，不要把自己这个职务当成官做。我们做残疾人工作，一定要做到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要有一种牺牲的精神。

       杨澜：憧憬一下，你的目标是什么？

       张海迪：残疾人，我觉得首先是生存，生存了才能够发展，生存是一个大的主题。在大城市里面，已经有很多无障碍设施，更重要的是有几千万残疾人还需要生存的保障。你捐两万元钱就能帮助残疾人建一所房子，但是两万块钱能够建成什么样的房子呢？看到他们房子的照片，看到那些非常质朴的残疾农民，我真的会流下眼泪。没有担任这个主席的时候，我已经在心里告诉自己了，我会努力，我会和大家一起来帮助你们。

       杨澜：你结婚的时候有没有犹豫过？

       张海迪：不犹豫，我觉得一定要结婚。我的一生，我做过两种决断，一是假如我找不到一个符合我理想标准的伴侣，那我就一生不结婚。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凑合，我就是要等待。我认为我27年的婚姻，非常好。在那个年代，我结不结婚都成为一个公共话题，而且这个公共话题还是要带问号的。有些人认为，海迪说，人生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是索取。那为什么还要结婚呢？

       杨澜：好像是让那个男士来奉献了。

       张海迪：对了，当时并没有以人为本这样的说法，我觉得所谓以人为本，就是给人以尊严，给人生活的自由，给人美好的生活前景，给人创造的这种自由度。

       杨澜：所以你真的不需要对爱人有抱歉的地方。

       张海迪：我没有，残疾女性不要对你爱的人有愧疚。我也在评判我自己的婚姻，真的是跟健康的家庭没有什么两样，就是我坐在轮椅上的不同。

        杨澜：所以像一个普通家庭的婚姻一样，也一定会吵架，吵架的时候你也不让着他吧。

       张海迪：没有，可能就是因为坐在轮椅上会有更大的宽容，对自己，因为已经经历了太多的痛苦，你觉得吵架也没有用，痛苦也没有用，眼泪也没有用，只有微笑，只有把一些不可能变为可能，这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尤其是残疾人的家庭，你要学会平和地处理所有的一切。你也可能有自己的不愉快，但是你可以请你的先生一起来分担，特别是有孩子的家庭。

       杨澜：海伦·凯勒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假如我有三天光明，假如你能够行走呢，你的愿望是什么？

        张海迪：假如让我站起来，我想我会去做饭，因为坐着炒菜，脸上会溅到油。我要发挥我的想像，给我的家人或者我的好朋友做一次特别好吃的饭，所有的好吃的都可以做一点。我希望像很多妈妈一样，在学校门口等我的孩子，他老远地跑过来叫我“妈妈”，我也会问“儿子，今天怎么样”。还有我希望自己能够像很多人一样，跟自己的亲人到没人的地方去走走，挺好的。（摘自6月14日《新闻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