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中央医院给首长看病
来源：同济医学院关工委编辑录入：oy 2011/10/6 9:04:11 2522
来源：《文汇报》2011年10月5日第3版 （由厉仁玉老师推荐、提供）
毛主席和中央医院的医生们（从右至左为毛泽东、小儿科主任侯健存、院长傅连暲、
内科主任毕道文、妇产科主任金茂岳，左一为主治医生谢一斋）
康克清与中央医院的女医生、护士在毛主席的窑洞前合影（前排右二康克清，
右四延安保育院院长丑子冈，后排右二助产师黎平，右三医生何奇，右四护士长郁彬，江青摄)
季明，1914年生于四川，1938年奔赴延安，是延安中央医院首批护士，曾为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等担任保健医生。今年8月23日，97岁的季明在北京医院去世。4个月前，她接受采访，讲起24岁那年“离家出走”的往事。
旗袍领子里缝着八路军介绍信
1937年，中共中央随红军主力迁入延安。这个民主抗日根据地，成为进步青年向往的革命圣殿。那时，季明甚至还不知道中国有共产党，她一心想要打鬼子，便提了一只木箱离家出走——
1937年，中共中央随红军主力迁入延安。这个民主抗日根据地，成为进步青年向往的革命圣殿。那时，季明甚至还不知道中国有共产党，她一心想要打鬼子，便提了一只木箱离家出走——
我出生在四川开县一个小地主家庭，家境比较富裕，从小吃饭穿衣都有佣人伺候。1938年，我正在开县高中读书，很多东北人在“九一八”事变后逃难到四川，他们宣传东北形势，控诉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唱歌、演话剧呼吁抗日。学校里有一位姓宋的先生，他看到我们几个同学积极要求抗日，就找我们分别谈话。他说只有延安才是抗日救国的地方，但延安到处是荒山，走路无平地，老百姓穷得一辈子洗三次澡，你们去了吃的穿的都会远不如现在，你们能不能吃苦？我说，能吃苦，为了打鬼子什么苦都能吃。
宋先生没有说明他在教师之外的身份，后来我才明白，他应该是地下党组织成员，那时我都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只是一腔热情要抗日。
我和两个女同学一起上路。我随身只带了一只木箱，装了几件衣服，一条毛毯。整个路程都是徒步，实在累了就雇滑竿轿子坐一会儿。走到宝鸡，两个同学受不了苦，说在后方也一样可以抗日，劝我也回家，我说我一定要去延安。我一个人从宝鸡走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拿到去延安的介绍信。介绍信必须藏好，我想了个办法，把信缝在旗袍的领子里。就这样，我坐敞篷车到延安，下车后又走了十几里路才到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命名“中央医院”，为群众服务
在季明刚到延安的时候，当地原本只有一所边区医院，1938年秋，日机狂轰滥炸，该院被迫迁往安塞。缺医少药成了延安的大难题，在中共中央部署下，延安中央医院于1939年11月成立。医院最初定名为“中央干部医院”，毛泽东不太同意，他说，叫“干部医院”，那老百姓有病看不看呢？我看，还是叫“中央医院”好，面向延安和边区党政军民，为群众服务。季明被选为第一批护士，分配到内科。
中央医院第一任院长傅连暲
我们第一批护士有16人，每天除工作8-10小时之外，下午2点到4点上业务课，晚上6点到8点上政治课。工作不久后我当上了内科护士长。1941年，我被评为特等劳模，全院只有我一个，中央奖励了我一件延安自纺呢料衣服。
