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是一位科学界的巨擘，是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他灿烂的科学人生和感人的人格魅力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日前，钱学森之子、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馆长钱永刚在上海图书馆家风家训系列讲座中，为我们讲述了钱学森的故事。

    今天，我想用讲故事的形式，通过7个故事，让大家了解钱学森是怎么当学生、怎么当老师，又是怎么当领导的。用一句话来说，就是钱学森是怎么做人的。希望从不同的侧面来向大家展示老一辈科学家爱国奉献的人生。
    1、“老师，我不是满分”
    1996年，上海交通大学举行百年庆典，档案馆第一次向公众展出了一份珍贵的档案，引起了很多参观者的好奇和惊叹。这份被任课老师保存了46年的试卷，是钱学森大学三年级时的水力学试卷。虽然纸张泛黄，但卷面整洁，字迹工整，堪比印刷。
    那得从钱学森1929年跨入交通大学校门说起。钱学森以入学考试第三名的成绩从北师大附中考入交通大学。在高中，钱学森接受的是以启发学生兴趣和智力为目标的教育，从不在临考时加班突击，所以平时的考试成绩并不突出。      而交通大学对考试要求很严格，每门课要考90分以上才算优秀。
    一开始，钱学森还像中学时一样对分数并不在意，成绩平平。但是，交通大学有不少来自北师大附中和江苏扬州中学的学生，自发形成了竞争之势，钱学森为给北师大附中争光，全力以赴对待学习，结果学习成绩直线上升。他对自己要求极严，每次考试总是书写工整、干净漂亮，连等号都像用直尺画的一样，各科老师都非常欣赏他，说批改钱学森的试卷简直是一种享受。
    1933年6月24日，一次水力学考试后，任课老师金悫教授把试卷发下来讲评，第一名又是钱学森，而且得的是满分。金教授从讲台上拿起第一份考卷笑眯眯地递给钱学森，周围的同学很是羡慕。而钱学森却满腹狐疑，因为考完试后他就发现自己有一处笔误，将一串公式中的“Ns”写成了“N”。他拿到试卷一看，果然那道题错了，于是他举手报告：“老师，我不是满分。”钱学森指出了自己的笔误，金教授于是把试卷改成了96分，但立刻宣布：尽管钱学森同学被扣掉4分，但他实事求是、严格要求自己的学习态度，在我的心目中就是满分。全班同学都为钱学森热烈鼓掌。
    这份试卷被金悫教授珍藏起来。1979年底，卧病在床的金教授从校报上看到钱学森来上海交大参观考察的报道后，将这份珍藏了46年的试卷捐给了母校。
    2 、“你们谁敢和我比”
    1935年，钱学森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留学。他在学习上游刃有余，但他最不能容忍的是美国人瞧不起中国人的傲慢态度。有一次，他和两个同学去影院看电影，发现身边的美国人把服务员招呼过去耳语了几句，然后那位服务员来对钱学森说：先生，对不起，你们可以换到另一个座位上去吗？原来，他身边的那个美国白人不愿意和他们坐在一起。钱学森非常气愤，愤然离开了电影院。从此，钱学森怀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发愤读书，决心要为中国人争一口气。
    在麻省理工学院，曾经有一个美国学生当着钱学森的面耻笑中国男人抽鸦片、女人裹小脚、不讲卫生、愚昧无知，钱学森听了很生气，立即向这位美国同学发出挑战。他说：我们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比你们美国落后，但作为个人，你们谁敢和我比？到期末看谁的成绩好。
    期末考试时，有位教授出了一些难题，大部分同学都做不出来。他们很气愤，认为老师是故意刁难学生，于是聚集起来去找教授评理。谁知当他们来到教授办公室的门前时，发现门上贴着一张试卷，卷面上的字迹整洁工整，每道题都完成得准确无误，没有任何涂改的痕迹，在试卷右上角，老师写了一个大大的“A”，后面还跟着“+”。这是谁的卷子？大家定睛一看，原来是钱学森的，没想到这位平时不声不响的中国学生竟然有这么大的能耐。从此，同学们都对钱学森刮目相看。
    3、“得给学生们补补基础课”
    1955年，钱学森历经艰辛终于回到了祖国，他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和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的职务。钱学森很清楚，无论是发展科技还是巩固国防，关键在于人才，他始终把人才培养摆在非常重要的地位。
