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文章-时政讲坛

诸大建:事先防范风险 事后举一反三

来源:同济快讯 【解放日报】2020-03-24 编辑录入:OY编辑录入: 2020/3/25 10:02:36 204

      中国的大城市得益于人口规模和人员流动性,享受了巨大的发展红利。不过,这种“超大规模优势”却给疫情传播带来了“便利”,甚至转变为“超大规模劣势”。

理性来看,我们需要做的是着力完善城市治理体系和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努力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此次疫情表明,一些城市虽然规模上去了,但治理能力没有跟上来。发展1000万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需要有高超的治理能力和卓越的城市领导力,要事先能够防范风险、事中能够化大为小、事后能够举一反三。唯有如此,超大城市发展才能够避免全局性风险。

更大的政治

疫情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全国上下齐心抗疫,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但在肯定治理体系发挥强大作用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存在的一些不足和短板。

研究表明,面对各种风险,城市治理体系需要实现有预防性的全周期管理,真正把市民的生活质量、生命安全作为最大的政治。从人民生活的源头讲政治,就会在日常管理中扎紧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等篱笆。

从主体分析,应急管理既要上下互动,又要一线作为。上下互动指的是,上层组织应该具有前瞻性,注重“战略型”,有宏观协调能力;一线组织应该具有技术性,注重“战术型”,有前线控制能力。一线作为指的是,允许和鼓励基层组织果断机敏反应,应急管理要重心下移,积极支持专业化力量发挥作用,加强信息沟通、社会合作,确保有效统筹各方。

从过程分析,管理研究上的“三段论”可以提供启发:事情萌芽的时候不能粗枝大叶,以免丧失消灾、防灾的黄金时间;疫情严重的时候不能恐慌悲歌,以免丧失斗志,使事情恶化;疫情终了的时候不能只有庆功而忘了复盘反思,以免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固然要不惜一切代价“救火”,但从源头预防灾难发生应当成为更大的政治。

我们相信关键时刻可以用举国之力打胜仗,但也期望疫情形成一种倒逼,推动完善治理体系,提高超大城市的治理能力。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是高成本事件,如果自上而下机制能够及时防范问题发生,可以大大降低处理突发事件的成本。因此,治理能力不仅要表现在事中,更要体现在事前,要刀刃向内,发现治理体系的软肋,下力气排查快速响应中还存在哪些薄弱环节。

独特的气质

在此次疫情应对和日常城市精细化管理中,上海这座城市具有独特的气质和稳健的表现。这是决策者、专业人士、广大市民“三合一”的结果。

从市民的角度来看,上海人规矩不保守,所以有速度;专业不狭隘,所以有精度;精明不小气,所以有高度;优雅不张扬,所以有风度。这样的一种非正式文化,在疫情防控和城市治理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例如,应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上海市民说不出门就不出门,碰到事情有自律。他们绝不是所谓的利己主义者,而是利他、利己的高素质群体。

从城市的角度来看,上海具有独特的性格和气质。一方面,上海养成了讲规矩、守信用的传统,不会轻易变卦乃至添乱;另一方面,近代以来上海“见多识广”,在大风浪中经历了考验、积累了智慧。无论是决策者、专业人士还是市民,都自觉从这座城市的历史和发展中汲取营养和动力。

提高城市治理能力事关上海长远发展。下一步,要牢牢抓住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目标,真正树立系统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统筹好规划、建设、管理等重点环节,发挥好政府、社会、市场等多元主体力量,着力抓好“老、小、旧、远”难题解决。同时,善于从法律和制度的层面谋求善治,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以精益求精的作风、严而又严的措施守牢城市安全底线。

总之,超大城市治理要画好“工笔画”、像绣花一样精细,以一心为民的真情,切实做到耐心、细心。只有在细微处下功夫、见成效,充分认识、尊重、顺应城市发展规律,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才能走出一条符合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治理新路,做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作者为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

(原文链接:https://www.shobserver.com/journal/2020-03-24/getArticle.htm?id=290196


Copyright©2009-2019同济大学医学院关工委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