中央医院的环境和设施十分简陋。病房和手术室用炭盆来取暖，卫生用品和医疗器械都要反复消毒多次使用。有个别刚到延安不久的医生，还曾因医院的医疗器械奇缺，感到无法开展工作，找院长大吵大闹过。但经过一段时间的熏陶锻炼，医护人员都学会了如何在艰苦的环境下治病救人。
整个山坡布满了一层层的土窑洞，医院在第13层，那时年轻，身体好，虽然天天只有小米饭吃，连菜都没有，但上上下下爬几次13层也不觉得累。医院人手不足，我们护士什么工作都干，给病人喂饭梳头，打扫病房卫生。手术用过的血纱布我们拿到河里去洗，洗完交给消毒科放进蒸锅消毒。医疗器械更匮乏，有限的器械都是宋庆龄等民主人士帮忙募集的，病人轮流使用，针头针管也是用完一次消毒后再给下一个病人用。这在现在是不可想象的，当时没有办法。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延安封锁加剧，任何物资都不可能进入延安，医院只好让延安兵工厂制造医疗器械。由于食品和物资严重匮乏，毛泽东发动延安的军民，自己生产，丰衣足食。对医护人员来说，大生产的任务更重，不仅要让自己吃饱，还要让病人吃好。
我们不但不领工资，每年还要上交一石二斗米的公粮。男同志在山上种小米、锯木头，女同志种蔬菜、纺棉花，每人都有规定的任务量。此外，还要拾马粪，割青草，卖了赚钱好买粮食。那时延安没有多少马，马粪都不好找，每天下了班，见到马我们就跟在马屁股后面走，它拉一坨，我们捡一坨。
延河边的爱情
1942年，季明与江西籍长征干部罗日运结婚。当时延安的男女比例是8：1，组织上十分热衷安排长征干部与城里来的女学生相识结婚，贺龙与薛明，邓小平与卓琳，都是当时的经典“成功案例”。
我和罗日运相识缘于他来看病，来了好几次。后来有同志叫罗日运抓住机会。也有不少人给我做工作。就这样在人们撮合下，我们俩好上了。我工作非常忙，平均一两个星期能见上一次，一起到延河边散步。延河边随处可见一对对的情侣，延安的青年都在那里约会。
一年多以后，我俩结婚了。延安太艰苦了，我有个女同事生完孩子，根本喝不到牛奶，费尽周折能搞到点羊奶。生完孩子马上又去工作，孩子在家里没人照看，头皮被老鼠咬了个洞，实在可怜，看到这种情况我就打定主意不在延安要孩子。我们的儿子是在1953年出生的，那时我们已在北京工作。
婚后我们也是一周见一次。平时我要住在医院，20个护士睡在一张大通铺上，我是护士长，4人一间。罗日运当时的级别相当于现在的部长，有自己的房子和办公室，有秘书和厨师，能吃上土豆和馒头，在延安算是很好的伙食。我每周末回来一次，下班到罗日运那里都是深夜，赶不上晚饭。星期一早上天一亮我就要返回医院，早饭也顾不上吃。其他干部都说，季明真奇怪，罗日运的伙食这么好，她却不吃。他们不知道，我是真没有时间吃。
毛泽东交待不许搞特殊
据后来统计，中央医院妇产科在延安8年接生的孩子有3000多个，其中包括毛泽东的女儿李讷。1940年7月，江青来到中央医院妇产科住院待产。毛泽东特别对医护人员交待，绝不许江青搞特殊化。
当时是毛主席送江青来的，他把我们这些医生护士叫过来说，你们照医院的规矩干，不要以为是我老婆给她优待。她要搞特殊化，你们就跟我报告，不报告你们就不是党员。其实江青确实没搞什么特殊，要搞特殊也没法搞，医院条件实在太艰苦了。
江青住院期间，毛主席几次来看她。有一次，石昌杰副院长代表大家反映说：“医院附近山上的某单位安装了一台发电机，噪音很大，影响医院工作和病员休息，医院多次反映了意见，仍没有得到解决。”
主席说，等江青出了院，我给你们解决。之所以要等江青出院才解决，是因为毛主席怕人家以为江青搞特殊。江青在延安不得人心，有点张扬，会骑马，演员嘛。不少老同志讨厌她。
江青出院后，山上那台发电机果然搬走。一个多月后，中秋佳节，主席住的枣园里收获了枣子，他请我们这些照顾过江青的医护人员开茶话会，吃枣喝茶，又请大家吃饭，庆祝李讷满月，并对医护人员表示感谢。