钱学森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一直从事教书育人和理论研究的工作，他回国后很乐意亲自站上讲台当老师。1956年初，力学所没有房子，钱学森就借化学所的房子，办起了工程控制论讲习班，传授最新的科学知识。钱学森的讲习班每周一次课，听课的除了力学所和中国科学院有关研究所的青年研究人员外，还有北大、清华等高校的年轻教师，每次来听课的有200多人。
    起初学员们有点担心，生怕钱学森用英语讲课听不懂。因为大家知道，钱学森在美国生活了20年，一直用英语讲授工程控制论课程。他能在回国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用汉语把如此深奥的工程理论课讲清楚吗？没想到，钱学森在讲台上讲课的时候，操着一口地道的普通话，完全是自己充当翻译，没有夹杂一句英语，令大家非常吃惊。原来，为了讲好课，他花了很大工夫，多次向别人请教英语单词在汉语中的意思，比如“randam”一词，他综合比较了许多人的意见，最后才确定翻译成“随机”。
    更神奇的是，钱学森讲课从不带书，就拿两张纸和一支粉笔，板书写得非常清秀、规范，讲课详略得当、提纲挈领、引人入胜。这个讲习班为我国培养了大批自动化控制方面的人才，日后为中国的航天事业、导弹研制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后来，在钱学森的倡议下，国务院决定在清华大学成立工程力学和自动化两个研究班。钱学森亲自在工程力学研究班讲授“水动力学”。从1958年底到1959年初这段时间里，钱学森每周讲一次课。在当时人才奇缺的国情下，他打破了一个老师带一个研究生的传统做法，用集体培养的办法，较快地培养出了一批研究生。
光办研究班，钱学森还是感到“不过瘾”。1958年2月，一些科学家共同倡议创办一所新型大学，重点培养国家急需的尖端科学技术人才。钱学森也是积极的倡导者之一。1958年6月2日，这所大学被批准成立，校名定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从1958年建校伊始到1970年中国科技大学从北京搬迁至安徽合肥，其间12年，钱学森一直兼任力学与力学工程系（后改为近代力学系）主任。
    钱学森对基础课程如数学、物理、化学要求都很高，尤其是对数学。他说过，力学家的看家本事就是会算。有一次，他问工科毕业的辅导老师：在大学期间做过多少道数学题？得到的答案是300多道。钱学森又问力学系副主任：学生一般要做多少道数学题？回答是340多道。钱学森说：这可不行，中国科技大学应该比一般的工科院校有更高的要求，得给学生们补补基础课。最后，学校决定58级学生晚半年毕业。钱学森选用《工程中的数学方法》一书开了一门课程，半年下来，光数学题就做了3000多道。学生们普遍反映，虽然晚毕业半年，但打好了基础，终身受益。
    4、“我姓钱，但我不爱钱”
    钱学森回国后，在中国科学院享受特级研究员待遇，每月工资为350元。后来他被增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称院士），增加补贴100元——这在当时已经是高薪了。
    1962年，中央号召干部减薪。当时钱学森的日常工作已转到了航天领域，但他的工资关系还在中科院力学所。有一次他无意中听说减薪的事，便主动给力学所党总支书记写信要求给自己减薪，从每月450元减至331.5元。从那以后，钱学森的工资标准直到改革开放时都没有变过。
    在工资收入之外，钱学森还有一些稿费收入。用稿费改善一下生活是天经地义的，但钱学森总是说：我的生活已经可以了，还有许多人更困难、更需要帮助，所以每当有了稿费或者其他收入，他总是毫不犹豫地捐出去。
1957年初，钱学森所著的《工程控制论》获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奖金1万元。当时他响应政府号召，用此款买了国家公债，公债到期，连本带息总共1.15万元。1961年12月，钱学森把这笔钱捐献给了中国科技大学，作为改善教学设备之用。
    凡是与他人合写的文章，钱学森总是把自己的稿费让给合作者。他常对合作者说：我工资比你高，你留着补贴家用吧。在1990年前，钱学森和他人合作著书7部，他把自己应得的稿费14238元全部让给了合作者。
在“万元户”仍是绝大多数人梦想的改革开放之初，钱学森还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一次捐款上百万元。1995年，他获得何梁何利基金首届“何梁何利优秀奖”，奖金100万港元。这笔巨款支票汇到后，他看都没看就写了委托书，授权秘书把钱转交给促进沙漠产业发展基金管委会，支援我国西部的沙漠治理事业。
    5、“责任在我，不在你们”
