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04月22日08:36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人民网理论频道4月22日电  （万鹏 沈王一）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同志曾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人民民主的旗帜，不断保证和发展人民当家作主。今日，人民日报理论版刊登三位权威学者解读文章，就如何看待民主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进行深入探讨。我们将其精彩部分摘编如下，以飨读者。

植根中国大地的民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 房宁

 中国的历史和基本国情深刻地决定和影响着中国的政治制度。历史环境、现实国情，为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起点和基础；满足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需要，是推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决定性因素。

 “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中国要后来居上，就不能跟在西方发达国家后面亦步亦趋，而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从民主政治的角度看，国家权力集中是中国民主道路的重要特征。西方有人将其称为“威权主义”的重要表现。其实，这与所谓“威权主义”根本不同，最大的区别在于目的不同：中国对国家权力的集中是为了集中资源、统筹安排，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有效推进国家现代化，增进人民福祉、实现人民幸福，而不是为了一人、一党、一集团的私利。

 中国民主实践的首要内容是保障人民权利，但人民权利的实现和扩大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权利是一种历史现象，权利的实现是一个渐进过程。一些国家在发展民主政治过程中历经坎坷，一个重要原因是权利的扩大超过了制度和体制的承载能力，出现“权利超速”现象。

 民主政治建设一旦失误，后果严重，甚至难以补救。而经过试点加以实施和推进，通过循序渐进的探索找到科学正确的方法，可以有效分散风险，规避整体风险和颠覆性风险。经过多年探索，中国形成了试点推进和问题推动的重要改革经验，成为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策略。

 民主意味着寻求和建立实现人民主权的民主形式、政治制度。然而，无论历史还是现实中，探索建立适合需要的民主形式都不可能一帆风顺。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之路也是如此，其发展受到自身条件和国际环境等诸多客观因素的限制和约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积极稳妥地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应分层次扩大有序政治参与，重点发展民主协商，加强权力制约和民主监督。

契合中国文化的制度安排——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郑永年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了社会经济利益多元化的格局。同时，在政治体制变革上，中国逐渐发展出内部多元主义的制度安排。

 内部多元主义的政治安排既反映出今天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也呈现出这一体制的文化特征。“大一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在西方，帝国解体之后便是一个个独立的国家。在中国历史上，尽管分分合合，但“分”不是终极目标，“分”的目标仍然是“合”。“大一统”并不是说利益的一元化，相反，“大一统”通过内部多元而得以持续发展。如果实行外部多元主义，这个“大一统”就难以为继。从这个视角看，需要对中国的政党制度作出一种文化解释，而不能简单地把中国的政党理解为西方专注于选举的政党。中国的政党和西方政党所包含和传达的文化含义有很大不同。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了社会经济利益多元化的格局。同时，在政治体制变革上，中国逐渐发展出内部多元主义的制度安排。内部多元主义主要表现为三个相关的政治过程，即开放、竞争和参与。

 如果不开放，一种政治制度就必然表现为排他性和封闭性，而缺少包容性。这种开放性，在西方是通过外部多元主义即多党政治实现的，每一个社会群体都试图找到能够代表其利益的政党。在中国，是依靠内部多元主义实现的。

 在很大程度上，西方民主的本质是通过定期选举解决政治精英的选拔和变更问题。而中国共产党则在内部形成党内民主与党内集体领导制度，使得中国政治制度具有强大的政策动员能力，能够实现政策的及时变化。

民主的“飞来峰”不易成功——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 杨光斌

 民主还是一种利益分配机制。当一个国家的蛋糕还没有做起来就开始分配时，对众多参与者而言，无疑是一种零和博弈。

 有序的竞争性选举不但需要法治传统、经济发达这样的历史条件，还需要“同质化文化”这样的现实社会结构为基础。

 相对于竞争性选举这一民主形式，更重要的是民主条件，甚至可以说民主的条件比民主形式本身更重要。

 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移植而来的竞争性选举是典型的“飞来峰”，既没有发达经济为基础，也没有法治制度和文化为支撑，结果形成一种“无法的民主”。没有法治的民主绝不会比其他类型的政体更可爱，因为法治是约束权力的，不受约束的权力是危险的。而且，没有法治文化而徒有法治形式，法治依然不能保护民主。 

 有效的政治制度必须根植于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结构之中，否则只能把一个国家推上不归路。不同的国家可能有政党制度、代表制度、大众民主等共同的政治形式，但并不意味着会有相同的国家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