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创作就是开垦，那么吕其明——这位中国乐坛的风云人物——则用一辈子耕耘着音乐这片沃土。他谱写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红旗颂》《城南旧事》《庐山恋》传唱不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最近，他又携新作《使命》登上国家大剧院，举办《把心交给祖国——吕其明作品专场音乐会》。烽火的洗礼让这位十岁从军的“烈士之子”殚精竭虑六十载，化家国情怀为世纪佳作。

　　《铁道游击队》不用洋腔洋调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每当听到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 人们眼前就能浮现电影《铁道游击队》中游击队员扒火车、打鬼子的场面。和着旋律，许多老年人、青年人甚至小孩都能情不自禁地跟着哼唱。

　　可是很少有人知道，这样一首被中国几代人传唱的歌曲，在起初的《铁道游击队》小说和剧本创作中是不存在的。

　　创作这首歌时，吕其明刚从部队转业到上海电影制片厂进行电影音乐创作。他回忆：“《铁道游击队》的文学本和导演本都没有这首歌。单从作曲角度考虑，我觉得英雄主义的表现在《铁道游击队》里是充分的，但展示游击队员们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的篇幅却很少。所以，当时我就跟导演提出来，可不可以增加一些歌曲，导演欣然同意了。”

　　虽然有了导演的支持，电影的配乐创作还是遇到了分歧。有人提议写成雄壮的进行曲；有人提议写成抒情曲；还有人提议像苏联影片那样，拉着手风琴，浪漫……而从炮火与硝烟中一路走来的吕其明却坚持认为游击队员不过是“身穿便衣，头扎白毛巾，手里拿着大刀，最多拿一支套筒枪，扎着子弹袋”的老百姓，所以绝不能把那种洋腔洋调强加在这些绝大多数“不识字”的土八路身上。

　　经过一番琢磨，他决定采用民歌风格进行创作。但他没有在现成的民歌基础上改编，而是根据自己多年对民间音乐的理解重新创作。因此，最终展现在世人眼前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虽采用了地道的山东风格，但又找不到任何一首民间音乐曲调作为原型。

　　“创作这首歌只用了一天。”吕其明回忆。后来，这首酣畅淋漓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一炮而红，成为吕其明的成名曲。半个世纪过去了，歌里的轻快与铿锵、革命浪漫情怀与英雄主义依然久久回荡。

　　《红旗颂》中有父亲的影子

　　吕其明有与众不同的童年，他10岁随父参军，人称“红小鬼”。后来吕其明的父亲吕惠生，因叛徒出卖而被捕，时年43岁慷慨就义，临刑前赋诗一首“忍看山河碎，愿将赤血流。烟尘开敌后，扰攘展民猷……”

　　父亲为国捐躯，给吕其明日后的音乐创作烙下了血色印记。1956年，吕其明内心浓烈的家国情怀得到了抒发的机会。在第六届“上海之春”音乐会举办前夕，上海音协党组会成员因节目需要，一致决定由吕其明赶写一篇名为《红旗颂》的作品。拿到这篇“命题作文”，吕其明回忆的闸门便打开了——当年战斗生活的往事和在红旗下成长的回忆涌上心头：他决定以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为历史背景，歌颂红旗、歌颂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回忆起《红旗颂》，吕其明动情地说：“血染的战斗红旗和天安门的胜利红旗，在我的脑海中形成了一个伟大崇高的形象。凡是有战斗的地方，都有红旗在飘扬。而红旗又是千千万万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这时，他想到了父亲，也想到了自己：“我父亲是一名烈士，红旗上也有他的鲜血。我在红旗下长大，战斗和生活的经历让我对红旗充满感情。”

　　内心的澎湃催促着吕其明落笔。伴随着激动的泪水，《红旗颂》诞生了。真挚的情感和刻骨铭心的回忆让吕其明乐思泉涌，仅花了7天便一挥而就。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这曲红色经典成为我国音乐舞台演奏率最高、广播电视播放次数最多的音乐作品之一，几乎在每次国庆阅兵都会被演奏，并在2004年被评为20世纪世界华人音乐经典。

　　《使命》是对革命历程的深切感受

　　改革开放以前，吕其明的音乐创作主要关注工农业和革命战争题材。改革开放后，吕其明尝试了题材、形式和风格等多个方面的创新。

　　1982年吕其明为电影《城南旧事》创作的音乐就是他风格转变的一部标志性作品。在这首乐曲中，他紧紧把握住影片“淡淡哀愁、沉沉相思”的艺术基调，在写作技巧上精心雕琢，最终凭借这首配乐获得“金鸡奖”最佳音乐奖。新时期的吕其明走出了一条影视音乐创作的新路。此后，他还创作了《庐山恋》《子夜》《雷雨》等一大批影视音乐作品。

　　2011年，吕其明接受了为迎接建党90周年文献纪录片《使命》谱曲的邀请。老骥伏枥的吕其明历时四年，五易其稿，最终完成《使命》。2015年，《使命》列入国家艺术资金资助项目。他说《使命》是“作曲家对中国革命历程的一往深情和深切感受”。“一往深情”四个字的分量，很多年轻人可能无法体会，却是这位历经了戎马岁月、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老战士的真挚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