    当面对失败，科研人员顶着很大的压力时，钱学森非但不会批评他们，还主动把责任承担起来，让科研人员轻装上阵，把精力放在查找原因、解决问题上。
    1962年，我国自行设计研制的“东风二号”导弹升空后不久便解体坠毁，坠落在离发射塔仅600米远的地方，将戈壁滩炸出了一个大坑。导弹总设计师林爽围着这个直径30米的坑直转圈，流着眼泪说：“这个坑是我的，我准备埋在这里。”钱学森完全理解科研人员的沉重心情，他看到负责总体设计的科研人员灰溜溜的，没有批评他们，而是主动给他们减压。钱学森说：如果说考虑不周的话，首先是我考虑不周，责任在我，不在你们。你们只管大胆地研究怎样改进结构和实验方法，其他的事不要去想。
    钱学森的一席话卸下了大家的心理包袱，工作积极性一下子被调动起来。很快，失败的原因找到了，主要是发动机、控制系统出了问题。通过这次教训，钱学森提出要把故障消灭在地面，这成为我国航天事业的一条重要原则。
    6 、“我看现在应该画句号了”
    钱学森一生对荣誉看得很淡，一心只想如何为国家和人民多做一点事。当荣誉来临时，他的态度十分冷静和谦虚。
1991年，钱学森80岁。这一年，他担任主席的中国科协也进行了换届，从此，钱学森退出了所有一线科技工作。为了表彰他对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贡献，中央酝酿授予他“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模奖章。整个筹备过程并没有告诉钱学森，因为知道他会坚决反对。当一切准备就绪，10月10日这一天，有关领导才把决定告诉了钱学森。既然中央已经决定了，钱学森只好表示服从。
    颁奖仪式举行后的一天，钱学森指着宣传他的报纸对秘书说：“这件事也要适可而止。这几天报纸上天天说我的好话，我看了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想，这件事难道就没有不同意见吗？”秘书如实告诉他，确实也听到一些不同意见，说怎么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都落实到钱学森一个人身上了呢？钱学森立即说：“很多人都在各自岗位上为国家的科技事业做贡献，不要因为宣传钱学森过了头，伤了别人的感情，影响到了别人的积极性。所以，我看现在应该画句号了，到此为止吧。请你马上给那些报纸和电视台打电话，叫他们从明天开始，把宣传我的稿子统统撤下来，不要再宣传。”
    7、“称我为‘导弹之父’是不科学的”
    钱学森晚年坚持“七不”，即不题词、不写序、不参加任何科技成果评审会和鉴定会、不出席“应景”活动、不兼荣誉性职务、上年纪不去外地开会、不出国访问。一位中央领导曾经感慨，一个人要做到这几点真是不太容易！其实，钱学森一生坚持的原则，远不止这七个“不”。
    1956年10月8日，钱学森被任命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但为了集中精力思考和解决导弹研制中的重大技术问题，钱学森主动提出辞职。3年后，国务院又任命钱学森为该研究院副院长，从此钱学森只任副职，专注于研究我国国防科技发展的重大技术问题。1986年，钱学森当选为中国科协主席，那还是在方毅、杨尚昆、邓颖超等人出面做工作的情况下才勉强干了一届。正如钱学森自己所说：“我是一名科技人员，不是什么大官。那些官的待遇，我一样也不想要。”
    对于自己被称为“导弹之父”，钱学森说：“称我为‘导弹之父’是不科学的，因为导弹卫星工作是大科学，是千百万人大力协同才搞出来的，光科技负责人就有好几百，哪有什么‘之父’。”钱学森对自己所完成的工作的态度是“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我个人只是恰逢其时做了自己应做的工作”。
    钱学森，1911年12月11日出生于上海市，祖籍浙江省杭州市。1938年至1955年，钱学森在美国从事空气动力学、固体力学和火箭、导弹等领域研究，在28岁时就成为世界知名的空气动力学家。1955年10月，钱学森终于冲破种种阻力回到祖国。回国后，他和钱伟长合作筹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并出任该所首任所长。不久后，他就全面投入到中国的火箭和导弹研制的工作。
    钱学森在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技术科学领域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2009年10月31日，这位被誉为人民科学家的科学巨擘走完人生历程，溘然长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