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谈话关乎中国七大问题
来源：同济医学院关工委编辑录入：oy 2012/3/8 13:19:05 862
许多人都说过这样的话，“对待历史人物不应该苛求”。这是因为，任何一个人只能做他身处的那个历史时期所“允许”做的事情。这种所谓的“允许”其实就是时代的“限制”或称为历史的局限性。这一点对我们普通人是这样，对具有显赫地位的人也同样适用。不过，当某一历史人物因为其卓越的对实践的感知能力，以及在人生历练中后天培养出的智慧，凭借自已的洞察力形成的某种理性见解，能够长久地为后人所借鉴，那么，这种见解就具有了“相对真理”的成分，这个人也就具有了历史伟人的内质。中国改革之父邓小平就是这样的人，他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就具有这种性质。
2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用南方谈话的精神来观察中国的现状，不仅会“发现”邓小平当年提出的许多应该着力解决的种种问题依然存在；而且还能更深刻地感到中国改革事业的任重而道远。
笔者以为，内容丰富的南方谈话中至少涉及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七大问题，值得今日的中国各级政府和所有关注中国前途的人们给予高度的重视。这七大问题是：
1.解放生产力是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关键环节。市场（包括全球化市场）在促进中国生产力中的巨大推动作用要给予足够的肯定与估量。解放思想这件事包括方方面面，但如何解放生产力是其中最主要最核心的内容。
2.从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到缩小贫富差距，到逐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包括缩小区域经济的差距），必须有序推进。这种有序推进的表现就是要有时间安排与路径选择。
3.打击经济犯罪和惩治政府官员的腐败，即被通俗解读为“两手都要硬”的理念要十分牢固，不能有丝毫懈怠。
4.加强社会管理，解决社会矛盾，把解决社会道德滑坡问题提升到关乎改革性质与改革成败的高度来认识；如果让那些旧中国的沉渣泛起，让我们的周围变成了盗贼横行赌博吸毒的社会，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就毫无意义。
5.最令人不放心和担忧的还是人才培养问题。这其中像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样具有国际水平的科学技术队伍能否代代相传，并且日益壮大，对中国的未来至关重要。
6.中国的思想理论要把握住一些基本关口，否则就会乱。这些基本关口包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包括“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包括“不争论”，也包括“主要是反‘左’”，等等。
7.在国际问题上，一是要抓住机遇，机遇稍纵即逝。二是要大胆吸收人类创造的先进文化成果。当然，作为一生坚信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在他的南方谈话中也对上世纪苏东剧变所引发的信仰危机和信任危机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挫折与反复（包括复辟）都屡见不鲜，不足为奇。就此而下结论，认为社会主义失败了，“哪有这回事！”从这带有点不屑口吻的话里，我们可以看出邓小平是一位视野开阔、并且颇具纵深感的历史乐观主义者。正是这种历史的乐观主义和难能可贵的历史纵深感，才使邓小平能够在上世纪90年代初那段风云突变的岁月，做出了上述那些对中国形势的基本的判断和对未来前途的预测，这极大地稳定了全社会的情绪，也在一定程度澄清了一度混乱的中国思想界，遏制了否定改革开放的逆流。同时也让台港澳同胞海外华人华侨及国际工商界重又拾回了散乱的信心。为打破当时严重的国际封锁，使中国在和平发展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下，早日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大潮，扫清了思想障碍，创造了条件。
【1】 【2】
2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用南方谈话的精神来观察中国的现状，不仅会“发现”邓小平当年提出的许多应该着力解决的种种问题依然存在；而且还能更深刻地感到中国改革事业的任重而道远。
笔者以为，内容丰富的南方谈话中至少涉及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七大问题，值得今日的中国各级政府和所有关注中国前途的人们给予高度的重视。这七大问题是：
1.解放生产力是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关键环节。市场（包括全球化市场）在促进中国生产力中的巨大推动作用要给予足够的肯定与估量。解放思想这件事包括方方面面，但如何解放生产力是其中最主要最核心的内容。
2.从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到缩小贫富差距，到逐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包括缩小区域经济的差距），必须有序推进。这种有序推进的表现就是要有时间安排与路径选择。
3.打击经济犯罪和惩治政府官员的腐败，即被通俗解读为“两手都要硬”的理念要十分牢固，不能有丝毫懈怠。
4.加强社会管理，解决社会矛盾，把解决社会道德滑坡问题提升到关乎改革性质与改革成败的高度来认识；如果让那些旧中国的沉渣泛起，让我们的周围变成了盗贼横行赌博吸毒的社会，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就毫无意义。
5.最令人不放心和担忧的还是人才培养问题。这其中像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样具有国际水平的科学技术队伍能否代代相传，并且日益壮大，对中国的未来至关重要。
6.中国的思想理论要把握住一些基本关口，否则就会乱。这些基本关口包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包括“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包括“不争论”，也包括“主要是反‘左’”，等等。
7.在国际问题上，一是要抓住机遇，机遇稍纵即逝。二是要大胆吸收人类创造的先进文化成果。当然，作为一生坚信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在他的南方谈话中也对上世纪苏东剧变所引发的信仰危机和信任危机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挫折与反复（包括复辟）都屡见不鲜，不足为奇。就此而下结论，认为社会主义失败了，“哪有这回事！”从这带有点不屑口吻的话里，我们可以看出邓小平是一位视野开阔、并且颇具纵深感的历史乐观主义者。正是这种历史的乐观主义和难能可贵的历史纵深感，才使邓小平能够在上世纪90年代初那段风云突变的岁月，做出了上述那些对中国形势的基本的判断和对未来前途的预测，这极大地稳定了全社会的情绪，也在一定程度澄清了一度混乱的中国思想界，遏制了否定改革开放的逆流。同时也让台港澳同胞海外华人华侨及国际工商界重又拾回了散乱的信心。为打破当时严重的国际封锁，使中国在和平发展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下，早日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大潮，扫清了思想障碍，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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