杨家岭三个重病号：刘少奇、彭德怀、任弼时
为筹备召开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从1942年底开始，在抗战前线和国统区工作的中共中央领导陆续回到延安，住在杨家岭。毛泽东找延安卫生部领导谈话，说这些首长多年在前线打仗，条件艰苦，身体都很差，请组织一个医疗组，给首长检查身体治疗疾病——
那时延安已经开始整风运动，医疗组只选了我和斯大林派来的阿洛夫，别人都不敢派，怕是特务。
到杨家岭后，最先见到任弼时，这才知道我的任务。任弼时告诉我，政治局书记处首长18人，前方首长10人，我负责配合阿洛夫，给这些人检查身体。在这20几位首长中，有3人是重病号：彭德怀在前线拉了10年痢疾，没有药，一直吃石灰水；刘少奇肠子下坠，每天只能吃点稀饭，已经拖了很长时间没医治；任弼时长年患心脏病，过去也没好好治疗过。
彭老总是最难做工作的，他忙得很，又要开会，又要指挥前方，天天看地图看文件。我只好去找他的警卫员商量，一旦彭老总休息，马上叫我去。有一次，在警卫员帮助下，我趁彭老总休息的20分钟终于逮住他，做常规检查后，请他给我一些大便样本。彭老总感到不好意思，说：“季明同志，这个太脏了吧，真是辛苦你啊。”我劝慰他说，我就是做这个工作，不要紧的。
在为任弼时检查身体的过程中，我和他的夫人陈琮英成为好朋友，我俩几乎无话不谈。大生产时中央领导也和普通干部群众一样有生产任务，任弼时有心脏病，不能纺线，陈琮英一人要纺两份，我一到礼拜天就去帮她，边摇纺车边聊天。
1943年夏天，周总理从重庆回到延安，我每天都去他所在的窑洞——周总理身体很健康，我是去给邓大姐看病。总理每次见我都会热情地打招呼：“季明，你给大姐治疗很辛苦啊！”我说周副主席这是我应该做的，他马上说，以后不要叫我副主席，叫我恩来同志。
毛主席和中央医院的医生们（从右至左为毛泽东、小儿科主任侯健存、院长傅连暲、
内科主任毕道文、妇产科主任金茂岳，左一为主治医生谢一斋）
康克清与中央医院的女医生、护士在毛主席的窑洞前合影（前排右二康克清，
右四延安保育院院长丑子冈，后排右二助产师黎平，右三医生何奇，右四护士长郁彬，江青摄)
中央办公厅送马给我饯行
季明在杨家岭工作了3年。1945年8月，抗战胜利，罗日运即将被派到东北搞战后接收工作。当时江青看中了季明，点名要她作自己的私人保健医生。有同志好心提醒季明，给江青作保健医生恐怕不容易，她的脾气“难伺候”。刚好季明也想和罗日运一起去东北，趁势向中央提出要和丈夫一起北上，得到首长们的支持。
临行之前，每位首长和夫人都送了我纪念礼物，蔡畅大姐送了一块延安呢料，彭老总给我包了一大包奶粉，让我在路上冲水或者干吃。任弼时说，季明同志3年来工作这么辛苦，中央办公厅送她一匹牲口（即马）作为纪念。那时候有匹牲口可不容易，去东北那么远的路，普通战士都是徒步行军。一路上，我和罗日运的牲口都是和同志们轮流骑。
到东北局之后，转搞群众工作，后来又在东北的几个工厂担任军代表和厂长。这时，离开家已经近10年，生活终于安定下来，就给家里写了第一封信。
我把信寄给叔叔，因为父母死得早，叔叔婶婶给了我很多照顾，还教我读书、做家务。可我不知道，叔叔在几年前就已经去世了。小叔叔有一天去邮局取自己的信，无意间发现有个信封上写着我死去叔叔的名字，他把信拿回去，家人拆开一看，惊喜地说：“哎呀，她还活着呀，我们还年年给她‘供果’呢！”
摘自 《文史参考》2011年第18期 作者：李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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